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这个月，白岩松特别忙。一是世界杯，作为专业球迷，白岩松自然不能错过，和所有球迷一样，要熬夜看球。同时，还要给雷平阳执掌的新闻媒体，写足球评论。
另外一个事也是大事。他个人创办的私塾“东西联大”第六期学员也要毕业了，除了学业结业外，他也得参加这个有学生们自编自导的毕业典礼。这也是他的大事。
另外，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央视的评论节目《新闻1+1》，雷打不动的流水线工作，人到中年，但对做新闻节目，他还是很上心。每次节目出来，他都会亲自做功课，把编导们准备的资料过滤，在电视镜头里脱稿进行表述。
另外，还有社会活动。这周五，他答应要去北大，参加已经退休的老同事敬一丹的新书发布活动。平时和《东方时空》的老同事们见面不多，但一到老朋友出书，他还是认认真真地捧场参加的。
白岩松在颁发毕业证书
一家人都是当老师
白岩松的父母是老师，姑姑是老师，舅舅、舅妈也是老师。在上世纪的内蒙古海拉尔，教师是一份不错的工作，铁饭碗，工作安稳，也受人尊敬。每到逢年过节，家里总是人来人往。不同年龄的学生，成群结队，来看望白岩松的妈妈。
“我从小就向往当一名老师。”白岩松说。1985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从内蒙古海拉尔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报到，成为新闻系的一名学生。
考广院是一个偶然。之前，白岩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这对白岩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自己也不能比哥哥差，将来也要去北京上大学。
一次，当教师的母亲的一个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学生，放寒假回海拉尔过年，到白岩松家来给老师拜年。当时，白岩松在一旁听母亲和学生聊天，聊起大学生活。“他说广播学院很不错，我听了也想去那里上学。后来，我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白岩松担心，自己和哥哥都离开了家，以后谁给母亲挑水吃呢？
白岩松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十岁的时候，爷爷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哥哥和白岩松。当时，白岩松母亲的工资才7块，养活一家人。哥哥比白岩松大6岁。之前，家里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哥哥17岁的时候，去北京读大学，11岁的白岩松开始接过扁担给家里挑水吃。
多年以后，当白岩松站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台上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但童年也有欢乐。“我的童年比我儿子有意思，我们跑步、藏猫、踢足球，自己做各种玩具，比如说自己做的那种能打出声的抢，爬树、挖地沟设陷阱，都干过。”
那时候他们家住的是学校宿舍，都是一派排的平房，前后左右都是老师。但在那个贫富悬殊相差不大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照料，邻里关系也特别好。“家家都没有好太多，谁也没比谁富到哪里去。只不过因为我的父亲去世了，格外的可能困难一点。”
两个月前，白岩松和母亲去秦皇岛看望一位老人。“她是我们一个院里一套房的，是我妈妈的长辈，也是她的同事，我叫姥姥，从小看我长大的，我和我哥哥都在她家蹭过吃的，现在已经一百岁了，她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所以我们北戴河去看她。”
一些媒体把岩松这段往事写得很悲凉，把他描绘成一个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志向高大。白岩松不喜欢这样的描述：“我不喜欢把这种事情回忆成苦，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东北压水，要用开水带一壶过去浇井，得把井上面的冰给解冻了，才能把这个水给压出来。那时候，挑水的一路上都是小孩，我们也不知道苦，我觉得人活着要是有苦难的话，全扔到童年去，好承受一些。”
回忆起30年前的生活，白岩松的脸上没有愁苦。虽然没有父亲，但白家在当地是大家族，人多，没人敢欺负孤儿寡母。“我姥姥、舅舅、舅母，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另外我发现东北那种天比较阳性，包括它的冷也，特别能够锻炼人。这样的经历了就得把它当成财富，把任何东西看它好的一面。”
白岩松把自己能上大学归结于自律。高中时候，成绩不是特别好的白岩松，在高考阶段，靠学习方法上了大学。“我是学文科的，我把所有的书，所有的历史书、地理书、语文书装订起来，然后在纸上统计出来，假如四本书一共是600页，地理书一共是722页，语文书一共是1000多页，然后再计算，我在高考前一共要看完四遍，每天必须看30页历史、地理，再做一下数学题，每天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1979年，白岩松的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1985年，白岩松也考上了大学，这让母亲很欣慰。“我们家从此就从逆境中转变了，这个家的态势就完全逆转了，左右邻居都觉得，我们的家就出头了，熬出来了。”
