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這個月，白巖松特別忙。一是世界盃，作為專業球迷，白巖松自然不能錯過，和所有球迷一樣，要熬夜看球。同時，還要給雷平陽執掌的新聞媒體，寫足球評論。
另外一個事也是大事。他個人創辦的私塾“東西聯大”第六期學員也要畢業了，除了學業結業外，他也得參加這個有學生們自編自導的畢業典禮。這也是他的大事。
另外，就是他的本職工作，央視的評論節目《新聞1+1》，雷打不動的流水線工作，人到中年，但對做新聞節目，他還是很上心。每次節目出來，他都會親自做功課，把編導們準備的資料過濾，在電視鏡頭裡脫稿進行表述。
另外，還有社會活動。這週五，他答應要去北大，參加已經退休的老同事敬一丹的新書發佈活動。平時和《東方時空》的老同事們見面不多，但一到老朋友出書，他還是認認真真地捧場參加的。
白巖松在頒發畢業證書
一家人都是當老師
白巖松的父母是老師，姑姑是老師，舅舅、舅媽也是老師。在上世紀的內蒙古海拉爾，教師是一份不錯的工作，鐵飯碗，工作安穩，也受人尊敬。每到逢年過節，家裡總是人來人往。不同年齡的學生，成群結隊，來看望白巖松的媽媽。
“我從小就嚮往當一名老師。”白巖松說。1985年的那個炎熱的夏天，他從內蒙古海拉爾來到北京廣播學院報到，成為新聞系的一名學生。
考廣院是一個偶然。之前，白巖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學。這對白巖松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覺得自己也不能比哥哥差，將來也要去北京上大學。
一次，當教師的母親的一個在北京廣播學院讀書的學生，放寒假回海拉爾過年，到白巖松家來給老師拜年。當時，白巖松在一旁聽母親和學生聊天，聊起大學生活。“他說廣播學院很不錯，我聽了也想去那裡上學。後來，我第一志願就填報了北京廣播學院。”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白巖松擔心，自己和哥哥都離開了家，以後誰給母親挑水吃呢？
白巖松八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十歲的時候，爺爺又去世了。家裡只剩下母親和哥哥和白巖松。當時，白巖松母親的工資才7塊，養活一家人。哥哥比白巖松大6歲。之前，家裡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哥哥17歲的時候，去北京讀大學，11歲的白巖鬆開始接過扁擔給家裡挑水吃。
多年以後，當白巖松站在美國耶魯大學講臺上回憶那段生活時說：“我看不到這個家庭的希望，只是會感覺，那個時候的每一個冬天都很寒冷。”
但童年也有歡樂。“我的童年比我兒子有意思，我們跑步、藏貓、踢足球，自己做各種玩具，比如說自己做的那種能打出聲的搶，爬樹、挖地溝設陷阱，都幹過。”
那時候他們家住的是學校宿舍，都是一派排的平房，前後左右都是老師。但在那個貧富懸殊相差不大的年代，人與人之間互相照料，鄰里關係也特別好。“家家都沒有好太多，誰也沒比誰富到哪裡去。只不過因為我的父親去世了，格外的可能困難一點。”
兩個月前，白巖松和母親去秦皇島看望一位老人。“她是我們一個院裡一套房的，是我媽媽的長輩，也是她的同事，我叫姥姥，從小看我長大的，我和我哥哥都在她家蹭過吃的，現在已經一百歲了，她和我媽媽之間的感情非常深，所以我們北戴河去看她。”
一些媒體把巖松這段往事寫得很悲涼，把他描繪成一個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志向高大。白巖松不喜歡這樣的描述：“我不喜歡把這種事情回憶成苦，因為我們那裡都是這樣的，東北壓水，要用開水帶一壺過去澆井，得把井上面的冰給解凍了，才能把這個水給壓出來。那時候，挑水的一路上都是小孩，我們也不知道苦，我覺得人活著要是有苦難的話，全扔到童年去，好承受一些。”
