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怒了，你居然要打撈‘里斯本丸號’！如果你真要這樣做，我們會不惜驚動中國最高層來反對。”今年2月，中國製片人方勵在英國見到陸軍退役少校費恩祺（Brian Finch）時，這位77歲的英國紳士對他嚴肅說道。
去年10月份，方勵決定拍一部有關沉船“里斯本丸號”的紀錄片《The 828 Unforgotten》，並且要將沉入海底70多年的里斯本丸號打撈出來。
這是一艘1942年9月27日從香港出發的日本貨船，上面載著1834名戰俘，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士兵，還有約800名日軍。10月1日，里斯本丸號在舟山海域被美軍魚雷擊中。次日，800多名戰俘沉入海底。
英國《泰晤士報》最先採訪報道了方勵和他的紀錄片。很快，報道被多家媒體轉載刊登，後來BBC的幾個欄目也追蹤報道。這件事還在英國國內引發一場爭論：到底要不要打撈里斯本丸號？
費恩祺和英國軍方的觀點一致：堅決反對打撈“里斯本丸號”，因為那是一座“戰爭墳墓”。很多英國民眾也反對打撈，理由是不希望有人打擾遇難者的靈魂。
方勵並不認為這是“墳墓”，他覺得這是“中國海底的日本監獄”：“他們並非自願，這裡也不是他們的家鄉。他們並非安息，而是被囚禁。”
今年4月，他帶著導演範銘等人去往英國尋找那些“里斯本丸號”上的倖存者及其親友。在英國，他們詢問了很多路人，其中大多數都不知道“里斯本丸號”這段歷史。可一旦瞭解了這部紀錄片，“所有人都會用‘偉大’來形容”。
14天裡，方勵和範銘在費恩祺的協助下采訪了20位與“里斯本丸號”有關的倖存者及其家屬。為了尋找更多相關人員，方勵在英國媒體上廣泛刊登“尋人啟事”。
“英國人不會覺得奇怪嗎？為什麼一箇中國人要去拍日本船上的英國戰俘？”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每條廣告里加入了中國地圖：“之所以是由中國人來拍這部紀錄片，是因為那麼多英國小夥子是在我們家門口沉入海底的。現在，他們被遺忘了。”
方勵希望通過這部紀錄片，打撈起隨“里斯本丸號”沉沒的故事，還有那1834名被人遺忘的戰俘。
帶他們回家
方勵第一次聽說“里斯本丸號”的故事是在2013年。那年5月1日的半夜，導演韓寒跟他說，自己想寫本名叫《東極少年往事》的小說。東極島在哪兒？方勵不知道。韓寒攤開地圖，指了一片被東海包圍的島嶼，距離舟山本島近2小時航程。
去東極島踩點時，一個船老大告訴方勵，有艘大船就在這兒沉了，死了好多英國軍人。方勵是個軍事迷，卻對這艘沉船一無所知，忍不住往下“潛”，結果“越瞭解就越不可收拾”。
他分別在2016年、2017年帶著技術隊在東極島進行了兩次勘探。第一次，他發現這裡確實有一艘沉船，長度和寬度與“里斯本丸號”吻合。第二次勘測後，他確定這是一艘幾千噸重的鋼鐵船，而且船尾斷了。這符合歷史上“里斯本丸號”被魚雷擊中尾部，沉沒觸底的記錄，“那必須是里斯本丸號”。
得到確切結論的方勵心情“興奮又沉重”。興奮的是，這證明他的專業技能過關，沉重則是因為“就在我腳下30米的海底，有800多條曾經鮮活的生命”。方勵說完，抽了張紙，遮住了發紅的眼睛。
在近2小時的採訪中，他不止一次眼眶泛紅，手邊攢了一堆紙巾，3個菸頭。“我們的距離是如此近，只有30米。”他再次強調，雙臂比劃，“就從咱們坐的地方到對面那堵牆的距離。”說這話的時候，方勵好像一下從北京朝陽的藝術區航行到了浙江舟山的東極島，腳下是海浪，再往下是就是“里斯本丸號”。
方勵和團隊在英國尋找里斯本丸號上的倖存者及其後人
2017年，香港里斯本丸協會秘書長把方勵介紹給了費恩祺。費恩祺1960年加入了米德爾塞克斯團。這個兵團也曾有士兵被關押在“里斯本丸號”上。在兵團辦公室的牆上，至今還掛著一幅“里斯本丸號”的素描。費恩祺說：“大家都知道這艘船的故事，時不時就會有人提起。”