白岩松上课
“东西联大”是受“西南联大”影响
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后，白岩松也经常被学校请去开课，演讲，还担任了多家大学的兼职教授、名誉教授。
从2007 年起，白岩松出钱资助，在中国传媒大学启动了“子牛杯”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活动，鼓励支持大学生去了解社会，做社会问题调查。这个调查活动，已经变成了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常规课程， “子牛杯”已举办多届，诞生了一批“非典后遗症”等优秀论文。
在这个活动中间，基于新闻教育和新闻前线的脱节，已经是几所大学兼职教授的白岩松，萌发了自己办学的念想。他和北京大学的俞虹商量，想和大学合作，办一个“新闻私塾”，改变目前的高校新闻教育方式。
白岩松和一些大学接洽商谈后发现，他的想法很难实现，在现有教育体制下，他只能是在大学挂职，给本科生上大课，或者是当导师带研究生。“思前顾后，想了五年，我跟一些学校沟通过，后来觉得还是自己干。”
白岩松对目前的固化一元化教育有看法，他试图打破学校的固化教育思维，打破学生的单线思维和价值观。
2012年秋天，白岩松看了赵越胜的《燃灯者:忆周辅成》，顿时“热血沸腾”，马上决定启动“东西联大”。
《燃灯者:忆周辅成》让他觉得，“我自己办私学，再难难得过周辅成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吗？”后来，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那里得到了支持，在老师们的推荐下，在这些学校的研究生里，选出了第一批学生。
要成为白岩松的学生，首先必须要考上北大、清华、人大、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学生都研究生一年级的，都是这四所大学的新闻学院老师推荐，白岩松面试选拔，才能够入选。
“本科学新闻的，将来不一定真干新闻。但是研究生还学新闻，大致他是想要干新闻。这就不是我把你坑到这来。开玩笑说，新闻不是一个好行当，要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挣不了多少钱，遭不少罪。我不想你是因为我的鼓动，干了这行，有一天你要觉得这行业不好怎么办？可是研究生你还学这个，开玩笑说，那可不怨我了。”
之所以命名“东西联大”，就是向历史上达到中国高校教育最高峰的“西南联大”致敬。还有一个意思，是指的是上课的地点，一个是北大老师。考虑到学生来自北京东、西两边的高校，教室也设在东西两处，一个北大附近的万柳山庄，一个是传媒大学的新闻学院办公楼里。
为了方便学生们上课，增加学生们的交流，“东西联大”的教室是流动制，每个月上两天课，东边、西边各一次。目前，学校的专任老师只有白岩松，使用的教材和教案也是他自己准备的。
教学形式也是多样的，采用开放式课程，偶尔会请敬一丹、张立宪等业界大咖来上专项的业务课，也会带着学生去腾讯网编辑部、《读库》编辑部去上实践课。
“东西联大”不收学费，也没有教材费，白岩松还要自贴腰包，管学生们的伙食。每次上完课，就是请大家吃饭。在饭桌上，也是流动课堂，既谈新闻业务，也谈生活。他喜欢这样的形式，像是自己回到了传统是书院教学。
在传媒大学上课用的教室，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公室里。这间3楼的办公室，曾经是白岩松当年上大学时老师曹璐的办公室。三十年后，同样的办公室，老师变成了白岩松。
望着十一个研究生年轻的脸，白岩松上课的时候，偶尔会恍惚，看见当年的自己和崔永元、狗子等同学上课的情景。
白岩松对“东西联大”的规划很长远。“原来我打算两年招一届，招了这批孩子半年之后，我很兴奋，改一年招一届。你想想，等我到70岁的时候，我有两百多个耳提面命、“私塾”里走出来的学生，我相信他们会很优秀。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在这个班上，班长每个月换一次，通过投票决定，整理当月的课程资料，负责和同学们沟通交流，和白岩松沟通；每个月的新闻实践训练课也是大家提出，最后投票决定，进行实施。就连吃饭时和白岩松身边的座位，也是用扑克牌抽签决定。
东西联大课堂
白老师上课记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听了白岩松老师的课程。
白岩松的新闻课类似于国外的写作班，完全开放式的教学。一个长方形的圆桌，11个学生围着白岩松，听他上课。
每次的课程通常按照以下是结构进行：先是白岩松上一堂读书课，接着是一堂新闻业务课，一个新闻业务讨论课；最后看一部纪录片。
我去的那天，白岩松的读书课与三本非虚构图书有关：梁鸿的《出梁庄记》、丁燕的《工厂女孩》、张彤宇的《打工女孩》。学生们用一个月精读这三本书，然后按照白岩松的要求，每本书写400字左右的读书感想。
“大家共同思考，同样写打工者的故事，3位作者的切入点和立意有很大的不同，梁鸿是走访家乡的打工者，写出了打工者四处漫游的悲辛；张彤禾是对东莞持续几年的观察走访，强调的是打工者的解放和自由，对未来的乐观和希望；丁燕的把自己放进工厂，和打工者一起劳作，进行体验式写作和观察，记录打工者的生存现状。”
这天的读书课用了两个小时。白岩松对每一个学生的课堂作业，进行详细点评。
“出门打工对50后、60后、70后就是谋生，他们只是到城市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子帮儿女们解决生活的困难。对80后、90后的打工者，完全具有另外的含义，不仅仅只是生存，而是主动摆脱、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完全是对一个新世界的探索，渴望在城市长久呆下来，进入一种新生活。”