回憶起30年前的生活，白巖松的臉上沒有愁苦。雖然沒有父親，但白家在當地是大家族，人多，沒人敢欺負孤兒寡母。“我姥姥、舅舅、舅母，他們家還有兩個孩子，這麼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另外我發現東北那種天比較陽性，包括它的冷也，特別能夠鍛鍊人。這樣的經歷了就得把它當成財富，把任何東西看它好的一面。”
白巖松把自己能上大學歸結於自律。高中時候，成績不是特別好的白巖松，在高考階段，靠學習方法上了大學。“我是學文科的，我把所有的書，所有的歷史書、地理書、語文書裝訂起來，然後在紙上統計出來，假如四本書一共是600頁，地理書一共是722頁，語文書一共是1000多頁，然後再計算，我在高考前一共要看完四遍，每天必須看30頁歷史、地理，再做一下數學題，每天按照這個計劃執行。”
1979年，白巖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學。1985年，白巖松也考上了大學，這讓母親很欣慰。“我們家從此就從逆境中轉變了，這個家的態勢就完全逆轉了，左右鄰居都覺得，我們的家就出頭了，熬出來了。”
白巖松上課
“東西聯大”是受“西南聯大”影響
到中央電視臺工作以後，白巖松也經常被學校請去開課，演講，還擔任了多家大學的兼職教授、名譽教授。
從2007 年起，白巖松出錢資助，在中國傳媒大學啟動了“子牛杯”社會調查報告徵文比賽活動，鼓勵支持大學生去了解社會，做社會問題調查。這個調查活動，已經變成了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的常規課程， “子牛杯”已舉辦多屆，誕生了一批“非典後遺症”等優秀論文。
在這個活動中間，基於新聞教育和新聞前線的脫節，已經是幾所大學兼職教授的白巖松，萌發了自己辦學的念想。他和北京大學的俞虹商量，想和大學合作，辦一個“新聞私塾”，改變目前的高校新聞教育方式。
白巖松和一些大學接洽商談後發現，他的想法很難實現，在現有教育體制下，他只能是在大學掛職，給本科生上大課，或者是當導師帶研究生。“思前顧後，想了五年，我跟一些學校溝通過，後來覺得還是自己幹。”
白巖松對目前的固化一元化教育有看法，他試圖打破學校的固化教育思維，打破學生的單線思維和價值觀。
2012年秋天，白巖松看了趙越勝的《燃燈者:憶周輔成》，頓時“熱血沸騰”，馬上決定啟動“東西聯大”。
《燃燈者:憶周輔成》讓他覺得，“我自己辦私學，再難難得過周輔成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嗎？”後來，他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那裡得到了支持，在老師們的推薦下，在這些學校的研究生裡，選出了第一批學生。
要成為白巖松的學生，首先必須要考上北大、清華、人大、傳媒大學的研究生。學生都研究生一年級的，都是這四所大學的新聞學院老師推薦，白巖松面試選拔，才能夠入選。
“本科學新聞的，將來不一定真幹新聞。但是研究生還學新聞，大致他是想要幹新聞。這就不是我把你坑到這來。開玩笑說，新聞不是一個好行當，要從養家餬口的角度來說，掙不了多少錢，遭不少罪。我不想你是因為我的鼓動，幹了這行，有一天你要覺得這行業不好怎麼辦？可是研究生你還學這個，開玩笑說，那可不怨我了。”
之所以命名“東西聯大”，就是向歷史上達到中國高校教育最高峰的“西南聯大”致敬。還有一個意思，是指的是上課的地點，一個是北大老師。考慮到學生來自北京東、西兩邊的高校，教室也設在東西兩處，一個北大附近的萬柳山莊，一個是傳媒大學的新聞學院辦公樓裡。
為了方便學生們上課，增加學生們的交流，“東西聯大”的教室是流動制，每個月上兩天課，東邊、西邊各一次。目前，學校的專任老師只有白巖松，使用的教材和教案也是他自己準備的。
教學形式也是多樣的，採用開放式課程，偶爾會請敬一丹、張立憲等業界大咖來上專項的業務課，也會帶著學生去騰訊網編輯部、《讀庫》編輯部去上實踐課。
“東西聯大”不收學費，也沒有教材費，白巖松還要自貼腰包，管學生們的伙食。每次上完課，就是請大家吃飯。在飯桌上，也是流動課堂，既談新聞業務，也談生活。他喜歡這樣的形式，像是自己回到了傳統是書院教學。
