（通州段運河遺產點永通橋；中國青年網通訊員 李元 攝）
隋唐時期，幽州成為中原王朝東北部邊郡地區的重要城市，這在北京城市史上是一個重要發展階段。隋唐以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改變，中原王朝與東北民族的政治交往融合與矛盾鬥爭成為國家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北京地區因處於雙方對峙與交往的前沿，其政治軍事上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這是推動北京城市發展的外部因素。隋唐大運河的開鑿使幽州與中原地區聯繫在一起，政治和經濟、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幽州成為中原王朝東北方的重要城市，為北京最終成為都城埋下伏筆，這是北京城市進入全面發展的新時代。
一、隋唐大運河的開鑿過程
隋煬帝即位後，為了漕運便利和東伐高麗的需要，利用天然河道及舊有渠道開鑿了以洛陽為中心溝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運河，南通餘杭(今杭州)，北達涿郡(今北京)。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通濟渠自板渚開始，經開封、杞縣、睢縣、永城、宿州、靈壁、泗洪，至盱眙入於淮水。淮水以南則自山陽(今準安)利用古代邗溝，南至江都(今揚州)入於長江。大業六年(610年)為東巡會稽(今紹興)，開鑿了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這就是江南運河。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北巡，發現高麗欲與突厥結盟之後，決定討伐高麗。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決定以幽州作為討伐高麗的軍事基地，為了便利漕運以供遼東軍，“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深郡。”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在涿郡薊城營建臨朔官。據《隋書·閻毗傳》載，隋煬帝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大業七年(611年)二月隋煬帝北巡涿郡，“乙亥，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同年五月，隋煬帝命名征伐各地民夫及軍士輸送軍需物資，“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裡，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大業八年(612年)正月，征伐遼東大軍集於涿郡，總數113萬，號稱200萬，徵遼大軍從薊城出發，軍隊行進長度前後長達數百里。百萬大軍匯聚涿郡，大量軍需物資也需要運至幽州，所需要的勞力人數更多，《隋書》稱“其饋運者倍之”，由此判斷從事軍需物資供應的人數應多達200多萬人。此後於九年三月，十年三月，隋煬帝又兩次東征高麗，糧草均經永濟渠運往涿郡，薊城是當時最重要的軍事物資供應基地。根據記載，當時“城中倉庫山積”，置留守名將鎮守，數萬兵眾屯駐。《日唐書・羅藝傳》記載：“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
唐初，唐太宗也發動了征討高麗的戰爭，仍以幽州作為後方軍事基地。貞觀十八年(644年)開始準備伐遼事宜，七月，“敕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又命太僕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唐太宗患令韋挺負責運糧之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十一月，大軍會集於幽州。次年，唐太宗自洛陽出發，到達幽州，“(貞觀十九年)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大饗軍……十一月癸酉，大饗軍於幽州”。唐高宗第一次征討遼東以失敗告終。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準備再度征伐高麗，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江南諸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各載糧米兵員，分自河、海北輸幽、平諸州。唐代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陳子昂隨建安王武攸宣東討契丹，上書言軍國機要時說道：“江南、江淮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充納軍糧”，來自江淮等地的數千艘船將本年租米自洛陽直接轉運到幽州薊城，必定利用永濟渠進行運輸。
二、隋唐大運河対幽州的政治和軍事職能的促進作用
