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基於對中國經濟在新世紀超預期追趕並快速改變全球經濟格局趨勢性變化的觀察分析，筆者在2016年底評論特朗普勝選事件時指出：“中國是當今世界最重要新興大國，註定會成為守成國
美國在全球範圍的主要對標國，特朗普當選使中美關係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美國在全球博弈格局中勢必會進一步鎖定中國作為最重要對家。 美國在零和思維模式支配下放大中美競合關係中的競爭與博弈因素，通過不同領域的出格出界行為試探底線與改變規則，試圖營造讓中國出錯招、打錯牌的壓力環境，將構成未來一段時期中美關係新常態因素。中美 關係可能會由此面臨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最深刻、最嚴峻、最複雜的考驗，對此中國顯然需要高度重視與認真應對（“特朗普衝擊的經濟成因”，《FT中文網》2016年12月29日）。” 特朗普就任以來特別是今年上半年中美經貿爭端形勢演變，顯示上述分析推測看法離譜不遠。中美 爭端系統觀察
全面觀察不難看出，中美新一輪經貿爭端對中國而言至少涉及四個層面問題。一是兩國貿易不平衡，即美方念念在茲的美國對華貨物貿易較大逆差問題。二是中國在技術創新等領域產業政策，是 美國對華301調查主題和兩國目前爭議膠著點。三是我國更為廣泛的經濟體制特點，受到美國及其他某些發達國家質疑。四是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管理與外部世界關係，即大國崛起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外交本質是內政，貿易平衡、產業政策、制度特徵、大國崛起四個層面問題，雖然從中美 爭端的特殊情景提出，然而卻需要從國內外兩個方面探求回應破解思路。
中美貿易不平衡雖與政策因素不無關係，然而主要是兩國經濟結構性因素在開放環境下長期演化的產物，表面不平衡現象體現經濟學理論揭示的均衡機制作用，因而美國試圖用“霸王硬上弓”單邊手段強制調整顯然違背規律。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我國應依據經濟規律並結合國內外學術界廣泛研究成果明確指出美方立場錯誤，並理直氣壯地對美國 單邊關稅做法實施必要反制措施。同時依據我國擴大開放既定方針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客觀需要，加快落實領導人博鰲演講具體要求，大幅度降低關稅 與擴大相關領域開放以鼓勵市場需要進口，使我國經濟發展進一步惠及國內廣大消費者，並對國外友好貿易伙伴和全球經濟發揮更多積極溢出效應。過去幾個月中國決策層應對方針措施是正確的。
中國無疑要堅定不移追求實現現代化目標，在這個進程中不可避免要面臨承擔更多參與全球治理責任與管理大國關係演變的挑戰。中共十九大規劃分兩步到本世紀中期實現現代化。以中國貧窮積弱落後愚昧狀態為歷史起點，通過社會革命和建設把中國轉變提升為現代化國家以實現民族復興，是近現代以來中國不同階段政治經濟運動的不變主題，也是當代中國曲折探索發展道路的根本訴求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實踐為實現這一根本目標尋求到正確可行路徑，經濟政治體制進一步自我改革完善是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前提條件。然而即便最終完成了體制轉軌這個由歷史環境決定的高難度動作，仍會面臨大國崛起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考驗。兩大問題交織互動，然而分析特定階段形勢有必要對二者適當區分，聚焦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
觀察新一輪中美經貿爭端，美方核心訴求聚焦在對中國相關產業政策和體制特徵質疑上，近來兩國多次經貿高層磋商就此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相關分歧構成爭端膠著點。加徵進口 關稅、責難產業政策、質疑體制特徵，是美方挑起本輪對華經貿爭端的三點策略要素。美國對華301調查報告與“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CSNME）”報告，集中表達美方對中國產業政策與體制特徵的質疑，構成其挑起經貿爭端的話語邏輯。美方單邊保護措施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和批評，然而有關我國產業政策與體制特徵的指責得到歐盟等發達國家不同程度共鳴。就產業政策而言，中國需據理回應美方不實指責和不合理批評，反制
美國301調查報告擬議的單邊懲罰措施；同時也要以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為本位，以國內產業政策自身演變規律與客觀要求為依據，對相關政策給以理性反思與改進完善。需釐清幾點關係
反思調整產業政策在思路上需區分幾點關係。
一是區分產業政策作為手段與其設定目標之間關係，避免把調整技術進步產業政策與放棄創新政策目標等量齊觀。
產業政策通常都在積極可取目標基礎上制定實施，如近年IT產業政策致力於提升我國企業在“核高基”領域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是很多產業政策設計普遍目標之一，這些目標為經濟轉型發展所必需，無疑是正確的，今後需繼續追求。問題在於是主要通過政府 干預和產業政策手段來達到這些目標，還是更多借助市場競爭機制與激活市場微觀活力來實現。調整特定部門產業政策不等於放棄原先預設目標，而是依據現實條件演變對實現給定目標在方法和手段進行再選擇。
二是釐清產業政策絕對有無與邊際多少關係。
