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胡一刀
特朗普執政以來，對華採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輿論普遍認為，美國對華髮難的目的，是要阻礙中國發展，保持美國霸權。
這其實並非特朗普首先提出的戰略思想，作為上臺前還是執政議政“門外漢”的“政治素人”，他的很多政治策略其實都是從美國曆史中“複製-粘貼”下來的。
因為歷史中有輪迴，相似的情況隔一段時間可能就會出現。
一、 對抗蘇聯
在冷戰期間，美國就曾兩次強勢對抗蘇聯。第一次是在1958年前後。
受朝鮮戰爭失利、華約組織成立等事件影響，以及亞非拉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美國朝野當時一片焦慮。由此導致的麥卡錫主義則進一步撕裂了美國社會。由於戰後的經濟調整以及艾森豪威爾執著的“平衡預算”政策，美國經濟也於1954 年滑坡，1958 年更跌入衰退邊緣。
而此時的蘇聯在赫魯曉夫領導下，公開揚言要“埋葬”美國。1956年先後強勢干涉蘇伊士運河危機、武裝鎮壓“匈牙利事件”，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更使蘇聯勢頭咄咄逼人。
在此形勢下，艾森豪威爾宣佈蘇聯為“最根本的安全威脅”，制定了以“大規模（核）報復”為主要內容的對外政策。蘇伊士運河危機後，提出“艾森豪威爾主義”，表明美國不惜動用武力阻止蘇聯的擴張。
與蘇聯的強勢對抗，一方面使美國很快緩解了與英法等國在非殖民化和中東等問題上的矛盾，將西方世界團結在“反蘇“的大旗之下；另一方面使艾森豪威爾能夠在國內推動一系列的強硬調整措施。
儘管艾森豪威爾是共和黨總統，其內閣成員也清一色地出身於大資本家，但他卻積極支持黑人平權運動，強勢推動廢除教育種族隔離法案，不惜派軍隊鎮壓白人種族主義者於1957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挑起的叛亂。啟動了美國社會“左進右退”的大調整。
小石城事件
繼任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繼續與蘇聯“全面對抗”，同時更積極地促進民權、改革稅務、支持工會、“擺脫貧困”、打擊黑社會、建立健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這一系列的“左傾”政策，不僅逼迫大資本右翼保守勢力向產業工人和弱勢群體妥協讓利，從根本上扭轉了美國政治經濟“北重南輕”的長期失衡。
在整個60年代，美國經濟以5%的年均增長率快速發展，國民經濟總值（GDP）從1958年的2.97萬億美元增長到1972年的5.38萬億。
美國第二次強勢對抗蘇聯，是在1978年前後。
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元危機和經濟衰退、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反戰運動等不僅嚴重撕裂了美國社會，也使美國在國際地位急劇下降。
1979年11月，伊朗激進學生扣留52名美國外交人員為人質，卡特政府舉措無力。直到1980年4月才派出特種部隊營救，卻以折戟沉沙的失敗告終，令美國顏面掃地。
而此時的蘇聯則在勃列日涅夫領導下大力擴充軍備，不僅核武器數量超過美國，而且在國際事務中全面出擊： 1971支持印度佔領東巴，成立孟加拉國；1975年支持古巴直接捲入安哥拉戰爭；1978年指揮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
於是，1981年上臺的美國總統里根立即擯棄了與蘇聯的緩和政策，全面升級美蘇“冷戰”，公開宣稱要打敗蘇聯“邪惡帝國”。
里根一方面與以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力量呼應配合，重整反蘇陣線。另一方面通過消減個人所得稅、大幅度縮減社保福利預算、限制工會等“右傾”政策，強勢整合美國政治。
隨著美國社會“右進左退”的大調整，美國經濟也進入第二個高速發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間，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6%，國民經濟總值從1980年的6.76萬億美元增長到1990年的9.39萬億。
可見，美國在以上兩個困難時期，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黨政，都是通過用與“強敵”蘇聯的全面對抗來強力推動國內政治經濟的結構調整，逼迫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妥協，從而迅速扭轉不利局面，使美國“更加強大”。
二、美國之亂
今天的美國，面臨著比前兩次更為嚴峻的挑戰。
對外，由於自小布什政府以來，美國對外政策乏善可陳，領導能力和信譽都顯著下降；對內，由於有利於資本的分配體制、政治化的工會體制、利益集團的固化，以及靠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支撐的消費型經濟，導致資本不斷外流和產業空心化。
帶來的結果是，大資本鯨吞了經濟全球化的巨大紅利，而以薪酬階層為主體的中產階級的地位下滑。這不僅持續拉大貧富差距，而且將建制派政治精英推入了結構性的兩難困境：
一方面，要依賴已經全球化的大資本，以獲得不可或缺的資本贊助；另一方面，卻要迎合反對全球化的選民，以贏得同樣不可或缺的選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右翼保守的福音派自90年代末在美國政治中的異軍突起，左翼自由派為把持道德制高點，高調維護種族、教派、性別就業/學的絕對平等，導致了“政治正確”在政治、輿情、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濫觴。