白岩松千方百计，试图打散开学生们的思维，开阔视野，训练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看待“打工者”。
“我们12个人，大部分人强调了离开土地的人，进入城市的隔膜、不适应，但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你觉得他们的不适应难道不是对的和正常的吗？他们对城市的不适应是进步还是退步？没一个人在文章里写过这个问题，这是我感到特别遗憾的。”
“你们都用一种悲悯的态度来看待打工这件事，但如果停止你们的悲悯，换一种角度去思考的话，现在中国2.2亿个打工者，远离家乡进入城市，他们的各种格格不入，换一种思维方式，它就是中国社会和历史进步的标志。他们不停地抱怨这座城市，但他们在这座城市扎根越深，可是他们天天也在抱怨。罗大佑唱《鹿港小镇》，打工者从鹿港小镇到了台北，强调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没有污染没有撒谎的政治家等等。但接下来这首歌就没再写了，请问这哥们儿后来回鹿港小镇了吗？他们还回得去吗？”
接下来，白岩松用很多数据说明了中国打工者的浪潮。“让打工者在城市安家落户，是我们政府解决和推动的事情。目前，资源现实限制无法让外来者安家落户，在各种权益上完全平等，不可能。但我们该慢慢的改变，让他们的工作、生活越来越容易，上学、就医问题能够慢慢解决。”
白岩松认为，学生们的作业过于悲情。“我们居高临下，去看待打工者，想当然认为他们被土地抛离、被城市也不接纳，他们一定很痛苦很受城里人歧视，这样的判断一定就是对的吗？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你真的去走进打工者队伍，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快乐要比我们想象的痛苦要多得多。”
整堂课，白岩松既有针对性学生们作业的具体点评，话题也经常脱离书本和作业，分享他自己读书所感和社会见闻。
学生们一边听课，一边倒茶喝水。白岩松讲课时，有人吃零食，也有人玩手机。
“他们感谢城市感谢工厂，离开土地辛苦的劳作，摆脱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他们赚了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生活，让儿女们受了教育，培养了大学生，还在老家的省城、县城买了房子，把户口变成了城市人。他们说到这些，快乐一定比痛苦多。我们写故土难离是一种文人的笔触，是因为你在远方。真正让你回到故乡的时候，你看你回不回？有很多东西我们先入为主的太多了。”
读书课结束后，是新闻业务课。白岩松讲的是“新闻和讲故事”。这节课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是新闻采访实践课。课程结束后，按照惯例，白岩松请学生们在传媒大学附近的一个饭馆吃晚饭。
在饭局上，老师和学生的距离消失了。白岩松和学生们，聊的话题就放开了，从社会问题到学生们的生活，从文艺明星到个人感情，谈天说地没有了边界。
饭后，学生们走路，回教室集体看纪录片。在纪录片课上，这次，他们要看的是纪录片《舟舟的世界》。而白岩松因为晚上有《新闻1+！》直播，驱车赶回西边的公主坟，回电视台的直播室做直播节目。
“第一堂课我让他们看的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迷墙》，第二堂课我给他们看的是台湾一个民主示威游行纪录片，看看整个民主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第三次课我给他们看是诗人杨牧的纪录片。下次课我给他们看的是达明一派与1990年代的香港，通过他们的歌曲，去了解变革时代香港当时的情绪。”
看完纪录片后，学生们还要进行讨论，按地域区别分为两组，即“东大”五人为一组，“西大”五人为一组，对《舟舟的世界》进行讨论。每人都要发言，互有交锋，纪要最后交给白岩松，再进行点评。
白岩松和学生们在一起
培养一支新闻生力军
“东西联大”每年从北大、清华、人大、传媒大学四所高校的研究生中招生。2012年第一期10人，第二期12人，后来固定每年11人。白岩松说，“等自己70岁的时候，交出260个左右的学生，我就退休了，私塾就可以关门了。
这些“东西联大”毕业生，最后都选择了去新闻界工作。他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白岩松有约在先：“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东西联大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地方。但你如果认真读完这两年，我这里学到了真本事，就一定有竞争力，你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
白岩松走到今天也是一步步靠自己走过来的。大学实习的时候，白岩松实习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复兴门外，当时就读的北京广播学院在东五环外的定福庄，中间的距离达几十公里，没有直达车。
为了不挤公共汽车，他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蹭学校老师的班车去广播电台实习。那段时间，他经常上了车就睡着，然后车一停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这辆汽车莫名其妙的中间停了一站，白岩松以为到了目的地，看也没看就下去了。等车走了，他才发现没有到目的地。后来，他转了几趟公共汽车，等到复兴门时，已经迟到很久了。