反思改進產業政策，不是要取消產業政策，而是要通過適當取捨與精煉以提升產業政策整體效率水平。以往產業政策討論有時較多集中在要不要產業政策這樣比較抽象問題上，更有現實意義問題則應結合現實經濟中產業政策總體是偏多還是偏少，哪些領域過多哪些地方不足，邊際意義上增減損益是否有利於經濟效率提升和長期經濟發展等方面問題。從國際比較經驗看，各國通常都會實施某種形式的產業政策，因而一般討論要不要產業政策雖有助於表達經濟理念，其現實性和針對性比較有限。更需要經驗地考察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我國實施產業政策實際情況到底怎樣？這類政策具體成效究竟如何？從提升效率與有利於長期發展角度看是否存在邊際調整需要？結合現實討論分析更可能形成某種共識並推動必要政策調整。
三是比較產業政策的成效與成本之間關係，把技術效果評價提升到市場效率評價。
實施產業政策意味著需用某種行政干預方式配置稀缺資源，討論評估其經濟合理性，不僅要看是否帶來與設定目標相一致的效果，同時還要結合比較機會成本意義上實施干預資源配置所付出的代價。如既要考察動用稅收補貼和其它公共資源實施產業政策的直接代價，還要考慮差別性政策對市場競爭機制可能造成扭曲並對潛在競爭性市場主體帶來抑制的間接成本。如前文肯定產業政策對糧食產量趨勢上升等方面積極貢獻，同時也要看到採用多種手段干預糧食價格和流通造成或加劇改革時代四次糧食相對過剩的代價，近年糧食保護價干預導致主產區糧食加工業受到抑制的不合理現象。在高科技部門實施助推核心技術追趕的產業政策，也需客觀評估這類政策干預對市場競爭機制促進創新可能產生的影響，通過改革以更好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與產業政策配合作用的合力。
四是區分歷史必要性與現實合理性關係，用辯證方法和動態視角辨識評估產業政策。
近現代世界經濟史顯示，即便是目前較少採用產業政策干預經濟的歐美髮達國家，在其早期發展階段也不同程度採用扶持本國新興行業的產業政策。隨著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與本國企業競爭力增強，
政府產業政策力度隨之淡出和相應減弱，企業在“挪開梯子”後憑藉自身實力能更好地推動國民經濟內生增長和參與國際競爭。中國產業政策目前也處在這樣轉型調整的歷史階段。討論我國產業政策還應體現以計劃經濟為歷史起點的體制轉軌觀察維度。改革開放初期原先主導現代部門的國有企業缺乏市場競爭能力，處於襁褓階段並面臨合法性質疑的民營企業難以承擔國民經濟轉型升級重任，政府對各類經濟活動不僅實際具有無遠不屆的控制權，也在產業和微觀層面經濟管理上積累了較多經驗與管理能力，因而在漸進式改革早期較多倚重產業政策應是自然選擇。隨著幾十年改革發展取得階段性成功，上述幾方面邊界性限制條件發生實質性改變，產業政策合理化評價天平朝另一方向逐步移動，因而有待“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反思改進產業政策
在諸多行業比較廣泛頻密地實施產業政策干預，目前仍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現實特徵之一。筆者個人認為，在改革開放40年後今天，現實生活雖然仍存在少數領域必要產業政策缺失或有待加強問題，然而比較突出偏頗應是產業政策實施範圍過寬、成本過高和效率偏低、實施方法有待完善等方面問題。產業政策干預在不少領域取得重要積極成效同時，也對完善國內市場經濟秩序和管理外部
經貿關係帶來新矛盾新問題，甚至在個別場合對實現這類政策自身設定目標也可能得不償失。有鑑於此，近年國內學術界就產業政策展開前所未有的討論和爭論，學者和業內人士對改革完善產業政策提出很多積極建議意見。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近年中共中央國務院 進一步要求“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這些改革方針具有改進調整產業政策含義並取得初步成效。全面觀察目前形勢，我國推進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自身客觀需要深入反思與改革完善產業政策。對更為廣泛的經濟體制特徵，我們也應採取立足國內、以我為主的分析立場，提升推進必要改革的緊迫感。改革開放40年我國體制轉型取得歷史性成就，然而仍面臨“行百里者半九十”困難。在企業體制與保護產權、破除行業准入區別性待遇與鼓勵競爭、消除土地等要素市場不完善和扭曲、加快改革戶口體制、透明公正執法保障對行政權力有效監督等諸多方面，仍需改革攻堅實現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法治目標，夯實中國經濟和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所必要的制度基礎。
中美經貿爭端標誌新時代我國外部環境的結構性演變，需要我們把短期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系統應對。目前爭議焦點集中在我國某些經濟體制特徵及產業政策選擇與外部經貿夥伴利益矛盾問題上。不怕貿易戰，不關磋商 門，加快擴大開放，力推國內改革，應是中國應對外部經貿爭端方針的幾點關鍵要素。過去幾個月中國政府隨著形勢發展，綜合實施回擊制裁、理性磋商、積極開放等正確舉措，取得預期效果並贏得國際社會好評。下一步有必要在全面總結40年代改革開放經驗基礎上，以反思改進產業政策體系和方法為切入點，著力推動新一輪關鍵領域改革突破以加快補齊國內改革這塊短板。反思產業政策、力推國內改革，是完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以支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有助於我國在應對
中美經貿爭端與外部環境演變複雜形勢下贏得更大主動，並由此為最終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目標創造有利條件。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首發於《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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