費恩祺曾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跟當地里斯本丸協會關係密切。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里斯本丸”，他把協會編著的《實錄·里斯本丸事件》翻譯成了英文。費恩祺還把方勵介紹給了專攻香港戰爭的英國曆史研究者託尼·班納姆（Tony Banham）。
同一年，一位英國曆史學教授看到了方勵的海底勘探數據。他發現自己對“里斯本丸”歷史事件一無所知，覺得有必要讓更多英國人知道，於是聯繫了自己在《泰晤士報》的記者朋友，採訪報道了方勵。
10月8號，文章發表。兩天後，有個叫阿曼達（Amanda）的女士找到了方勵。她的爺爺登上里斯本丸號的時候，她的父親只有7歲，從此再沒見過自己的父親。船沉了兩年後，他收到了紅十字會的死亡通知書。
現在，阿曼達每年都會給爺爺和父親掃墓，但“他不在那裡，只有一塊石頭，裡面是空的”。她堅持：“如果你派一個人參加戰爭，那無論是死還是活，都應該把他帶回家。”.Amanda的爺爺在里斯本丸號遇難，家裡的墳墓是空的
正是這個電話，讓方勵打定主意要拍紀錄片。他用幾個月的工夫組建了一個團隊，固定成員只有5個人：導演範銘、製片人方勵、歷史及軍事顧問費恩祺、聯合制片人託尼，還有一個在英國留學的實習生。
託尼和費恩祺之前都曾與一些倖存者及其家人保持聯繫。方勵最初會根據他們提供的一些信息和線索去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託尼曾寫過《里斯本丸號的沉沒：英國被遺忘的二戰悲劇》。在這本書的開頭，他寫道：“1990年，我第一次開始蒐集資料時，還有大約100個倖存者。2003年1月開始寫書時，只有9個了。3月，還剩8個。7月，還有7個。10月，只剩6個。”
而今，據方勵所知，只剩下兩名倖存者了：一位叫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99歲，還有一位98歲，在加拿大溫哥華。
方勵採訪在世的年紀最大幸存者，99歲Dennis Morley
這種“壓力”也是懸在方勵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我們將失去最後一次講述他們的故事並記住他們的機會”。
“最壞的人性和最好的人性”
1942年10月1日早上7點04分，美軍潛艇“鱸魚”向日本貨船“里斯本丸號”發射了第一顆魚雷。157秒後，海上沒有爆炸聲。接下來美軍指揮官下令連發兩枚，船隻晃了幾下。潛艇離得更近了，重1.5噸的第四顆魚雷發射，擊中船尾。一位戰俘後來回憶道：“突然一聲巨響，像是爆胎的聲音。我們不確定聲音來自船外還是船裡。”有人聽到煤倉發生了爆炸，海水隨即湧入。
里斯本丸號長約120米，寬約18米。甲板下的空間被分成兩層，隔成3個貨倉，上面鋪著薄草蓆。暗無天日的船艙裡面關著1834名戰俘，大部分是英國人，主要來自皇家海軍、皇家炮兵團、皇家蘇格蘭軍團、米德爾塞克斯團等。每人只能在寬約45釐米的空間活動，大家肩挨肩躺著。
這是他們從香港出發的第5天。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軍轟炸了香港啟德機場。這裡曾是國際最繁忙的機場之一。日本陸軍同時又從福田過境，向錦田平原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打響。
出於戰略部署的需要，出任首相不到一年的丘吉爾下了軍令：“不能投降，全力摧毀日軍，拖住他們，爭取時間，絕不妥協，不放棄香港島。”結局幾乎是可以預料的。在5萬日軍面前，香港守不住。
1941年聖誕節，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戰俘被集中關在香港北角難民營和深水埗戰俘營。第二年9月25日，1800多名戰俘被帶往深水埗閱兵場。有位日軍中尉通過翻譯對他們說：“你們將被從香港帶走，我們會帶你去一個美麗的國家。在那裡，你們會被善待。現在就請你們注意自己的安全，記住我的臉。”
