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鬱悶的中國人》之國民性

梁曉聲《鬱悶的中國人》之國民性

“五四“時期,談及國民劣根性,嘆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有之。魯迅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如其在短篇小說《藥》所寫,他一直尋找的藥,是改造國民性劣根的藥,國家已經病入膏肓,唯有改變國民思想才有救。

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麼?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當年中國人的奴性是怎麼形成的呢?這要追溯中國歷史才能知曉。

從唐詩的豪邁和莊重感中,我們可以對唐朝國民性有一個大體認知。到了宋朝,宋詞的頹廢無聊及無病呻吟,讓人不禁好奇到底經歷了什麼才讓宋朝的國民性產生如此大的變化?

我們都知道,宋朝從建朝以來就註定坎坷,在經歷了南北朝廷後,終被蒙古族這一種迥異的文化所滅。

元朝將統治下的人分為四等,最下等的自然是“漢人”。取消了科舉,南宋俘虜及家屬世代為元官吏之奴。百萬匠人淪為匠奴,南宋官員被誅捕殺之。漢民族的詩性全沒了,想不為奴亦不可能。集體的奴性,由此開始。

元明清封建朝代更迭,明清的專制獨裁及大興的文字獄,使大多數國民喪失思想,成為十足的奴才。

這種歷史經歷,形成了國民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謂順生逆亡。曠日持久,奴成心性。

清朝滅亡,大批知識分子痛批國民奴性,同時開出了醫治良藥。為了改變國民思想,挺起中國人的腰桿,大批有為青年赴湯蹈火。

國人覺醒了,我們不再做東亞病夫。中國的近代悲情慘狀史是每一個國人心裡慘烈的痛處。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戰,那是拋了奴性的勇。

如今的國人,國民性當然不能以奴性論之。在和平自由的年代,我們的國民性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某些國人更關注於自身的權利,而忽視了公德,人性中惡的一面也由此顯現出來,如貪婪、忘恩負義、陷害、虛榮、偽善等。

我們生存的社會中,充斥著各種嫉妒、背叛、貪婪、自私等醜陋不堪的思想。這些思想都是人性中本來就有的,一旦觸碰到便被激發出來,社會恰恰是滋生這些醜陋思想的完美場所。

我們常把羨慕嫉妒恨掛在嘴邊。與他人的比較,我們可能會產生不平衡感,然後心中的那份不平衡發展為嫉妒,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這都是人之常態。其實不然,這正是人性中的醜陋面得到了激發!

我們的國民變的更加利己主義了。礦難接二連三,為了利益的瞞報也層出不窮;毒雞蛋,毒奶粉事件讓我們對食品安全失去信心;豆腐渣工程多的讓人鬱悶;大學生救人溺亡於江,而撈屍人掛屍船旁,只知索要撈屍費。

費因伯格在《心理學利己主義》一文中寫到,任何人最終所能夠欲求或尋求的(作為目的自身的)東西只能是他自己的個人利益。利己是人類的通病,是天生的人性。如今國民的自私自利,只不過是利己主義找到了可以滋生它的土壤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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