永濟渠的開通，在隋初以及唐初征伐高麗的歷次戰爭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不僅將大量軍隊運送到前線，而且大量的軍事後勤物資也通過運河運到薊城等地。水路適合長距離、大噸位物資的運輸，這是農業社會陸路運輸所無法比擬的，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欲東征高麗，即有人指出水路運輸的益處，“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唐杜甫《後出塞》詩之四：“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也說明了永濟渠對於軍事糧草運輸的重要作用。隋朝末年，羅藝鎮守幽州，憑藉幽州城防堅固，物資儲備豐富，有力地保衛了幽州的安全，“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官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略，……(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
軍事行動與漕運關係十分密切，明王瓊著《通漕志略》引用南宋呂祖謙的話說：“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常視兵多少”。永濟渠的開通，使得中原地區的物資能夠順利運輸至幽州地區，這為隋唐幽州軍事職能的擴張奠定了良好基礎。正是基於此，幽州薊城在隋唐時代發展成為北京地區重要的軍鎮，幽州成為經略東北的軍事重地。唐初，在“緣邊鎮守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統軍戎”，幽州是五大總管府之一，成為鎮御一方的政治與軍事指揮中心。開元年間，幽州轄區不斷擴大，其所領州縣擴充到整個河北道，薊城是整個河北地區的軍政中心，“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幽州薊城不僅是幽州地區的中心城市，也是各個時期總督府、大總管府、都督府及大都督府的駐地。唐代范陽節度使掌督所轄八郡軍事，臨制契丹與奚，統領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九軍中有四軍分佈在幽州地區，駐軍規模較大，且配有騎兵，軍事戰鬥力較強。經略軍駐紮幽州城，兵三萬人，馬五千四百匹；威武軍駐紮檀州城，兵萬人，馬三百匹；清夷軍駐紮媯州城，兵一萬人，馬三百匹；靜塞軍駐紮漁陽，兵一萬六千人，馬五百匹。這四個城市的兵力配置可以側面反映出城市等級及其重要性，其中幽州薊城最重要，其次為薊州，再其次則為檀州和媯州。其餘五軍則分佈於幽州南部地區，且駐軍規模較小。
三、隋唐大運河開通對幽州城市規模和經濟文化方面的促進作用
永濟渠的開鑿，主觀上是為徵遼東便利漕運，輸送糧草，客觀上將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區與中原地區和日漸富庶的江淮地區連接起來，形成一條重要的溝通南北經濟的紐帶。隋末時，大運河已經是“商旅往來，船乘不絕”。到了唐代，大運河的作用更加顯著，唐代詩人皮日休說：“隋之疏淇(永濟渠)、汴(通濟渠)，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之外，復有淇、汴，北通深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經濟文化交流直接促進了幽州城市規模的擴大和人口增加，使幽州在隋唐時期成為一座大城。
1. 幽州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的擴大
隋唐幽州無論在行政層級上，還是在人口規模上都成為區域內首屈一指的大都會。隋唐時代，幽州薊城是一座城防堅固的大城。根據記載，唐代幽州城的城垣規模宏大，呈長方形，南北略長，方圓約24裡(今裡)。唐代沒有關於幽州薊城人口的確切資料。但是，根據宋代使臣路振《乘軺錄》記載，遼南京城沿用唐代的幽州城，城中有二十六坊。唐制，“兩京及州縣之廓內分為坊，郊外為村、裡及村坊，皆有正。”坊方圓約4裡，坊內居民約五百家。若按唐代人口極盛時計算，幽州城內26坊共有居民1萬戶，6.5萬人。若加上3萬經略軍及其家屬，幽州城市人口當在10萬人以上。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管理也有了新的變化。781年，唐政府在幽州城置都縣，“管郭下西界，與薊分理”，幽州城出現了雙附郭縣的設置，這是幽州城市人口規模擴大的直接反映。
2. 幽州城市經濟和文化職能的增強
隋唐大運河的開鑿將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區與中原地區和日漸富庶的江淮地區連接起來，形成一條重要的溝通南北經濟的紐帶，密切了中原與幽州地區的政治經濟聯繫，刺激了薊城經濟職能的提高，為薊城城市地位的不斷提升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隋唐時期，幽州城市經濟十分繁榮。大運河的開鑿使全國各地的貨物能夠順利運抵薊城，同時幽州地接蒙古與東北，各種畜牧產品也能夠彙集於此，成為重要的邊地貿易市場。
在經濟職能增強的同時，北京地區城市的文化職能也大大提高了。史載“幽燕自古多豪俠之士”，“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並雲。”到了隋唐時期，情況稍有改觀，《隋書》修於唐初，在《隋書・地理志》關於涿郡的記載中，有一段評論，其中這樣記述：“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為比也。”社會風俗的變化反映了社會的進步，也促進了北京地區城市的文化職能的提升。“唐興，官學大振”，幽州深厚的文化傳統和隋唐以來科舉取士制度的推行，促進了地方教育的發展。國家在中央設置國子監，下設國子、太學等七學，各州置州學與醫學，縣置縣學。按照唐代制度，幽州城內應該設有都督府學與醫學，還有幽州州學與醫學，薊與與幽都二附郭縣應設有縣學。幽州城顯然是幽州地區官學與生員最多的城市，自然也就成為了北京地區的文化中心。此外，各州縣的官學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如檀州，“素無學校，機(指韋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述。”《光緒順天府志》也記載密雲縣學：“唐貞觀十一年，檀州刺史韋宏機建。”