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三條路：留在戰俘營、伺機逃跑或隨船去日本。然而，他們沒得選。
沒人救得了他們。此時新加坡和菲律賓已淪陷，歐洲戰場連連失利。戰俘營人滿為患，傳染病盛行。登船前，日軍“象徵性地”給士兵進行了體檢。9月27日啟航那天，船上四分之三的戰俘都患有白喉、痢疾或腳氣。
按照國際公約，運送戰俘的船必須要掛紅十字標誌。“里斯本丸號”並沒有按規矩來。這艘沒有任何標識、卻配了兩門艦炮的日本貨船引起了美軍注意。他們在觀望許久後，決定開火。
沒有人管戰俘了。糧食和水斷了。甲板下的船艙被釘死，用帆布遮著。700多名日本士兵被10艘救生船分別運走，只留下二十幾名守衛看管戰俘。
船停了，開始下沉。距離滅頂還有24小時。
“這就是一場謀殺１方勵猛抽了口煙，用力到眼睛發紅。
英國士兵開始想方設法逃離。有人割開帆布，頂破艙門。第一批出去的人被日軍掃射。倖存者丹尼斯·莫利說：“就好像火車從頭上開過。”很快，他們幹掉了看守的日軍。
在英國見到丹尼斯時，方勵請他坐下。丹尼斯拒絕，撐著助步器站著和他聊了半小時：“我是個軍人，我還要站著。”後來實在吃不消，坐下聊了4個鐘頭。在300人的軍團合影中，他找不到自己，卻一眼認出了當時指揮大家逃生的卡斯伯特森（Cuthbertson）。
方勵到英國第一天就知道了這個軍官的事蹟。他記得卡斯伯特森跳海前特意把軍帽戴好，因為要“戴整齊去見上帝”。
跳海的1700多位士兵，有些被日軍掃射，有些被東極島漁民救了。
今年3月，方勵和範銘去拜訪了94歲的林阿根。他是當年參與營救戰俘的漁民中唯一還在世的。
當時的林阿根只有17歲。他記得那天刮東北風，正是漲潮的時候，“許多黃頭髮、紅頭髮的外國人從沉船那邊漂過來”。漁民們趕緊划船去救人。另一個小島上的漁民也自發營救，總共有198名漁民出動了46艘漁船。一艘漁船一次只能搭五六個人，往返65次，撈回了384名英國士兵。被救的士兵躲在漁民家裡和天后宮。天后是漁民心中的保護神。
漁民的營救讓日軍停下了掃射。丹尼斯告訴方勵，他覺得“日本人是害怕漁民把他們的罪行告訴全世界，所以才終止掃射”。
費恩祺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這些漁民不像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軍隊，他們救人只是因為這是應該做的。”他還曾跟林阿根電話連線過，不過只有短短几秒，只來得及說一聲感謝。在他看來，從這艘船上，人們可以看到“最壞的人性和最好的人性”。
被擊中24小時後，“里斯本丸”上有828位戰俘沉入海底。剩下的一千多人被接著送到日本，其中包括日軍在東極島上搜捕出的381位士兵。只有3個藏在巖洞裡的士兵躲過一劫，他們在抗日遊擊隊的護送下到了重慶，輾轉回國。一個叫吉姆·法萊斯（Jim Fallace）的士兵臨走前，送給漁民一枚戒指，上面刻著“JF”。這也成了方勵後來尋找吉姆的依據。
戰爭結束時，回到英國的只有700多人。有200多名英國士兵死在了日本。
給他們一個體面的紀念
憑藉一枚戒指，方勵找到了吉姆生活的小鎮。吉姆曾在一家小旅館工作，人們記得他總是穿得“筆挺又好玩”，有時西裝搭短褲；是個煙鬼，“抽起煙來像個大煙囪”；愛喝啤酒，“在一家酒館喝完就閒逛到下一家”。鎮上的人都認識吉姆，卻很少有人聽他講過自己的事。他曾給好友看過一份寫過里斯本丸號的報紙。當好友說，這事應該讓更多人知道時，吉姆只是笑笑不說話。
今年4月，方勵來到這個小鎮，在一家小酒館的大廳裡，他講述了里斯本丸號的故事，一邊講一邊用手機給聽眾看歷史照片。演講結束後，方勵離開小酒館，一位英國老兵追了出來，遞給方勵10英鎊表示對紀錄片的支持。
活下來的人很多人選擇了沉默。
倖存的皇家炮兵團士兵查爾斯·佐敦（Charles Jordan）因為水性很好，在海上漂了10個小時被漁民救起。可是他的好友卻因不會游泳而淹死。回國後，查爾斯拒絕吃米飯、用日貨、要求子女必須學會游泳。里斯本丸號上的悲慘經歷改變了他的餘生，可他對此卻絕口不提。
