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對華經貿政策朝強硬方向調整，導致雙邊經貿關係緊張局面短期難以根本改觀。另外考慮以下幾方面情況，有理由推測今年中美貿易摩擦風險加劇應是大概率事件。日前美方以保障措施為由對洗衣機與太陽能板實施關稅制裁，可能只是中美經貿關係多事之秋來臨的一個信號。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風險上升是今年外部環境演變的一個現實問題。
一、中美貿易不平衡持續擴大
雖然過去十幾年兩國經濟經歷了巨大轉變，然而美國對華貨物貿易赤字趨勢性擴大，通過製造貿易摩擦獲取經濟利益對美方具有特殊誘惑。另外從操作層面考慮，與在其它領域用其它方式發難比較，製造貿易爭端可以挑選商品對象，斟酌分量力度，把握挑事時點，對美方而言具有操控性較強的便利。
美國從中國貨物進口占其貨物總進口比例，從2000年6.9%上升到2017年的17.4%，同期出口佔比從1.48%增長到5.55%，對華貨物貿易逆差佔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總額比例，從2000年22%上升到2006年30.1%，進一步飆升到2017年50%以上。2016年美國對華逆差有所回落，但是2017年重拾升勢：依據中國數據從2519億美元上升到2801億美元，增幅為11.2%；依據美方數據從3421億美元增長到3740億美元，增幅為9.3%。即便考慮約400-500億美元中國對美國服務貿易逆差，中美貿易不平衡仍然有3000億美元上下較大規模。
貿易不平衡是中美經貿關係的結構性問題。無論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相對中國整體順差，還是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相對於美國整體逆差，都具有相對穩定性。比如1995-2017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線性迴歸擬合度R2值為0.96，顯著高於同期中國外貿順差總額線性迴歸R2值0.79。1995-2017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線性迴歸擬合度R2值為0.97，大幅高於同期美國逆差總額線性迴歸R2值0.40。
在當代全球化環境下，一國貿易不平衡是由各國在產業鏈內特定分工地位、國內儲蓄-投資關係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理解美國貿易不平衡，還要特別考慮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華爾街作為最重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特殊結構特點的影響。然而從美國政府官方立場以及我們最近訪談華府四部會情況看，美方傾向於武斷地把中美貿易逆差看成是雙方開放度不對稱與中國體制政策扭曲派生結果，要求中方單方面採取措施解決。這類片面主張不可行，美方便會訴諸強制性手段導致貿易摩擦風險上升。
二、美國內政治因素推波助瀾
第一，回應特朗普基本盤選民利益訴求對中美經貿關係傳導壓力。特朗普稅改使企業與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獲得較大利益，較為集中分佈在鐵鏽州低收入民眾從中獲利很小。根據美國有關機構分析，最窮20%納稅人將平均獲得100美元減稅，最高收入1%人群則將平均獲得55190美元減稅。較低收入選民就業比較集中分佈在傳統制造業和零售業，他們對特朗普登上總統大位貢獻較大。據國際金融研究所IFI報告顯示，投票給共和黨的州製造業就業比例，比民主黨藍州高出約四個百分點，前者勞動參與率比後者低兩個百分點。這部分選民比較偏好保護主義政策取向，對中國頻繁實施貿易摩擦符合其心理和利益訴求。
第二，美國中期選舉因素助推特朗普政府實施貿易摩擦。今年11月將迎來美國兩年一次中期選舉，改選美國所有眾議員、三分之一參議員、大約一半州長。共和黨中期選戰基本目標，是保持兩院多數黨地位。目前眾議院435個席位中共和黨佔據了241席，比民主黨多出23席；參議院100個席位中共和黨佔51席，比民主黨多2席。有統計顯示，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曆任總統所在的黨派在中期選舉中平均會失去32個眾議院席位、兩個參議院席位。共和黨要保持多數地位並非易事，通過對華貿易爭端製造議題被認為有利於共和黨競選。
