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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去一處賞櫻，一定是醍醐寺
By 沈寅 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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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自古就是賞櫻勝地，圖片來源：醍醐寺官網）
從京都坐JR至山科轉乘市營地下鐵線，不到20分鐘抵達醍醐寺站，繼續步行至醍醐寺，還得走上一段不短的路。櫻花時節，地鐵站出口有接駁巴士接送遊客往返寺院。也可以選擇步行，走著走著，起初路上游客並不多，不禁疑竇叢生，是否走錯了方向？待接近寺院時，突然另一番景象，遊客如百流入海，從四面八方湧來，進入寺院時已是人山人海。日本流傳一句話——如果只去一處地方賞櫻，那一定是醍醐寺。
早在平安時期，醍醐寺就流傳“花之醍醐”的美名，而後，更因為豐臣秀吉的“醍醐花見”讓醍醐寺盛名遠播。慶長三年(1598年)春，已經走到人生盡頭的豐臣秀吉在醍醐寺舉辦大規模的賞櫻會。據說戒備森嚴，只有秀吉的妻妾及後宮女人們參加，相比昔日北野大茶會時無限風光，此時的秀吉已體弱衰微。在賞櫻會上，據說秀吉還吐出了一句：“要是千利休還活著的話……”這已是千利休切腹七年之後，走到人生終點的秀吉是追憶故人？是感慨往昔？亦或是後悔？已無從得知。這一年八月，秀吉去世。
醍醐名園
（醍醐寺仁王門處櫻花盛開如粉色煙霞一般）
日本櫻花景點、名園甚多，每一處皆有特色。如京都的東寺，以一株參天高聳的千年垂枝櫻而聞名。醍醐寺櫻花相關的景色挺多，最先是兩排染井吉野櫻，豐盛的淺粉色，往仁王門走，地勢漸高，花越厚重，抬頭一看，遠處宛若瀰漫在半空中的粉紅色煙霞，遮天蔽日。除染井吉野櫻外，醍醐寺也有垂枝櫻，幾人高，紅色枝蔓低垂，層層疊疊，不得不用碗口粗的竹杆支撐著。河津櫻、山櫻、八重櫻……一路遊園賞櫻，一路遐想當年秀吉賞櫻會，估計和現在也差不多。千百年來，醍醐寺沒什麼改變，加固修葺也維持原來面貌。就像寺內那條土路，春雨後初霽，地上泥濘，也沒見寺院將泥地換成水泥路。
醍醐寺1994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寺中五重塔、金堂、三寶院皆是日本國寶。所謂日本國寶、重要文化財，是日本對於有形文化遺產的認定，緣於20世紀初日本國力落後，文物外流海外，日本頒佈法律，規定“國寶”不允許出國，以保護文化遺產。而後，國寶、重要文化財的認定，也從文物擴展至建築、庭院等。
三寶院是公元1115年，醍醐寺第14代座主勝覺所建，後因兵荒而廢，1598年秀吉為“醍醐花見”又重建。三寶院內庭院和大多數日本庭園不太相同，只能在表書院建築內觀賞庭院，無法步入其間遊玩，蓋因庭院在表書院的一側，如一長幅繪卷，涵蓋三段小瀑布、亭榭、池塘、島嶼、山石等景觀，從庭院一端緩步走到另一端，光影變化中彷彿走過了一個世紀。
有人曾分析，為什麼日本的庭院源頭在中國，可觀賞庭院的方式卻大相徑庭？中國賞園在於遊，如杜麗娘般的遊園，看看荼靡花看看金魚，看看假山水池，而日本的庭院許多隻適合靜觀，從室內往外看，就像在看一張碩大無比的天然的相片。原因據說是起居習慣，中國原來也是席地而坐，隨著凳子的傳入，人們坐在凳子上，又從凳子上邁開腳步走了出去，就會想去遊園，而韓國、日本，則依舊保留席地而坐的生活習慣，所以寧可坐在榻榻米上觀賞。最早的凳子，也就是李白《靜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的“床”，也稱“胡床”，從西方傳來的一種馬紮，可以摺疊的。
（東寺五重塔內的密造佛像，圖片來源：東寺官網）
醍醐寺另一“國寶”五重塔，建造時間更早，於平安時代醍醐天皇敬祈冥福而於朱雀天皇時動工建造，在村上天皇的天曆五年(951年)完工。它是京都府下最古老的建築物，內部壁畫被認為是日本密教繪畫的始祖。除建築部分，醍醐寺的收藏文物曾集結為一場“日本醍醐寺藏佛教文物展”，來過上海博物館。當然，醍醐寺也和大多數日本佛寺一樣，自帶一座小型博物館，也就是所謂的“珍寶館”。遊人參觀佛寺時，可以一併參觀。