四、隋唐大運河對幽州周邊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
隋代南北大運河開通之後，北京地區運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因漕運而興起。根據《宋史·河渠志》記載宋遼邊境的塘濼曾雲：“東起乾寧軍，西至信安永濟渠為一水”，“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為一方。”而《太平寰宇記》霸州破虜軍下條：“永濟河自霸州永清縣界來。”此處，破虜軍即指信安。《太平寰宇記》幽州安次縣下記：“本漢舊縣，東枕永濟渠。”可見，永濟渠應該是從信安經永清、安次，然後到達涿郡。隋在沿永濟渠附近置通澤與豐利兩個城市，應當與漕運有關。豐利和通澤兩縣設置於大業七年，據《太平寰宇記》記載：“隋大業七年徵遼，途經淤河口，當三河合流之處，割文安、平舒二邑戶，於河口置豐利縣。隋末亂離，百姓南移，就是城。唐貞觀元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遂廢文安城，仍移文安名，就豐利城置文安縣，即今理也。”貞觀元年，豐利縣省併入文安，文安遷至原豐利城，此後，文安縣治所未有變動，可知隋代豐利縣治所即今文安縣城。既然隋煬帝途徑淤河口並置豐利縣，可知永濟渠一定經過今文安。另外，隋煬帝還在今永清縣城西設置通澤縣，“隋大業七年，於今縣西五里置通澤縣，隋末廢”。隋煬帝設置豐利、通澤兩縣與其北上徵遼的時間吻合，且都位於永濟渠附近，顯然這兩個縣的設置與永濟渠有密切關係。永濟渠是重要的軍事物資補給通道，保證漕河運輸暢通是朝廷的頭等大事。借鑑後世金代事例，金朝實行潞水漕運後，曾確定運河沿線州縣負責治理漕河事務的制度，“(泰和)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於己，多致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為名，奸弊百出。於是遂定製，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銜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堤岸”。隋時，安次縣至文安縣之間距離約70公里，永濟渠經過這裡，並且眾多河流在此交匯，堤防維護、水道疏浚等工程均需朝廷進行有效管理，而二者中間地段距離遙遠，管理不易，因此，這兩個縣的設置很可能是出於維護永濟渠河道以保持漕運暢通。今人研究多以為永濟渠利用潞水，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隋煬帝在經潞水北上，卻在距離潞水很遠的永清縣一帶設置通澤縣，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結合《太平寰宇記》對永濟渠的記載，可以斷定永濟渠北段系經文安、永清、安次一線抵達薊城，並沒有利用潞水。
五、結論
北京從一個邊鎮城市最終轉變為統一國家的都城，其起步正是始於隋代南北大運河的開通。自隋唐以後，北京城市興衰起伏和繁榮發展均與大運河息息相關，正是在大運河的哺育下，北京城市才不斷成長和壯大，最終成為統一國家的都城。梁啟超認為，大運河的開鑿對北京城市發展變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轉換之機，皆在於運河”，北京城市地位的提升正是大運河通航以後所帶來的直接結果。他指出，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政治地位僅僅與蜀、閩、南粵相當，在全國政局中無足輕重，而在大運河開通後的數百年裡，北京逐漸發展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隋唐大運河將北京與中原地區和江南地區連接起來，貫通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而南北一統之基礎，遂以大定。此後千餘年間分裂者不過百餘年耳。而其結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趨繁盛，北京南京兩大都，握全國之樞要，而吸其精華”。
今日的京杭大運河，是在隋唐大運河的基礎上修建而成，如今仍舊在發揮著巨大的經濟和文化功用。作為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隋唐大運河對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精神培育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所蘊含的文化精神成為全體人民的寶貴文化財富。“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保護隋唐大運河文化遺產，弘揚運河文化精神，不僅能夠帶給我們文化自豪感，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而且能夠振奮精神，鼓舞人心，成為社會經濟發展持久而深厚的文化源動力。
作者：陳喜波 北京物資學院大運河研究院教授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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