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俄羅斯作家，二戰時的蘇聯炮兵連長，因勇敢獲得二枚勳章，1945年因通信中不敬被流放哈薩克8年，此段經歷後來成為他作品的主題。他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營生活的作品，被吸收進作協，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無法在國內出版而在境外發表，被開除出作協，隨後獲得1970年諾貝爾獎，隨後因出版描寫極權主義的鉅著《古拉格群島》被驅逐出國，到美國後毫不留情地批評自由主義，蘇聯解體後又大罵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毀了俄羅斯，立場讓左右兩派都無法相處。他死後，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蘇德戰爭爆發後，索爾仁尼琴應徵入伍，曾任大尉炮兵連長，兩次立功受獎。1945年2月，索爾仁尼琴在東普魯士的前線因給自己朋友寫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詞條有：“那個蓄著絡腮鬍子的人”、“主人”和“老闆”等等詞彙，結果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他8年勞動改造。索爾仁尼琴1953年3月獲釋，開始在哈薩克斯坦的境內流放生活，斯大林同月去世。先後在位於哈薩克斯坦的數個勞改營勞動，在一個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特別”勞改營，他從事礦工、磚匠、鑄造工等多個工種。在“特別”勞改營勞動期間，索爾仁尼琴切除一個腫瘤，但未意識到自己身患癌症。開始在哈薩克斯坦南部的流放生活後，他的癌症出現擴散。1953年年底，他瀕臨死亡邊緣。1954年獲准轉移到位於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的醫院接受治療。在位於埃基巴斯圖茲的勞改營，他的第一個勞動果實誕生——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1956年解除流放，擺脫全部罪名，恢復自由身，與此同時，他的癌症痊癒。1962年蘇俄“大陽春”時代（11月），經赫魯曉夫親自批准，索爾仁尼琴的處女作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這部蘇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甚至連赫魯曉夫也誇獎這部小說是“從黨的立場放映了那些年代真實情況的作品”。

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蘇聯當局立刻下令《新世界》雜誌停刊，索爾仁尼琴遭到圍剿。

1965年索爾仁尼琴再接再厲，準備將小說《第一圈》付印，結果遭抄家，有關稿件都被充公。索爾仁尼琴從此被迫將著作偷運出國外出版。

1965年3月，《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受到公開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前夕，索爾仁尼琴給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散發對本國書刊檢查制度的“公開信”，抗議蘇聯的報刊檢查制度，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檢查制度”，遭到當局指責，大會通過了譴責他是蘇聯作家的叛徒的決議。

1968年寫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個政治犯特別收容所的長篇小說《第一圈》及敘述蘇聯集中營歷史和現狀的長篇小說《癌症樓》，均未獲準出版。1968年《癌症樓》和《第一圈》在西歐發表。

1969年他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此事引起了國際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薩特的抗議。這年四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選為美國藝術文藝學會的名譽會員。

70年代後，他實際上已成為與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齊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

1970年，“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迫於形勢，索爾仁尼琴沒有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他原在國內未獲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長篇小說《1914年8月》在西方國家先後問世。這時的他，已經為鉅著《古拉格群島》準備了7年了，這些年裡，他悄悄向200多名前勞改營囚犯收集資料。這部作品裡最著名的一個章節是寫高爾基前往蘇聯著名的勞改營地索洛維茨島。在索洛維茨島上的犯人受盡虐待，他們都期待高爾基的出現，以堅持正義。在兒童教養院，一個少年花了1個多小時，把島上的一切告訴了高爾基。等到他登船離岸後，男孩子就被槍斃了。然而，高爾基回到城裡以後，發文稱索洛維茨島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高壓管制是貫穿蘇聯各個歷史時期管控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調。這樣的一本書在1973年輾轉走出了國門，並且很理所當然地在西方國家出版，因為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對手急需一些這樣東西來打擊蘇聯政府。

1974年2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佈剝奪其蘇聯國籍，把他驅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2月起僑居瑞士蘇黎世，後流亡美國。

美國人的初衷，也許以為索爾仁尼琴只是討厭極權主義，但有一天，人們忽然驚恐的發現，索爾仁尼琴對資本主義和對極權的斯大林主義幾乎一樣保持著批判態度：他始終是一個異見者。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他在演講中並不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著

戈爾巴喬夫當政後，1989年，蘇聯作協書記處接受《新世界》雜誌社和蘇聯作家出版社的倡議，撤消作協書記處於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爾仁尼琴開除出蘇聯作協的“不公正的、與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相牴觸的決定”，同時委託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的作家們向最高蘇維埃提出撤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據蘇聯作協的決定，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開始在蘇聯國內陸續出版。