從唐密到真言宗
（由空海設計的立體曼陀羅，圖片來源：東寺官網）
佛教東傳日本，基本上是兩條途徑，最早從大陸傳向朝鮮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再傳向日本。另一條途徑，則是通過遣隋、唐使跨海直接從中國大陸取經，重要的事件，一是鑑真東渡，一是空海、最澄入唐求法。
醍醐寺就和空海有關，由空海的徒孫聖寶，於公元874年創建。空海是日本傳奇僧人，也就是《妖貓傳》的那個日本和尚，他與另一位僧人最澄就像一對“怨侶”。他們同一年隨遣唐使入唐。最澄年長空海7歲，自幼出家，被桓武天皇派遣入唐；空海是“富二代”，原本走仕途，後被佛法感召流浪修行，自行跟隨遣唐使入唐。最澄與空海到中國後機遇不同，最澄在中國總共呆了8個月就回國了。而空海則整整學了兩年，先是在長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侶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而後從青龍寺惠果大師，惠果大師是不空大師的嫡傳弟子，為密教第七代祖師，他為空海灌頂並傳承了大阿闍梨的地位。
（最澄回國後即受到朝廷認證，以比叡山為大本山的天台宗）
最澄回國後即受到朝廷認證，以比叡山為大本山的天台宗，比叡山就在京都的東北部。有一種說法，東北部屬於“鬼門”，因此，京都建都時特意在比叡山建佛寺來鎮壓冤魂。比叡山的歷史感顯然不是京都城裡那些後來建造的，精雕細工的佛寺神社可以相比。比叡山曾被織田信長火燒過，蓋因僧人太多，有錢有勢，資助織田信長的敵對方，惹惱了信長，一把火燒了。
（比叡山分東塔、西塔和橫川三片區域，西塔區域有一處釋迦摩尼信仰的佛寺，倒是日本不多見的）
（比叡山曾被織田信長火燒過）
空海運氣並不好，他回國時桓武天皇已去世，而且，當時的規定是，“自費生”遣唐需學滿20年才能入京。空海顯然不夠20年，於是只能暫時生活在京都外。直到公元809年，嵯峨天皇時，空海才進入京都，定居高雄山，也就是京都西北部。高雄山是賞楓的名山，有高雄三山之稱。
空海能夠嶄露頭角也多少因為最澄，但最終兩人還是因為各種原因而疏遠，有傳聞最澄的弟子去向空海學法後不回惹怒最澄等。平安時期日本較貴族化，佛教多在權貴階層中，真言宗廣受歡迎，縱使最澄成名在前，已是當時佛教掌舵人，也不得不向空海借閱學習密教經典。神護寺至今還收藏有空海時期的佛寶。
日本所說的密教，並不是中國大陸流行的藏密，而是唐密，也就是唐代密宗。週一良在《唐代密宗》中寫道：“善無畏在公元716年達到中國，稍微他獲准翻譯隨身帶來的經典，由此，他成為中國首位密宗大師。金剛智在善無畏後不久來華，他的門徒不空金剛在後來使密宗成為了唐代重要宗派之一。”空海求法的惠果，乃不空的傳法弟子。由此看來，由空海傳去日本的真言宗確實是唐密的正源支流。
不過，如週一良所考，“不空金剛卒於公元774年，其後密宗逐漸衰落。除了日本求法僧在日誌中提到的幾個名字外，我們不知道更多的大師了……當日本僧人成尋於公元1073年訪問（宋）神宗宮殿時，他發現了許多隻能是屬於密宗的神像，密宗就整個宗派而言卻再也沒有繁榮，甚至為世所棄”。待元代時，藏密興起，唐密只在日本真言宗一息尚存。昔日，上海靜安寺恢復唐密道場，也是由方丈持松法師三次東渡日本學習密法、購得法器，才將失傳千年的唐密金傳回中國。
日本的“真言宗”，和藏密還是有一定區別的，日本一向是將密教氛圍雜密和純密，雜密指原始佛教以來，片片斷斷所說的咒法之類的東西；而如《大日經》、《金剛頂經》之類具有體系性、總和性說法的是純密。據此去對比藏密，藏密通常採用四分法：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事部講說有關儀式的作法等，而行部是外在儀式作法的同時，加上內在的冥想；瑜伽部是講說自我與絕對者的合一；無上瑜伽部更發展了瑜伽部之說，並著重身體、生理性因素的冥想。比對來看，事部相當於日本雜密；行部屬於日本純密中的《大日經》等；瑜伽部屬純密中的《金剛頂經》；無上瑜伽部也屬於純密，包括了中國及日本未傳、或部分的《秘密集會瑜伽》。從佛教歷史發展去看，事部、行部和瑜伽部形成於六七世紀，而無上瑜伽部則晚，傳到中國的密教只到第三階段的瑜伽部，而藏密則特別重視無上瑜伽部。
