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专栏 > 沈寅的专栏 > 如果只去一处赏樱，一定是醍醐寺
如果只去一处赏樱，一定是醍醐寺
By 沈寅 2018-04-16
马蜂窝旅行家专栏出品 | 已有989人阅读
（醍醐寺自古就是赏樱胜地，图片来源：醍醐寺官网）
从京都坐JR至山科转乘市营地下铁线，不到20分钟抵达醍醐寺站，继续步行至醍醐寺，还得走上一段不短的路。樱花时节，地铁站出口有接驳巴士接送游客往返寺院。也可以选择步行，走着走着，起初路上游客并不多，不禁疑窦丛生，是否走错了方向？待接近寺院时，突然另一番景象，游客如百流入海，从四面八方涌来，进入寺院时已是人山人海。日本流传一句话——如果只去一处地方赏樱，那一定是醍醐寺。
早在平安时期，醍醐寺就流传“花之醍醐”的美名，而后，更因为丰臣秀吉的“醍醐花见”让醍醐寺盛名远播。庆长三年(1598年)春，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丰臣秀吉在醍醐寺举办大规模的赏樱会。据说戒备森严，只有秀吉的妻妾及后宫女人们参加，相比昔日北野大茶会时无限风光，此时的秀吉已体弱衰微。在赏樱会上，据说秀吉还吐出了一句：“要是千利休还活着的话……”这已是千利休切腹七年之后，走到人生终点的秀吉是追忆故人？是感慨往昔？亦或是后悔？已无从得知。这一年八月，秀吉去世。
醍醐名园
（醍醐寺仁王门处樱花盛开如粉色烟霞一般）
日本樱花景点、名园甚多，每一处皆有特色。如京都的东寺，以一株参天高耸的千年垂枝樱而闻名。醍醐寺樱花相关的景色挺多，最先是两排染井吉野樱，丰盛的浅粉色，往仁王门走，地势渐高，花越厚重，抬头一看，远处宛若弥漫在半空中的粉红色烟霞，遮天蔽日。除染井吉野樱外，醍醐寺也有垂枝樱，几人高，红色枝蔓低垂，层层叠叠，不得不用碗口粗的竹杆支撑着。河津樱、山樱、八重樱……一路游园赏樱，一路遐想当年秀吉赏樱会，估计和现在也差不多。千百年来，醍醐寺没什么改变，加固修葺也维持原来面貌。就像寺内那条土路，春雨后初霁，地上泥泞，也没见寺院将泥地换成水泥路。
醍醐寺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寺中五重塔、金堂、三宝院皆是日本国宝。所谓日本国宝、重要文化财，是日本对于有形文化遗产的认定，缘于20世纪初日本国力落后，文物外流海外，日本颁布法律，规定“国宝”不允许出国，以保护文化遗产。而后，国宝、重要文化财的认定，也从文物扩展至建筑、庭院等。
三宝院是公元1115年，醍醐寺第14代座主胜觉所建，后因兵荒而废，1598年秀吉为“醍醐花见”又重建。三宝院内庭院和大多数日本庭园不太相同，只能在表书院建筑内观赏庭院，无法步入其间游玩，盖因庭院在表书院的一侧，如一长幅绘卷，涵盖三段小瀑布、亭榭、池塘、岛屿、山石等景观，从庭院一端缓步走到另一端，光影变化中仿佛走过了一个世纪。
有人曾分析，为什么日本的庭院源头在中国，可观赏庭院的方式却大相径庭？中国赏园在于游，如杜丽娘般的游园，看看荼靡花看看金鱼，看看假山水池，而日本的庭院许多只适合静观，从室内往外看，就像在看一张硕大无比的天然的相片。原因据说是起居习惯，中国原来也是席地而坐，随着凳子的传入，人们坐在凳子上，又从凳子上迈开脚步走了出去，就会想去游园，而韩国、日本，则依旧保留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所以宁可坐在榻榻米上观赏。最早的凳子，也就是李白《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的“床”，也称“胡床”，从西方传来的一种马扎，可以折叠的。
（东寺五重塔内的密造佛像，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醍醐寺另一“国宝”五重塔，建造时间更早，于平安时代醍醐天皇敬祈冥福而于朱雀天皇时动工建造，在村上天皇的天历五年(951年)完工。它是京都府下最古老的建筑物，内部壁画被认为是日本密教绘画的始祖。除建筑部分，醍醐寺的收藏文物曾集结为一场“日本醍醐寺藏佛教文物展”，来过上海博物馆。当然，醍醐寺也和大多数日本佛寺一样，自带一座小型博物馆，也就是所谓的“珍宝馆”。游人参观佛寺时，可以一并参观。
从唐密到真言宗