三是望通過貿易摩擦顯示對華經貿強勢政策給低迷民調加分。特朗普保守主義立場、口無遮攔率性而為行事風格、“通俄門”及其它負面新聞，導致其民調總體滿意度低迷。然而去年美國經濟處於週期高點，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美國社會流行氛圍比較一致，因而其經濟政策滿意度較高。如2018年元月11日美國某大學所做民調顯示，對特朗普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整體支持率只有36%，然而66%選民認為經濟表現“優秀”或“良好”。民調總體滿意度很低與經濟政策滿意度較高，是特朗普主政一年多年美國民眾對其評價的基本特點。這一形勢下，特朗普希望繼續借助對華強勢經貿政策在民調上得分。
三、貿易調查立案數激增背景
特朗普入主白宮一年來，不僅緊鑼密鼓實施對華經貿政策架構佈局調整，還通過創紀錄數量對華貿易調查立案，為後續加大制裁和升級貿易摩擦進行實操層面準備。觀察1980-2017年美國對我貿易各類立案與制裁數、不同類型貿易調查所佔比例，可見在WTO框架下實施的反傾銷貿易調查和制裁，根據美國關稅法的“337條款”對進口品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及其他不公平競爭實施的調查和制裁，佔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摩擦總數的八成以上。
從美國對我貿易救濟和貿易調查歷史經驗看，一般是上年立案規模大小對下一年制裁數量多少具有較大影響。過去幾十年相關數據顯示，各類貿易爭端上年立案數與當年制裁數存在顯著的統計關係，二者線性關係的係數為0.598，二者線性關係擬合度R2高達0.787。可見從歷史數據統計關係看，特定年份立案數近約六成能在下年轉化為貿易制裁。2017年美方對我貿易爭端立案總數，從2016年44起歷史峰值進一步增長到51起的創紀錄水平，根據歷史上立案數與制裁數統計關係推測，預示今年美方對我貿易爭端制裁數會從去年有較大幅度跳升。
可見美國今年加大貿易爭端力度是大概率事件。在具體形式上，既可能逐步追加實施貿易爭端案例，也可能一次集中發動多起爭端製造轟動效果；既可能用相對低調方式實施，也不排除有意在媒體和社會製造熱點；既可能主要採取貿易爭端手法，也不排除與投資審批和經貿領域強勢不合作政策捆綁推出。
四、美對華經貿政策調整
特朗普主政初年中美經貿關係經歷過山車式場景演變，然而特朗普政府一直推動實施對華經貿政策調整佈局。特朗普對華經貿新政體現多方面特點。基於“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命題，聚焦中美經貿關係現實矛盾問題，在國家戰略層面提升美國對外、特別是對中國經貿關係的政策優先度。從方針重新定位、雙邊直接施壓、國際社會動因等不同角度，提出調整管控中美經貿關係的方法。公開質疑WTO對美國不利影響，要求改變多邊貿易規則體系。特朗普新政代表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重要調整。
上述政策演變雖帶有個人色彩，然而其實質內容是由中國作為新興大國與美國在原有全球體系中最大守成國地位決定的，具有客觀規律性與時代必然性。中國經濟追趕的階段性成就對美國帶來壓力。我國近年在經濟外交和參與國際治理方面更為積極進取，加劇美國的危機感和焦慮感。另外我國轉型期仍存在某些體制和政策不完善因素，也增添了中美經貿關係的內在張力。筆者去年元月發表的“特朗普的經濟主張”一文指出：“美國在零和思維模式支配下放大中美競合關係中的競爭與博弈因素，通過不同領域的出格出界行為試探底線與改變規則，試圖營造讓中國出錯招、打錯牌的壓力環境，將構成未來一段時期中美關係新常態因素。”一年來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演變提供了一個具體例證。
需重視美方對華經貿政策調整及其影響。首先，美國是我國最大貿易伙伴與最大貿易順差實現國，美國強硬政策如引發貿易戰會對我國經濟以至全球經濟帶來消極影響。其次，過去管理中國雙邊關係有一條行之有效經驗：政治和戰略問題談不攏就談經濟問題。美方政策強硬化調整，經貿關係存在從雙邊關係穩定器變成共震源的風險。再次，WTO多邊規則是當代經濟全球化重要基石之一，也有利於中國通過和平發展道路實現現代化，現在美方對多邊規則疑慮增加心猿意馬，如何維護WTO多邊貿易規則和全球多邊主義，涉及我國和平發展的實現方式。