在傳媒大學上課用的教室，是在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的辦公室裡。這間3樓的辦公室，曾經是白巖松當年上大學時老師曹璐的辦公室。三十年後，同樣的辦公室，老師變成了白巖松。
望著十一個研究生年輕的臉，白巖松上課的時候，偶爾會恍惚，看見當年的自己和崔永元、狗子等同學上課的情景。
白巖松對“東西聯大”的規劃很長遠。“原來我打算兩年招一屆，招了這批孩子半年之後，我很興奮，改一年招一屆。你想想，等我到70歲的時候，我有兩百多個耳提面命、“私塾”裡走出來的學生，我相信他們會很優秀。對於中國新聞界來說，這是一個有趣的嘗試。”
在這個班上，班長每個月換一次，通過投票決定，整理當月的課程資料，負責和同學們溝通交流，和白巖松溝通；每個月的新聞實踐訓練課也是大家提出，最後投票決定，進行實施。就連吃飯時和白巖松身邊的座位，也是用撲克牌抽籤決定。
東西聯大課堂
白老師上課記
我花了一天的時間，聽了白巖松老師的課程。
白巖松的新聞課類似於國外的寫作班，完全開放式的教學。一個長方形的圓桌，11個學生圍著白巖松，聽他上課。
每次的課程通常按照以下是結構進行：先是白巖松上一堂讀書課，接著是一堂新聞業務課，一個新聞業務討論課；最後看一部紀錄片。
我去的那天，白巖松的讀書課與三本非虛構圖書有關：梁鴻的《出梁莊記》、丁燕的《工廠女孩》、張彤宇的《打工女孩》。學生們用一個月精讀這三本書，然後按照白巖松的要求，每本書寫400字左右的讀書感想。
“大家共同思考，同樣寫打工者的故事，3位作者的切入點和立意有很大的不同，梁鴻是走訪家鄉的打工者，寫出了打工者四處漫遊的悲辛；張彤禾是對東莞持續幾年的觀察走訪，強調的是打工者的解放和自由，對未來的樂觀和希望；丁燕的把自己放進工廠，和打工者一起勞作，進行體驗式寫作和觀察，記錄打工者的生存現狀。”
這天的讀書課用了兩個小時。白巖松對每一個學生的課堂作業，進行詳細點評。
“出門打工對50後、60後、70後就是謀生，他們只是到城市打工賺錢，回家蓋房子幫兒女們解決生活的困難。對80後、90後的打工者，完全具有另外的含義，不僅僅只是生存，而是主動擺脫、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完全是對一個新世界的探索，渴望在城市長久呆下來，進入一種新生活。”
白巖松千方百計，試圖打散開學生們的思維，開闊視野，訓練他們從不同的方向看待“打工者”。
“我們12個人，大部分人強調了離開土地的人，進入城市的隔膜、不適應，但我們換一種思維方式去思考，你覺得他們的不適應難道不是對的和正常的嗎？他們對城市的不適應是進步還是退步？沒一個人在文章裡寫過這個問題，這是我感到特別遺憾的。”
“你們都用一種悲憫的態度來看待打工這件事，但如果停止你們的悲憫，換一種角度去思考的話，現在中國2.2億個打工者，遠離家鄉進入城市，他們的各種格格不入，換一種思維方式，它就是中國社會和歷史進步的標誌。他們不停地抱怨這座城市，但他們在這座城市紮根越深，可是他們天天也在抱怨。羅大佑唱《鹿港小鎮》，打工者從鹿港小鎮到了臺北，強調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沒有汙染沒有撒謊的政治家等等。但接下來這首歌就沒再寫了，請問這哥們兒後來回鹿港小鎮了嗎？他們還回得去嗎？”
接下來，白巖松用很多數據說明了中國打工者的浪潮。“讓打工者在城市安家落戶，是我們政府解決和推動的事情。目前，資源現實限制無法讓外來者安家落戶，在各種權益上完全平等，不可能。但我們該慢慢的改變，讓他們的工作、生活越來越容易，上學、就醫問題能夠慢慢解決。”
白巖松認為，學生們的作業過於悲情。“我們居高臨下，去看待打工者，想當然認為他們被土地拋離、被城市也不接納，他們一定很痛苦很受城裡人歧視，這樣的判斷一定就是對的嗎？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當你真的去走進打工者隊伍，和他們近距離接觸的時候，發現他們的快樂要比我們想象的痛苦要多得多。”
整堂課，白巖松既有針對性學生們作業的具體點評，話題也經常脫離書本和作業，分享他自己讀書所感和社會見聞。
學生們一邊聽課，一邊倒茶喝水。白巖松講課時，有人吃零食，也有人玩手機。
