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國人怎麼看待上世紀的中國？
法國女學者朱麗婭·克里斯特娃的《中國婦女》中文版，這樣描述她見到的上世紀的七十年代的中國：“我們碰到的中國，正處於輕視個人和集體自由的殘留的蘇聯模式以及刻板的官方言論，不僅使我的調查無法深化，也使得我洩氣，放棄了學習中文。”
1972年，作為“Tel Quel ”的一員，剛剛從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認教的朱麗婭·克里斯特娃和丈夫菲利普-索來斯以及羅蘭巴特等人，應剛剛加入聯合國不久的中國政府邀請，作為第一批西方知識分子代表團造訪了中國。
37年以後，受法國外交部、文化部的委託，為了解法國文化在中國的傳播狀況，身為法國政府顧問的朱麗婭·克里斯特娃再次造訪中國。
時間的洪流給了她巨大的刺激：“北京和上海，鉅變後的中國，許多城市湧現出摩天大廈，聳立在原本是街頭小巷和蘇俄式廉租房的地頭上，取代從前統一穿灰藍色衣服的人民群眾，是豔麗多姿和麵對全球化挑戰充滿自信、無所畏懼的人們。”
1941年出生於保加利亞東部小鎮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父親斯托揚．克里斯蒂娃（Stoyan Kristeva）是猶太人，“長著一雙明亮的眼睛和高高的顴骨”，並且會講拉丁語，因為有一副好嗓子，後來加入了索菲亞的聖母瑪麗婭教堂的聖歌隊。受父親影響，克里斯蒂娃對宗教有著莫名的親切感，在後來的著作裡，她經常提到宗教。
1966年，在保加利亞讀完大學以後，25歲的克里斯蒂娃根據父母的意願，逃離保加利亞，作為法保文化協定的公派留學生來到法國。很小的時候，克里斯蒂娃就從教堂的法國修女那裡學校次法語，“還進入了法語系統的幼兒園，接觸法國文化”。
因為論文獲獎的獎學金，克里斯蒂娃在巴黎的生活有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克里斯蒂娃原來準備完成新小說論文，就回保加利亞。可是在遇到羅蘭巴特以後，她對這個論文題興趣沒了，從新小說的形式以及轉到文藝復興時期小說研究上好結集成評論集《作為文本的小說》出版。
在這本書出版前，克里斯蒂娃受羅蘭巴特的影響，已經出版了個人專著《論文集--關於符號分析學的研究》和《語言，這種未知的東西》。通過羅蘭巴特，克里斯蒂娃認識了菲利普．索列爾斯和《Tel．Quel》雜誌，並進入了這個雜誌的學術圈子，認識了福柯、德里達等一大批法國當時最優秀的學者。
作為學生的克里斯蒂娃對羅蘭-巴特充滿了崇拜和愛慕。她的出現在《武士》中她用一節的內容描寫到：“這樣充滿魅力的男人的聲音，還沒有聽到過啊！我快要愛上他了”。在後來她後來為巴特去世寫的《巴爾特的聲音》這，她用“脆弱而又沉穩的聲響，充滿諷刺、似唱歌一樣的聲音曲線，雖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輕快的聲音……”
因為越南戰爭爆發，本準備去美國大學當老師的克里斯蒂娃後來拒絕了邀請，留在了法國。她喜歡法國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思想自由。1967年8月，她與羅蘭．巴爾特的朋友“Tel Quel ”的主編菲利普-索來斯結婚，接連不斷地發表符號論方面的論文，逐步樹立了她在巴黎批評界的地位，正式開始她的學術生涯。
菲利普·索列爾斯後來這樣回憶說：“五月風暴前的那幾年令人驚訝，我的生活很混亂，但我邂逅了一位女性並墜入了愛河。這就是Julia----此後我們沒再分開”（來自索列爾斯官方網站）。
“通過認識哥爾德曼、巴特等這些老師，我成了《Tel．Quel》集體的一員，這給我在法國從事學術工作帶來了更加穩定的地位。我們在雷恩街的咖啡館裡討論到深夜，在這裡很多人是為了暢談哲學和文學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這樣充滿活力的知識社會，因此我確信自己在國外也能生存下去。”1988年，克里斯蒂娃在接受法蘭西文化電臺的採訪時回憶說。
以下內容為《中國女人》的編譯採訪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女人是被貶低為奴隸，婦女地位很低，是什麼歷史條件導致了這樣的狀況？
克里斯蒂娃：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大概有一種非常成熟和複雜的母權制。看人類學家們怎樣演繹它是非常有趣的。
在我們的旅途中，我們觀察了幾個發掘的景觀。在其中一處我們看到中央有一個女性的骷髏被其他女性骷髏包圍著，暗示著中間那個女人在社會中扮演著主導而活躍的政治角色。現代人類學家們對這個理論爭論不一。
我無法給女性人類學家一個位置來更仔細地考察當時的局勢。但無可否認古代中國是高度成熟的母系社會。例如，年輕女孩和她舅舅的婚姻（這種婚姻實踐一直持續到解放前）就是殘存的母系結構的證據。
然而必須考慮到，對所有中國人來說都存在著兩種意識形態：儒家和道家，二者同時起作用。一個人可以信奉儒家思想，這意味著在生產、政治、家庭之外的生活上，他相信家長等級制、道德和禮儀，；但是在家庭之內，在對女人、特別是性關係上，他遵從道家的養生之術甚至長生之術，這可被視為母系社會的某種偏移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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