然而受多重因素制約特朗普新難以實現其預期目標。搞貿易戰對美國而言得不償失。萬一發生貿易戰，中國作為順差國直接損失或許較大，然而中國增長潛力較大承受力較強；美國長期增長動力不足，貿易戰提升普通民眾生活成本並增加通脹壓力，對貿易戰影響更難承受。搞貿易保護主義不得人心導致國際社會反感抵制。如印度總理莫迪在日前達沃斯演講明確把貿易保護主義看作全球風險之一，被媒體評論為“不點名批評特朗普”。美國盟友如加拿大、歐盟、韓國，也不會跟一味盲目追隨特朗普極端保護主義政策。另外特朗普執政一直面臨國內難以調和尖銳矛盾，國內形勢變化也會對其強硬對外經貿政策帶來掣肘作用。
五、應對貿易摩擦上升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既要有防範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針對中美經貿關係形勢變化，應採取不找事、不怕事、先禮後兵、留有餘地方針，從緩解風險、反制摩擦、實施配套措施等方面給以有理有利的應對。
第一，主動調整緩解風險，引導中美經貿關係朝“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如可以考慮加快去年特朗普訪華就能源進口所達成協議的實施落地。結合國內扶持消費政策，適當降低汽車等產品進口關稅。可考慮在大豆等大宗農產品進口上適度向美方傾斜。在全盤評估中美經貿關係走勢與我方政策可能調整基礎上，擇時建議重啟雙邊全面經濟對話。
第二，準備反制回應措施。目前美國在一些重要商品對華出口在美國出口總量中佔據重要地位。可挑選部分進口量大、產地集中、影響敏感的行業產品，作為反制美方貿易爭端的報復清單。利用WTO多邊規則維護我國合理權益。採用第三國價格和成本實施反傾銷仍是美國對我貿易制裁的最重要手段，我方要督促WTO締約國恪守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日落條款”承諾，並利用WTO框架下爭端仲裁機制加以反制。如果美國以保護本國知識產權和進出口貿易為名採取單邊保護主義手段，可以根據TRIPS協議相關條款並運用WTO相關爭端解決機制維權。調動各方面因素遏制美方保護主義。基於經濟學邏輯與事實闡述美國貿易逆差真實原因，澄清美國官方不合理的解釋分析。採取官方或非官方國際論壇形式，發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聲音。
第三，實施綜合配套政策。貿易戰本質上是零和甚至負和遊戲，然而應對貿易戰配套政策則可能有釋放潛在利益的選擇。要堅持自主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方針，改進經濟體制與政策不完善因素並構建良好營商環境。在著力提升我國潛在經濟增速同時，更有說服力地回應美國對我經濟體制的誤讀。在土地制度、保護產權、市場準入、投資管制等方面深化改革，釋放合理投資潛力擴大內需，在維護鞏固國內經濟回升向好勢頭同時，提升有效對沖貿易摩擦潛在負面需求效應的能力。
繼續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繼續推進中國與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經濟合作，繼續支持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通過擴大深化全球範圍廣泛合作制衡美國單邊主義的政策衝動。在和平發展、鬥而不破等方針上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加深認識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主要從國家利益角度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避免使經貿利益之爭過於意識形態化。同時注意維護中美在包括應對朝核危機等廣泛領域擴大與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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