“他們感謝城市感謝工廠，離開土地辛苦的勞作，擺脫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傳統，他們賺了錢，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改善了自己的物質生活，讓兒女們受了教育，培養了大學生，還在老家的省城、縣城買了房子，把戶口變成了城市人。他們說到這些，快樂一定比痛苦多。我們寫故土難離是一種文人的筆觸，是因為你在遠方。真正讓你回到故鄉的時候，你看你回不回？有很多東西我們先入為主的太多了。”
讀書課結束後，是新聞業務課。白巖松講的是“新聞和講故事”。這節課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剩下來的時間是新聞採訪實踐課。課程結束後，按照慣例，白巖松請學生們在傳媒大學附近的一個飯館吃晚飯。
在飯局上，老師和學生的距離消失了。白巖松和學生們，聊的話題就放開了，從社會問題到學生們的生活，從文藝明星到個人感情，談天說地沒有了邊界。
飯後，學生們走路，回教室集體看紀錄片。在紀錄片課上，這次，他們要看的是紀錄片《舟舟的世界》。而白巖松因為晚上有《新聞1+！》直播，驅車趕回西邊的公主墳，回電視臺的直播室做直播節目。
“第一堂課我讓他們看的是影響了幾代人的電影《迷牆》，第二堂課我給他們看的是臺灣一個民主示威遊行紀錄片，看看整個民主的過程是什麼樣的。第三次課我給他們看是詩人楊牧的紀錄片。下次課我給他們看的是達明一派與1990年代的香港，通過他們的歌曲，去了解變革時代香港當時的情緒。”
看完紀錄片後，學生們還要進行討論，按地域區別分為兩組，即“東大”五人為一組，“西大”五人為一組，對《舟舟的世界》進行討論。每人都要發言，互有交鋒，紀要最後交給白巖松，再進行點評。
白巖松和學生們在一起
培養一支新聞生力軍
“東西聯大”每年從北大、清華、人大、傳媒大學四所高校的研究生中招生。2012年第一期10人，第二期12人，後來固定每年11人。白巖松說，“等自己70歲的時候，交出260個左右的學生，我就退休了，私塾就可以關門了。
這些“東西聯大”畢業生，最後都選擇了去新聞界工作。他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白巖松有約在先：“我第一堂課的第一句話就是，東西聯大不是一個找工作的地方。但你如果認真讀完這兩年，我這裡學到了真本事，就一定有競爭力，你的工作應該不會太差。”
白巖松走到今天也是一步步靠自己走過來的。大學實習的時候，白巖松實習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復興門外，當時就讀的北京廣播學院在東五環外的定福莊，中間的距離達幾十公里，沒有直達車。
為了不擠公共汽車，他每天早上五點多鐘起床，蹭學校老師的班車去廣播電臺實習。那段時間，他經常上了車就睡著，然後車一停就下去。結果有一天，這輛汽車莫名其妙的中間停了一站，白巖松以為到了目的地，看也沒看就下去了。等車走了，他才發現沒有到目的地。後來，他轉了幾趟公共汽車，等到復興門時，已經遲到很久了。
當時的苦現在回想起來，全變成了甜。和當時所有的大學畢業生一樣，白巖松的工作也受到了社會的影響。本來他的單位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實習的半年裡，白巖松的誠懇和熱情給帶他的老師和部門領導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準備報到前，他突然收到通知， 去北京郊區的周口店基層機關勞動鍛鍊一年。
白巖松在周口店鄉政府呆了整整一年，無所事事。“那時我很沮喪，因為看不到希望。一年就看了兩本《紅樓夢》，那是我識字以來看書最少的一年。我記得有一次地震，張家口地震，咣咣撞牆，我們的其他的同學都跑出來了，然後喊我走，我答應一聲又睡著了。”
一年後，他回了廣電部，被重新分配到《中國廣播報》工作。“我當時認為廣播報是排節目表的，很沮喪很受打擊。”去報道的第一天，白巖松到單位對面的南禮士路的興達書店，買了一本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報紙編輯》。白巖松上廣元院讀書時，沒有學過報紙編輯。