兩相對撞，結果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種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國“大熔爐”。美國政治中拉動選民的已不再是候選人的政策主張，而是在“泛政治化”議題（性取向、墮胎、種族/教派關係、女權等）上所持的立場。
白人至上主義者駕車衝擊人群
而這些議題上的衝突，反映的其實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矛盾，因而矛盾雙方很難妥協——不能妥協的民主政治必然導致極端。這樣一來，美國政治板塊不斷向左右兩個極端拉伸，從有利於妥協與穩定的橢圓形，拉伸為勢不兩立的啞鈴型，形成難以逾越的政治鴻溝。
正是在此亂局之中，與政治體制以及建制派毫無瓜葛、出身大資本家卻高舉反體制、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贏得了2017年總統大選。
三、敵視中國
特朗普雖然亂中取勝，但是他毫無國際戰略思維的修養和實踐，因而也談不上有任何“戰略構想”。
但總統大權在握的他卻精明地認識到，要為自己博出生存空間，就必須在兩個領域有所作為。其一，在因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議題——伊核、朝核、貿易赤字等——上標新立異，甚至不惜蠻幹。其二，與大國發生糾纏，甚至不惜以無賴耍橫為手段來達到目的。
這樣一來，在重大議題和大國關係上有巨大相關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與他打交道，他也因此獲得與建制派討價還價的砝碼，並掌握主動權。
事實表明，特朗普在這兩個領域的蠻幹達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的收穫是找到了和建制派最關鍵的共同關注點：中國。
特朗普已經認識到，美國的建制派在中國問題上更宏大的戰略構想：樹立中國是“美國最大威脅”的強敵形象，進而通過與中國的對抗，來推動美國迫在眉睫的戰略調整和內部重建，使美國克服亂局重新煥發。
顯然，這個戰略構想不是一蹴而就的。
十幾年來，中國“融入”式的崛起方式——不挑戰美國建立並領導的國際秩序，而是以改革開放的姿態融入其中——和美國與中國的“接觸”政策，造就了中美之間難以逆轉的互相依賴。這種互相依賴使得美國任何具體的制華政策都會引發內部利益集團的劇烈鬥爭。
但是，隨著中美之間的差距迅速縮小，美國想要遏制中國的衝動日益強烈。建制派中的共和黨右翼保守派和民主黨左翼自由派都一致認為，“逆轉”中國崛起已時不我待。為此，必須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間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和中國“脫鉤”。
但與中國“脫鉤”，必將導致美國政治和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與重建。要克服調整過程中強大的反對力量，首先要破局。不破不立，只有在打破目前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才能開始重建。
特朗普上臺不到一年，卻取得了數項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協議和伊核，大幅度增加軍費，減稅、限制外來移民等等。所有這些“破局”之舉，如果沒有右傾保守力量支持和推動，是難以想象的。
而特朗普也通過這些“破局”舉措，也向右翼利益集團納了“投名狀”。能源產業、軍工集團、華爾街、福音派等支持共和黨的右翼利益團體賺的盆滿缽滿，而左翼自由派的利益則大受打擊。美國“右進左退”的戰略大調整已然開始——“里根模式”悄然再現。
其次，以中國為敵。通過與“強敵”的對抗，來迫使相關利益集團做出必要的妥協與讓步。
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確的。首先坐實中國是“非市場經濟”，進而在中國與西方經濟之間劃出一條意識形態的分界線。然後，通過與西方國家的雙邊談判，重寫遊戲規則，籍此打破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最大優勢——全面完整的產業鏈，與中國“脫鉤”。
通過貿易戰在美國民眾中樹立中國是“敵人”的形象——這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報告》中用“經濟侵略”來界定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用心所在。特朗普在對華“貿易戰”中表現出來的不守信用出爾反爾，其實是他和建制派不斷磨合妥協的產物。
精明的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樹敵”這兩個關鍵點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併發揮了作用，因而撞對了建制派預想的戰略方向。
美國對華採取強硬的對抗姿態，目的不僅是為了阻礙中國的發展，更是為了通過與華為“敵”，推動美國內部必要的調整與整合。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聰明地與之周旋，而是跟著美國的步調一味“硬碰硬反擊”，就很可能按照美國的戰略軌道進入全面對抗的“中美新冷戰”。
最終，使中國像50-60 年代與70-80年代的蘇聯一樣，成為美國戰略轉型期間內部矛盾的調和器，推動美國內部整合的助推器。
從長遠看，由美國挑起的中美之間的“對抗”，其實是雙方整合內部、重新煥發的賽跑。要贏得這場賽跑，中國不僅要專注對方的腳步，更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籍此不斷壯大自己，使自己的腳步更加有力持久。
本文基於知名國際問題專家黃靖教授的文章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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