蘇聯解體後，經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邀請，於1994年迴歸俄羅斯，他原來遭禁的一些作品也已陸續在國內出版。

歸來的他，看到一片廢墟，發表了一連串抨擊時政的言論，依然讓當局異常難堪。葉利欽甚至在回憶錄所言：“索爾仁尼琴的筆是受上帝指揮的”。

1997年索爾仁尼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將俄羅斯20世紀過往興衰起伏之經驗傳諸子孫，以之視為個人的歷史責任。因此對1998年要頒給他的“聖安德烈榮譽勳章”呲之以鼻，並說“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的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有感於最高權力當局造成俄羅斯社會崇尚物質主義極度腐敗不堪之境，故拒絕受獎。他認同普京的許多執政理念，2006年接受其頒發的俄羅斯國家獎。

1998年葉利欽宣佈頒發給他國家獎章的時候，他為了抗議葉利欽的毀滅性國內政策，拒絕接受。直到2007年，才接受普京親自去他家頒發的國家獎章。

2007年俄羅斯國慶節那天，索爾仁尼琴獲得2006年度俄羅斯人文領域最高成就獎俄羅斯國家獎。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37年之後，索爾仁尼琴終於在自己的祖國獲得了肯定。普京在頒獎典禮上說：“全世界成百上千萬人把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名字和創作與俄羅斯本身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的科學研究和傑出的文學著作，事實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獻給了祖國。”頒獎典禮結束後，普京對他說：“我想特別感謝您為俄羅斯所做的貢獻，直到今天您還在繼續自己的活動。您對自己的觀點從不動搖，並且終身遵循。”

索爾仁尼琴的創作融古典與現代於一體，在創作中注重繼承與創新。以他被逐出境的1974年為界，可將其創作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成就較高，早期創作有較高的藝術性。他的才華在早期的兩部小說中表現較為充分。 索爾仁尼琴以其檄文似的小說觸及了敏感的政治問題，試圖揭開一頁沉重的歷史。他成功地扮演了思想家和批判家的角色，力圖超越時代，審視現實，針砭時弊，反思歷史。而後期則較為平淡。

索爾仁尼琴力圖以其作品診療時弊，解剖社會，評判歷史。在前蘇聯，他第一個突破思想和文學的禁區，開掘出勞改營主題，為俄羅斯勞改營文學的濫觴打開了閘門。他以豐碩而深刻的作品成為蘇聯“迴歸文學”的卓越代表，以自己的文學創作創造了一個新的俄羅斯小說體系。他的《一天》和《癌症樓》與俄羅斯文學傳統有血緣關係，幾乎具有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們所有的特點。

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取材於現實，他的人物都是蘇維埃時代的人，但其作品內涵遠離蘇聯文學，肖似俄國十九世紀文學，與古典大師托爾斯泰、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們息息相通，一脈相承。索爾仁尼琴擺脫了蘇聯文學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羈絆，卻承繼了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他延續了果戈理們鋒利的批判精神，也繼承了他們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並以此為武器抨擊社會罪惡，揭露不人道的司法制度戕賊人性，肆意踐踏人的尊嚴，剝奪人的自由，毀掉美好的生命。最終他把許多的罪惡歸咎為統治者的專制。這一切與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們十分相似。

2002年，索爾仁尼琴批評普京在打擊寡頭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

索爾仁尼琴2005年6月接受國家電視臺採訪時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急切的改革令這個國家損失15年時間，“我們需要變得更好，所以我們需要慢點走”。

就在逝世前一年，索爾仁尼琴接受德國《明鏡》週刊採訪，在採訪中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的政治活動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戈爾巴喬夫缺乏經驗，他推行的政治路線驚人地幼稚和不負責任；而葉利欽政權對俄羅斯人民同樣地不負責任，急切草率地推行私有化，結果造成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公開掠奪。此外，葉利欽為了換取地方政權對聯邦中央的支持，默許或鼓勵分離主義勢力抬頭，事實上瓦解了俄羅斯國。

索爾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義的小說《古拉格群島》而著稱，是反蘇維埃制度最著名的鬥士，但他在蘇聯解體後認識到自己反對斯大林和蘇共是絕大錯誤。面對俄羅斯正淪為西方附庸的現實（即使在普京時代，俄羅斯的所謂經濟復甦也是靠出賣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與沙皇時代的俄國和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落後國家沒有什麼兩樣），他痛苦悲哀地說："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喪失了斯大林曾經賦予這個國家的衝勁與鬥志!"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們正在扮演索爾仁尼琴的角色，無論他們出於何種目的，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將中華民族重新拖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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