還有很多人來不及講述就已經去世。
在兩週的採訪中，讓方勵最難受的是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和他的父親查爾斯·布魯克斯（Charles Brooks）
查爾斯1937年被派往香港。1940年，羅恩隨母親和哥哥跟著撤退的部隊疏散到墨爾本。他記得離港那天雨很大，軍用卡車的帆布頂上映著灰色天際線。他們在澳大利亞還收到了父親從香港戰俘營寄來的平安信，信裡說：“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團聚……”然而，當家人讀到這封信時，查爾斯已經遇難。
查爾斯當時在三號艙。這是最先進水的船艙，士兵們不得不24小時輪流搖水泵。等輪到他們逃生時，通往甲板的梯子斷了，再加上體力消耗過度，行動遲緩，生機渺茫。最後，逃不出去的炮兵團合唱了一首《It's along way to Tipperary》。這是一首流行於一戰期間的歌，戰士們以此表達思鄉情感。倖存士兵說，“這歌聲就像是從水底傳來的”。
方勵找到羅恩時，83歲的他剛做完心臟搭橋手術。他捂著胸口，讀完了父親給他們的最後一封信。
範銘說，在拍攝過程中，有很多後代說直到整理老人的遺物時才知道他們所經歷的故事。他們在倫敦街頭進行隨機採訪，幾乎所有人在聽到“里斯本丸號”時都摸不著頭腦。
談到為什麼很少有人記得“里斯本丸”事件時，方勵舉了個“泰坦尼克號”的例子。他認為，這艘船的沉沒之所以被人記住，很大程度是因為拍成了電影，“我們就是要去講述這800多人的遭遇，通過移情讓全世界記住這件事”。
在拍攝過程中，方勵更加了解這群“年紀和我兒子一般大”的年輕人。在聽過他們的故事後，他覺得“這些人是和我有關的朋友們”，所以“必須要讓全世界知道，他們存在過”。
最初他也會擔心會不會有人質疑他抱著商業或政治目的拍攝這部紀錄片。在和範銘商量後，兩人決定索性就以“個人視角”出發：一箇中國人是如何打撈這些被遺忘的故事。“沒有其他目的，只是出於一群人的情感”，方勵補充道。他覺得通過講述人的故事，用“一小撮人的情感”感染到更多人，這比拍個歷史資料片有用。事實上，方勵在英國遇到的所有人，都是“100%支持我做這件事的，分歧只在於到底要不要打撈沉船”。
“他們一定要被體面地安葬，並且這個世界上要有一個正式的紀念這個群體的方式。”範銘說。儘管很多英國人認為，舟山海域沉沒的“里斯本丸”是一個“戰爭墳墓”，但這麼多年過去，“沒人弔唁，無人知曉”。範銘也希望通過拍攝紀錄片來喚起所有人的注意，讓大家知道戰爭的創痛，因為“這個紀錄片本質上是反戰的”。
在英國採訪的兩週時間，對方勵來說很難熬，“我每天都活在戰爭裡，親眼看著一個個家庭是如何戰爭撕碎”。
回國後，他們還在英國媒體上發佈了“尋人啟事”，想要找到更多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廣告費並不便宜，方勵為此準備了25萬英鎊的預算。很多媒體卻願意打折甚至免費幫忙刊登廣告。從7月初第一則廣告發布至今，又有大約150人聯繫到了他們，其中80多個是遇難者家屬，甚至還有一位105歲的寡婦。範銘正計劃再一次去英國進行“搶救性採訪”。
丹尼斯被認為是現在最年長的倖存者。他的生日是10月26日，方勵希望能在他明年生日時，把紀錄片當作禮物送給他。
費恩祺依然反對打撈里斯本丸號。“為什麼你們觀點如此不同，還能在一起工作？”本刊記者問他。“因為我們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這些人應該被世界記住，這件事值得被大家知道。”在他的手邊，放著英文版的《實錄·里斯本丸事件》，灰暗的封面上是即將傾覆的里斯本丸號，密密麻麻的人群跌落海中。
“他們每個人都至少應該得到一個體面的紀念。”方勵說。
看天下426期文化
閱讀更多 Vista看天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