当时的苦现在回想起来，全变成了甜。和当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白岩松的工作也受到了社会的影响。本来他的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实习的半年里，白岩松的诚恳和热情给带他的老师和部门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准备报到前，他突然收到通知， 去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基层机关劳动锻炼一年。
白岩松在周口店乡政府呆了整整一年，无所事事。“那时我很沮丧，因为看不到希望。一年就看了两本《红楼梦》，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我记得有一次地震，张家口地震，咣咣撞墙，我们的其他的同学都跑出来了，然后喊我走，我答应一声又睡着了。”
一年后，他回了广电部，被重新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工作。“我当时认为广播报是排节目表的，很沮丧很受打击。”去报道的第一天，白岩松到单位对面的南礼士路的兴达书店，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报纸编辑》。白岩松上广元院读书时，没有学过报纸编辑。
很快，他成为那张报纸最勤奋的编辑、记者。除了写新闻外，他也写诗写散文。“我来自内蒙古，一个外地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的工作。”
当时，单位有个瘦瘦的同事叫崔永元，也喜欢舞文弄墨，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当时，崔永元已经在偷偷摸摸地给中央电视台干活了。后来，先离开报纸的崔永元给中央电视台主政《东方时空》的时间推荐了白岩松。
“东西联大”的校训怎么来的？
每一届的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都能够得到一张毕业证。毕业证红印章“东西联大”旁，白岩松的签名身份是“校长”。 还有一句话：“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马上行动”。
“ “东西联大”是一个试验田，不是一个大学，它更像是中国传统式的书院，教书育人，我的课堂上，只给补上大学新闻学院里没有的内容，厚度、见识、逻辑，人生趣味，对人生、人性的了解，专业的长久定力，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一个人所能抵达的高度和持久力。”白岩松说。
白岩松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多年，白岩松一直住在离中央电视台为半径的距离内，为的是随时可以面临突发新闻事件，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演播室。在央视的新闻频道开播后，台领导要求白岩松，要进入24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随时准备直播新闻事件。
白岩松当时去央视时，中央电视台的影响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白岩松从如日中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职，去中央电视台当临时工，很多同事都不看好，认为他的选择不值当。可是，最后白岩松还是去了。
“我离开的电台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前途怎么样？你是现在看到了结局，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看到了白岩松这个结果，可是你没有看到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的环境，也是赌啊，生活中就是赌，下注。”
当时的《东方时空》制作中心在中央电视台对面的一个居民区的大杂院里，他们办公环境是一个大仓库，工作忙起来，很多时候回不了家，就在地板上铺被子，大家伙全部打地铺。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的节目做好。
在今天的中央电视台，原《东方时空》的老战友，已经剩下不多了。白岩松一直还站在那里，坐在主播台上。多年前，因为中央电视台对《东方时空》的人事和节目进行大调整，时间辞职，出走央视，一大批电视人追随他而去，如方宏进、刘春等一批人都离开了新闻评论部。
而白岩松却选择了留下。也有当年的老战友把留下的白岩松视为背叛者。白岩松对我的回答是：“我很早就当着领导的面说过一句话：我忠诚的不是领导，我忠诚的是我喜欢的新闻事业这件事情。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事业是长跑马拉松，只有坚持才有可能，你一直努力去做，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在中国，因为现实和各种限制，记者做久了，因为各种层出不穷的腐败，矿难、拆迁、医疗事故、灾难，目睹太多的不平和不公正，还有不断的新闻被禁发，难免会心理疲惫、沮丧甚至厌倦。这导致了很多记者的离开，也让中国的新闻业的水准和质量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