（由空海设计的立体曼陀罗，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佛教东传日本，基本上是两条途径，最早从大陆传向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再传向日本。另一条途径，则是通过遣隋、唐使跨海直接从中国大陆取经，重要的事件，一是鉴真东渡，一是空海、最澄入唐求法。
醍醐寺就和空海有关，由空海的徒孙圣宝，于公元874年创建。空海是日本传奇僧人，也就是《妖猫传》的那个日本和尚，他与另一位僧人最澄就像一对“怨侣”。他们同一年随遣唐使入唐。最澄年长空海7岁，自幼出家，被桓武天皇派遣入唐；空海是“富二代”，原本走仕途，后被佛法感召流浪修行，自行跟随遣唐使入唐。最澄与空海到中国后机遇不同，最澄在中国总共呆了8个月就回国了。而空海则整整学了两年，先是在长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侣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而后从青龙寺惠果大师，惠果大师是不空大师的嫡传弟子，为密教第七代祖师，他为空海灌顶并传承了大阿阇梨的地位。
（最澄回国后即受到朝廷认证，以比叡山为大本山的天台宗）
最澄回国后即受到朝廷认证，以比叡山为大本山的天台宗，比叡山就在京都的东北部。有一种说法，东北部属于“鬼门”，因此，京都建都时特意在比叡山建佛寺来镇压冤魂。比叡山的历史感显然不是京都城里那些后来建造的，精雕细工的佛寺神社可以相比。比叡山曾被织田信长火烧过，盖因僧人太多，有钱有势，资助织田信长的敌对方，惹恼了信长，一把火烧了。
（比叡山分东塔、西塔和横川三片区域，西塔区域有一处释迦摩尼信仰的佛寺，倒是日本不多见的）
（比叡山曾被织田信长火烧过）
空海运气并不好，他回国时桓武天皇已去世，而且，当时的规定是，“自费生”遣唐需学满20年才能入京。空海显然不够20年，于是只能暂时生活在京都外。直到公元809年，嵯峨天皇时，空海才进入京都，定居高雄山，也就是京都西北部。高雄山是赏枫的名山，有高雄三山之称。
空海能够崭露头角也多少因为最澄，但最终两人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疏远，有传闻最澄的弟子去向空海学法后不回惹怒最澄等。平安时期日本较贵族化，佛教多在权贵阶层中，真言宗广受欢迎，纵使最澄成名在前，已是当时佛教掌舵人，也不得不向空海借阅学习密教经典。神护寺至今还收藏有空海时期的佛宝。
日本所说的密教，并不是中国大陆流行的藏密，而是唐密，也就是唐代密宗。周一良在《唐代密宗》中写道：“善无畏在公元716年达到中国，稍微他获准翻译随身带来的经典，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位密宗大师。金刚智在善无畏后不久来华，他的门徒不空金刚在后来使密宗成为了唐代重要宗派之一。”空海求法的惠果，乃不空的传法弟子。由此看来，由空海传去日本的真言宗确实是唐密的正源支流。
不过，如周一良所考，“不空金刚卒于公元774年，其后密宗逐渐衰落。除了日本求法僧在日志中提到的几个名字外，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大师了……当日本僧人成寻于公元1073年访问（宋）神宗宫殿时，他发现了许多只能是属于密宗的神像，密宗就整个宗派而言却再也没有繁荣，甚至为世所弃”。待元代时，藏密兴起，唐密只在日本真言宗一息尚存。昔日，上海静安寺恢复唐密道场，也是由方丈持松法师三次东渡日本学习密法、购得法器，才将失传千年的唐密金传回中国。
日本的“真言宗”，和藏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日本一向是将密教氛围杂密和纯密，杂密指原始佛教以来，片片断断所说的咒法之类的东西；而如《大日经》、《金刚顶经》之类具有体系性、总和性说法的是纯密。据此去对比藏密，藏密通常采用四分法：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事部讲说有关仪式的作法等，而行部是外在仪式作法的同时，加上内在的冥想；瑜伽部是讲说自我与绝对者的合一；无上瑜伽部更发展了瑜伽部之说，并着重身体、生理性因素的冥想。比对来看，事部相当于日本杂密；行部属于日本纯密中的《大日经》等；瑜伽部属纯密中的《金刚顶经》；无上瑜伽部也属于纯密，包括了中国及日本未传、或部分的《秘密集会瑜伽》。从佛教历史发展去看，事部、行部和瑜伽部形成于六七世纪，而无上瑜伽部则晚，传到中国的密教只到第三阶段的瑜伽部，而藏密则特别重视无上瑜伽部。
