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縣某村。
男人在一個工廠裡幹活，為了多掙錢，總是乾的累活、重活，基本上總是上夜班。白天還要上地幹農活，忽略了女人的感情生活。
女人閒著無事，於是到農村裡的棋牌室裡打麻將，小賭怡情嘛。
棋牌室裡坐著的基本是閒著無聊的男男女女。就像我說的那樣，這個女人和一個大齡的未婚青年在手腳碰撞之間，擦出了感情的火花，於是，賭博結束之後，風高月黑之夜，兩人就發生了動物之間也會發生的事情。
男人矇在鼓裡，繼續晚上幹活，養活家人，白天休息一會兒，然後下地幹農活，兩不誤。
紙裡包不住火。一天晚上，男人上班幹活的時候，自帶的工具折了，不能幹活，只好回家另換工具。
半夜三更，男人不想敲門讓老婆起來，以免影響老婆睡眠，就翻牆進了自家院子，進了臥室，不該看見的情形赫然在目！
男人生氣了！於是，用繩子把那個讓他蒙羞的未婚青年捆起來，用燒火的火柱毆打那個未婚青年，全然不管老婆的哭哭啼啼的求情，和那個男青年的哀嚎。
越打越狠，最後，把火柱燒紅，在那個男人的兩條腿上，各燙了三個窟窿，總共六個。（我想，如果整張齊齊燙在同一條腿上，估計是牧笛的形狀吧。）
最後，未婚青年踉踉蹌蹌的回家了，告訴了母親，母親把他送到了醫院。
本來是醜聞，可是，未婚青年的母親很有法律意識，決定用法律來捍衛兒子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於是，到派出所來報案。
毫無疑問，有報案必須受理並開始調查。
我和我的領導找見受害人，看了他兩條腿上黑色的兩排黑洞洞。瞭解了事情的經過。然後去男人家裡（確切的講，應該此刻就變成了犯罪嫌疑人）。
男人下地去了。家裡只剩下那個女人，眼睛哭的核桃一樣腫，而且還在哭哭啼啼，完全不理會我們的問話。她的母親也在炕頭上，抱著自己的女兒，口裡說：“這遭的是什麼孽呀！”完全一副“受害人”的樣子。
見女人不理會我們，領導就問女人的母親：“大娘，你女兒到底怎麼了？”
大娘說：“造孽呀！我女兒昨天晚上那個睡的好好的，我們村的那個畜牲溜進來，就強姦了我女兒，你看把我我女兒氣得……”
我忽然覺得很好笑。人是最易變的動物啊！兩人一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被丈夫捉姦了，立馬就變成了強姦了！乖乖……
見女人哭的死去活來，間或還吐出早上吃了的麵條，我們覺得待下去也沒價值，就留下傳喚證，讓女人和丈夫第二天到派出所接受詢問。
第二天，女人沒有來，男人先來了。這是一個彪悍的男人。他痛痛快快的承認了毆打、傷害“第三者”的事情，對於插足的第三者腿上的火柱燙傷，他完全承認了。至於 為什麼，他和岳母說的完全一樣，見未婚青年“強姦”自己的老婆，就一怒之下，痛打一頓！“我又不是武大郎，為什麼不打他一頓？”
男青年插足固然不對，但只是道德問題。但是，如果說成“強姦”，則是冤枉了那個可憐又可悲的未婚青年！我們當然不願意採信男人的話。於是，把男人留置下來了，接受下一步處理。
下午，那個女人找來了！完全不是以前哭哭啼啼林黛玉的模樣，而是母老虎的樣子。她氣勢洶洶的問我們：“為什麼不讓我男人回家？他犯了什麼法？”
接待他的當然是我的領導。領導也含不含糊：“他犯了什麼法，你不清楚？你在質問誰？”女人說：“那個男人強姦我，我男人打他是應該的！”
用現在的說法：“我們可以反對你的說法，但是絕對捍衛你說話的自由。”我們按照她的說法，記下了筆錄。
我在這裡講這個案子，不是想透露什麼桃色新聞，讓當事人難堪，供大家消遣，而是說這個案件的處理結果有些“離譜”，不合法，但是合情。
從法律上講，丈夫無意中捉姦，而且把“姦夫”痛打一頓，用燒紅的火柱燙了六個窟窿，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已經構成了故意傷害案，應當逮捕、判刑，刑期是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按照夫妻倆溝通後的說法，這個“姦夫”屬於強姦案，應當判處有期徒刑。肯定罪行比故意傷害還要重。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按照夫妻倆的話辦案，肯定會冤枉這個可悲又可憐的“姦夫”。
我們究竟該聽誰的？從證據上講，能提供故意傷害案的證據的只有未婚青年本人，而提供強姦證據的是夫妻二人，二比一！大家說，我們該聽誰的？
公安機關是什麼機關？當然是維護正義的機關。如果我們把“法盲”丈夫繩之以法，判他個三兩年，雖然合法，但是，很多老百姓會認為公安機關是“姦夫”的保護傘、捍衛者，不合情；如果把那個所謂“姦夫”
按照強姦罪逮捕判刑，明顯是“糊塗蛋”公安。
我們面臨兩難選擇。
最後，糾結之後，我們做了一個“違法”的處理意見：對“法盲”丈夫降格處理，治安拘留七天，賠償那個“未婚青年”全部醫療費。
這樣的結果，還是對法盲丈夫做了很多工作以後，他才同意的。不過還好，“未婚青年”和他的母親也算給足了我們“面子”，同意了。
這個案子從法律上講，是我們“違法辦理”。（當然，我們自己心裡覺得是比較公平的，是心安理得的）
但是，上級部門是不認可的。這不，年底了，上級部門來檢查，看了這個案子。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辦理呢？要麼按照強姦罪來處理，要麼按照故意傷害罪處理，怎麼就降格為治安案件處理了呢？”檢查組的一位成員大聲嚷嚷起來。
我們的那位領導毫不客氣：“你知道個啥？你一天到晚就坐在機關裡面閉門造車，光講理論上的東西，你在最基層呆過一天嗎？你知道我們的難處嗎？你知道老百姓的 呼聲嗎？你知道處理成這個結果我們費了多大的努力嗎？以你的看法，在證據是二比一的情況下，我們是辦成強姦案呢，還是故意傷害案呢？”
毫無疑問，我們的領導是有些“強詞奪理”，讓檢查組的那位同志啞口無言了。
時隔多年，估計當事人都好了傷疤、忘記了痛。但是我會偶爾想起來，因為二十多年的工作經歷，讓我見過了很多很多大同小異的此類案子。我能夠獨立辦案以後，一旦遇到類似的案件，都是採取這種“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做法，息事寧人，遊走在情與法的邊緣，只要雙方滿意，不追求法律的滿意。
我講了的這個案件，不是合法的辦案。
有時候我想，如果嚴格執法，換來的結果是毀滅兩個家庭，而糊塗辦案的結果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我們該選擇哪一條道路？是應該嚴格執法，還是糊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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