很快，他成為那張報紙最勤奮的編輯、記者。除了寫新聞外，他也寫詩寫散文。“我來自內蒙古，一個外地人，沒有親人，也沒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的工作。”
當時，單位有個瘦瘦的同事叫崔永元，也喜歡舞文弄墨，他們很快成為了朋友。當時，崔永元已經在偷偷摸摸地給中央電視臺幹活了。後來，先離開報紙的崔永元給中央電視臺主政《東方時空》的時間推薦了白巖松。
“東西聯大”的校訓怎麼來的？
每一屆的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都能夠得到一張畢業證。畢業證紅印章“東西聯大”旁，白巖松的簽名身份是“校長”。 還有一句話：“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馬上行動”。
“ “東西聯大”是一個試驗田，不是一個大學，它更像是中國傳統式的書院，教書育人，我的課堂上，只給補上大學新聞學院裡沒有的內容，厚度、見識、邏輯，人生趣味，對人生、人性的瞭解，專業的長久定力，這些是最重要的東西，決定一個人所能抵達的高度和持久力。”白巖松說。
白巖松自己也是這麼做的。這麼多年，白巖松一直住在離中央電視臺為半徑的距離內，為的是隨時可以面臨突發新聞事件，在最短的時間內，抵達演播室。在央視的新聞頻道開播後，臺領導要求白巖松，要進入24小時待命的工作狀態，隨時準備直播新聞事件。
白巖松當時去央視時，中央電視臺的影響遠遠沒有今天這樣大。白巖松從如日中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離職，去中央電視臺當臨時工，很多同事都不看好，認為他的選擇不值當。可是，最後白巖松還是去了。
“我離開的電臺的時候，我也不認為前途怎麼樣？你是現在看到了結局，現在的年輕人不過是看到了白巖松這個結果，可是你沒有看到我當時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的環境，也是賭啊，生活中就是賭，下注。”
當時的《東方時空》製作中心在中央電視臺對面的一個居民區的大雜院裡，他們辦公環境是一個大倉庫，工作忙起來，很多時候回不了家，就在地板上鋪被子，大傢伙全部打地鋪。當時，他們只有一個想法，把自己的節目做好。
在今天的中央電視臺，原《東方時空》的老戰友，已經剩下不多了。白巖松一直還站在那裡，坐在主播臺上。多年前，因為中央電視臺對《東方時空》的人事和節目進行大調整，時間辭職，出走央視，一大批電視人追隨他而去，如方宏進、劉春等一批人都離開了新聞評論部。
而白巖松卻選擇了留下。也有當年的老戰友把留下的白巖松視為背叛者。白巖松對我的回答是：“我很早就當著領導的面說過一句話：我忠誠的不是領導，我忠誠的是我喜歡的新聞事業這件事情。一個單位一個部門，城頭變換大王旗，但事業是長跑馬拉松，只有堅持才有可能，你一直努力去做，才有改變的可能性。”
在中國，因為現實和各種限制，記者做久了，因為各種層出不窮的腐敗，礦難、拆遷、醫療事故、災難，目睹太多的不平和不公正，還有不斷的新聞被禁發，難免會心理疲憊、沮喪甚至厭倦。這導致了很多記者的離開，也讓中國的新聞業的水準和質量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
白巖松就沒有遭遇這樣的問題嗎？“可能因為我們全家都是搞歷史的，我哥是搞考古的，我爸我媽原來都是教歷史的，這可能會改變我的一些思維方式。我相信很多年以後，後了評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歷史記錄的一定是個好時代。”
這個回答讓我意外。白巖松接著說：“你看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時代裡，有無數的焦慮、不安全感、憤怒等等，很多人很沮喪、很焦慮，可是將來歷史評估的時候會說這個時代好。我們現在留戀的歷史上的唐朝，所謂康乾盛世時代，那個時代裡的知識分子也在不停地抱怨和不滿意，憂心忡忡。