中国消失的，都在日本
（空海大师开辟高野山，如今遍布佛寺）
（高野山中的墓园内，满是日本历史名人）
（高野山内庭院）
了解了关于日本佛教以及日本密宗发展的源流，再看佛教文物，比较容易把握。如，对于“真言宗”来说，最基本的着眼点是空海，空海兴建的佛寺，一是京都东寺，公元823年，东寺被下赐给弘法大师，成为真言密教的道场；另一处是高野山金刚峰寺平安时代的弘仁7年（816年），空海在此修行，建立了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空海归日后曾在京都高雄山神护寺呆过一段时间，并在此举行金刚界灌顶、胎藏界灌顶，因此神护寺也是日本真言宗的重要阵地。
（拾阶而上，神护寺山门高高在上，对于游客也是一番体力的考验）
（神护寺内满满是厚厚的苔藓）
（古朴的神护寺）
（神户寺山林幽静，秋季一场雨后，树叶满地，红色枫叶黄色银杏）
（神护寺内不动明王造像，显示神护寺和密宗的渊源）
（神护寺处处都是历史感）
（除了释迦摩尼造像，寺外还遍布绘有释迦摩尼本生纪的佛画故事）
不难发现，与空海相关重要的佛教文物，或者说，空海从中国大陆带回日本的文物，基本都收藏在这些佛寺。延续着空海的足迹，遍寻佛宝也成为游日的一条有趣线索。两界曼陀罗——胎藏界曼陀罗、金刚界曼陀罗，原本已不复见，而如今能见到的是摹本，其一收藏在东寺，另一收藏在神护寺灌顶堂。又如空海带回的真言诸祖图像，代表真言宗发展的“族谱”，由唐代李真所绘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一行、惠果五祖，加之补作的龙猛、龙智二祖像，皆收藏于东寺。空海还在东寺讲堂中搞了一个“立体曼陀罗”，由大日如来为中心，围绕着五大菩萨、五大明王、四天王、梵天、帝释天共21尊佛像组合成的“阵法”。
（金刚界曼荼罗，东寺藏，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金刚界曼荼罗，东寺藏，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醍醐寺是空海徒孙圣宝所建，从文物传承上看，展品中有一件《大日经》开题，是来自空海亲笔抄录唐代僧人一行所著二十卷《大日经疏》择要摘抄的亲笔草稿。从密宗法物上看，醍醐寺所藏大部分是对空海在东寺所做之复制或延续。比如五大明王像、快庆造不动明王座像、阎魔天、帝释天等造像，很显然是模仿、传承了东寺讲堂“立体曼陀罗”中诸明王诸天的造型。头戴宝冠双手结拳智印的大日如来像，也因袭自东寺。
观看佛教文物的意义，可能在于，通过观察比较这些佛教文物，可以感受到佛教艺术样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由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在长时间内不断改造而形成的。如今，这些不同时期的佛教文物放在一起同时观看，那种感受，就好像在观看一幅历史长卷。
另一方面，意义还在于许多佛画题材、样式来自中国，但在中国大陆却“失传”了。如镰仓时代的《文殊渡海图》，源自中国五代时期兴起的五台山“新文殊”题材，为两宋时代日本带回传布；又如平安时期《诃梨帝母像》，其题材样式和台北故宫博物馆藏五代时期《大理国梵像图》相似；还有《五秘密像》，为“五秘密法”本尊法像，也被用于修“理趣经法”，中国大陆唐密一度失传，无法修行此法自然也就无此像之题材样式，其实，两界曼陀罗也属于此类情况。
当然，真言宗相关的佛教艺术、法物、文物外，因醍醐寺与丰臣秀吉有一段关系，故而也有一些相关文物。如《醍醐寺赏花诗笺》，来自“醍醐花见”上秀吉与家人、近臣等以醍醐寺为主题写的和歌诗笺集。还有一件秀吉心爱的“大金碗”——不难让人联想到秀吉的“黄金茶室”，但此黄金天目盏并非来自黄金茶室。日本艺术家、作家赤濑川平原曾因参与NHK电视台《通往国宝之旅》拍摄，得以在醍醐寺亲手把玩过这只黄金天目盏，他在《千利休：无尽的前卫》一书中记录当时的情景：“手感的确是坚硬的金属，可是重量比碰上去要轻。表面虽很坚硬，手感却很柔和。”他觉得奇怪，询问之下才发现，原来是木胎包金。“我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对这只金茶碗的感触，仅靠眼观，无从得知，必须亲手抚摸。”
閱讀更多 燁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