中國消失的，都在日本
（空海大師開闢高野山，如今遍佈佛寺）
（高野山中的墓園內，滿是日本歷史名人）
（高野山內庭院）
瞭解了關於日本佛教以及日本密宗發展的源流，再看佛教文物，比較容易把握。如，對於“真言宗”來說，最基本的著眼點是空海，空海興建的佛寺，一是京都東寺，公元823年，東寺被下賜給弘法大師，成為真言密教的道場；另一處是高野山金剛峰寺平安時代的弘仁7年（816年），空海在此修行，建立了真言宗總本山金剛峰寺。空海歸日後曾在京都高雄山神護寺呆過一段時間，並在此舉行金剛界灌頂、胎藏界灌頂，因此神護寺也是日本真言宗的重要陣地。
（拾階而上，神護寺山門高高在上，對於遊客也是一番體力的考驗）
（神護寺內滿滿是厚厚的苔蘚）
（古樸的神護寺）
（神戶寺山林幽靜，秋季一場雨後，樹葉滿地，紅色楓葉黃色銀杏）
（神護寺內不動明王造像，顯示神護寺和密宗的淵源）
（神護寺處處都是歷史感）
（除了釋迦摩尼造像，寺外還遍佈繪有釋迦摩尼本生紀的佛畫故事）
不難發現，與空海相關重要的佛教文物，或者說，空海從中國大陸帶回日本的文物，基本都收藏在這些佛寺。延續著空海的足跡，遍尋佛寶也成為遊日的一條有趣線索。兩界曼陀羅——胎藏界曼陀羅、金剛界曼陀羅，原本已不復見，而如今能見到的是摹本，其一收藏在東寺，另一收藏在神護寺灌頂堂。又如空海帶回的真言諸祖圖像，代表真言宗發展的“族譜”，由唐代李真所繪金剛智、善無畏、不空、一行、惠果五祖，加之補作的龍猛、龍智二祖像，皆收藏於東寺。空海還在東寺講堂中搞了一個“立體曼陀羅”，由大日如來為中心，圍繞著五大菩薩、五大明王、四天王、梵天、帝釋天共21尊佛像組合成的“陣法”。
（金剛界曼荼羅，東寺藏，圖片來源：東寺官網）
（金剛界曼荼羅，東寺藏，圖片來源：東寺官網）
醍醐寺是空海徒孫聖寶所建，從文物傳承上看，展品中有一件《大日經》開題，是來自空海親筆抄錄唐代僧人一行所著二十卷《大日經疏》擇要摘抄的親筆草稿。從密宗法物上看，醍醐寺所藏大部分是對空海在東寺所做之複製或延續。比如五大明王像、快慶造不動明王座像、閻魔天、帝釋天等造像，很顯然是模仿、傳承了東寺講堂“立體曼陀羅”中諸明王諸天的造型。頭戴寶冠雙手結拳智印的大日如來像，也因襲自東寺。
觀看佛教文物的意義，可能在於，通過觀察比較這些佛教文物，可以感受到佛教藝術樣式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由於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在長時間內不斷改造而形成的。如今，這些不同時期的佛教文物放在一起同時觀看，那種感受，就好像在觀看一幅歷史長卷。
另一方面，意義還在於許多佛畫題材、樣式來自中國，但在中國大陸卻“失傳”了。如鎌倉時代的《文殊渡海圖》，源自中國五代時期興起的五臺山“新文殊”題材，為兩宋時代日本帶回傳佈；又如平安時期《訶梨帝母像》，其題材樣式和臺北故宮博物館藏五代時期《大理國梵像圖》相似；還有《五秘密像》，為“五秘密法”本尊法像，也被用於修“理趣經法”，中國大陸唐密一度失傳，無法修行此法自然也就無此像之題材樣式，其實，兩界曼陀羅也屬於此類情況。
當然，真言宗相關的佛教藝術、法物、文物外，因醍醐寺與豐臣秀吉有一段關係，故而也有一些相關文物。如《醍醐寺賞花詩箋》，來自“醍醐花見”上秀吉與家人、近臣等以醍醐寺為主題寫的和歌詩箋集。還有一件秀吉心愛的“大金碗”——不難讓人聯想到秀吉的“黃金茶室”，但此黃金天目盞並非來自黃金茶室。日本藝術家、作家赤瀨川平原曾因參與NHK電視臺《通往國寶之旅》拍攝，得以在醍醐寺親手把玩過這隻黃金天目盞，他在《千利休：無盡的前衛》一書中記錄當時的情景：“手感的確是堅硬的金屬，可是重量比碰上去要輕。表面雖很堅硬，手感卻很柔和。”他覺得奇怪，詢問之下才發現，原來是木胎包金。“我覺得自己佔了便宜。對這隻金茶碗的感觸，僅靠眼觀，無從得知，必須親手撫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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