在攝影師的鏡框裡裡，白巖松立場堅定，眼神剛毅。“我們的沮喪來自於：我們總有一個終極理想，世界美好。我不信人類有終極的理想實現的那一天，心肝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就是胃和腸子問題，再將來是前列腺問題，人類永無止歇，就這麼向前走。我看懂了這一點，所以我沒那麼多沮喪。知識分子的義務就是憂心忡忡，他是啄木鳥，在哪一個時代裡面都是如此。”
雖然如此灑脫，但他背後其實也有煩惱。內蒙老家那邊總有不斷的人來找他，拖親代友轉彎抹角地找到他，辦各種事情。他們總在電視上看到他，認為沒有他辦不了的事情。
其實，他也有很多事情辦不了。剛開始的時候，白巖松經常會因為事情不能解決而心懷愧疚，但事情多了，他也安慰自己，“我不想去做很多強扭的事情，一般我不願意去求人，所以很多事都沒法辦。
不管是在演講，還是在拍照，接受採訪，白巖松的手機總是在不停的震動。二十幾年了，他的手機號從未變過。打他的電話，如果他沒有接，他一定是在開會，或者在錄播節目，奔忙在出差的路上。一般來說，他會在看完短信後，給熟悉的朋友回個電話。
他很滿意自己的身體，還能踢球，也沒有肚子。“我覺得人的身體挺有趣的，比如說血壓有點高，你不用藥品的，用體育訓練，正常的作息，也能夠把它弄下去。”
現在，除了踢球，游泳、跑步，去健身房練力量，練柔韌撐撐腿，他還經常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吃八分飽，注意節食，保持身體健康。 “我想看看我踢球能到多大歲數，雖然我膝蓋的問題比過去大多了，但我還能夠踢球，你還要知道我身邊多少人早就離開球場了。”
不上鏡的時候，他經常會在家裡，點上一炷香。每天在家裡沒事的時候，就點上一支茉莉花或者玫瑰花味道的，就在陽光下看書，聽著音樂。
“我過去對陽光沒那麼多感觸，從今年春天開始，每天早上一起來，就拉開窗簾，有陽光心情馬上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歲數大的緣故，我不僅僅喜歡溫暖，還喜歡它的明朗吧。我聽音樂有多大用嗎？我就是看書時聽，也不必聽懂它是什麼意思，有它在就行了，突然覺得這個聲音真漂亮，真好，心能靜下來，慢慢愉悅起來。”
走在街上，他經常覺得現在的人走路太快，行色匆匆，顧不上看周圍的了，也無了看路邊的花開花落。這讓他想起在國外的一次遊歷：一條高速公路商店兩邊山谷，那裡開滿了花，路邊的路牌寫著，慢點走，好好欣賞這美吧！
“如果現在的中國人，在這種快節奏的工作和生活當中，能夠多做一些沒用的事，慢下來，思考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的意義，中國就穩下來了。現在大家都要做有用的事，人那麼多，資源那麼少，那你就相互競爭吧。”
白巖松說，自己後半輩子就是40歲寫過的那幾個字：“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他希望弟子們能夠“都是方法派、行動派和建設派，是一個人情練達、更有人性和人文關懷的、同時不以短期的贏或者輸去做一種評判或者內心太大波動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行動。”
“我一再跟他們說，在兩年的教育中，老師不是給你們句號，而是幫你們推開一扇又一扇的門。你好奇就可以沿著這門往裡走得更深。如果有一百個中國特牛的新聞人，因此走進新聞行列，那就非常了不起。”
白巖松還想給學生們，開一們名為“雜課”的新課。 “我們的大學都缺雜課，這個社會太提倡大家去做有用的事情，然後把那些生命裡很美好卻沒用的事情荒廢了，比如說讀書、聽音樂、打牌、喝酒、發呆、曬太陽，甚至有餓學生為了就業和工作，不是大一就實習，連談一次戀愛的時間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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