白岩松就没有遭遇这样的问题吗？“可能因为我们全家都是搞历史的，我哥是搞考古的，我爸我妈原来都是教历史的，这可能会改变我的一些思维方式。我相信很多年以后，后了评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历史记录的一定是个好时代。”
这个回答让我意外。白岩松接着说：“你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有无数的焦虑、不安全感、愤怒等等，很多人很沮丧、很焦虑，可是将来历史评估的时候会说这个时代好。我们现在留恋的历史上的唐朝，所谓康乾盛世时代，那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也在不停地抱怨和不满意，忧心忡忡。
在摄影师的镜框里里，白岩松立场坚定，眼神刚毅。“我们的沮丧来自于：我们总有一个终极理想，世界美好。我不信人类有终极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心肝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就是胃和肠子问题，再将来是前列腺问题，人类永无止歇，就这么向前走。我看懂了这一点，所以我没那么多沮丧。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忧心忡忡，他是啄木鸟，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如此。”
虽然如此洒脱，但他背后其实也有烦恼。内蒙老家那边总有不断的人来找他，拖亲代友转弯抹角地找到他，办各种事情。他们总在电视上看到他，认为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情。
其实，他也有很多事情办不了。刚开始的时候，白岩松经常会因为事情不能解决而心怀愧疚，但事情多了，他也安慰自己，“我不想去做很多强扭的事情，一般我不愿意去求人，所以很多事都没法办。
不管是在演讲，还是在拍照，接受采访，白岩松的手机总是在不停的震动。二十几年了，他的手机号从未变过。打他的电话，如果他没有接，他一定是在开会，或者在录播节目，奔忙在出差的路上。一般来说，他会在看完短信后，给熟悉的朋友回个电话。
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体，还能踢球，也没有肚子。“我觉得人的身体挺有趣的，比如说血压有点高，你不用药品的，用体育训练，正常的作息，也能够把它弄下去。”
现在，除了踢球，游泳、跑步，去健身房练力量，练柔韧撑撑腿，他还经常提醒自己，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吃八分饱，注意节食，保持身体健康。 “我想看看我踢球能到多大岁数，虽然我膝盖的问题比过去大多了，但我还能够踢球，你还要知道我身边多少人早就离开球场了。”
不上镜的时候，他经常会在家里，点上一炷香。每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就点上一支茉莉花或者玫瑰花味道的，就在阳光下看书，听着音乐。
“我过去对阳光没那么多感触，从今年春天开始，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拉开窗帘，有阳光心情马上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大的缘故，我不仅仅喜欢温暖，还喜欢它的明朗吧。我听音乐有多大用吗？我就是看书时听，也不必听懂它是什么意思，有它在就行了，突然觉得这个声音真漂亮，真好，心能静下来，慢慢愉悦起来。”
走在街上，他经常觉得现在的人走路太快，行色匆匆，顾不上看周围的了，也无了看路边的花开花落。这让他想起在国外的一次游历：一条高速公路商店两边山谷，那里开满了花，路边的路牌写着，慢点走，好好欣赏这美吧！
“如果现在的中国人，在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多做一些没用的事，慢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的意义，中国就稳下来了。现在大家都要做有用的事，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少，那你就相互竞争吧。”
白岩松说，自己后半辈子就是40岁写过的那几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他希望弟子们能够“都是方法派、行动派和建设派，是一个人情练达、更有人性和人文关怀的、同时不以短期的赢或者输去做一种评判或者内心太大波动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行动。”
“我一再跟他们说，在两年的教育中，老师不是给你们句号，而是帮你们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你好奇就可以沿着这门往里走得更深。如果有一百个中国特牛的新闻人，因此走进新闻行列，那就非常了不起。”
白岩松还想给学生们，开一们名为“杂课”的新课。 “我们的大学都缺杂课，这个社会太提倡大家去做有用的事情，然后把那些生命里很美好却没用的事情荒废了，比如说读书、听音乐、打牌、喝酒、发呆、晒太阳，甚至有饿学生为了就业和工作，不是大一就实习，连谈一次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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