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
【中國在製造業、服務業和政府採購領域的進一步開放，以及對補貼、投資對等原則的改革，有利於中國優化貿易格局和完善制度規範】
□中國經濟報告 吳思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1978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啟了改革開 放的歷史征程。從農村到城市，從局部試點到全國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 過去40年改革開放有哪些成功經驗？如何轉變增長模式，實現高質量增長？下一步如何繼續深化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改革？如何全方位擴大開放？《中國經濟報 告》邀請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就上述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下階段改革開放需要平衡、互惠、對稱的利益安排
中國經濟報告：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改革開放模式應該跟過去40年有所不同嗎？
邁克爾·斯賓塞：中國過去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推動改革開放，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初沒有完全的把握，但可以邊走邊看，根據人們的行為方式靈活調整，這一點應該繼續堅持。中國增長模式轉型過程當然會很艱難，但如果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重大的變化和挑戰往往會帶來積極的結果。所以我對中國今後的局面還是挺樂觀的，轉型可以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人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提高。
中國經濟報告：你在2011年發佈了一份關於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戰略的研究報告，主要得出哪些結論？你認為下一階段中國應如何在過去40年改革成就的基礎上繼續推動改革？
邁克爾·斯賓塞：參與中國發展戰略和改革進程的設計，是我人生的一筆財富，這段經歷非常寶貴。改革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很多國家都在推進改革，無論是從上而下還是從下而上，我們都需要在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上做出一些權衡，這就需要政府前瞻性地考慮問題。對於中國而言，它已經不再是一個追趕型國家了，而是全球經濟的引領者。坦率地說，我認為現在以市場換技術並不是一個好的推動技術進步的方式。技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要素，在一個企業裡，任何一個部門可能都沒有技術部門重要。中國需要設計出更為平衡、互惠、對稱的利益安排來推動技術進步。
中國經濟報告：根據你的觀察，你認為中國下階段改革的側重點應該在哪些領域？
邁克爾·斯賓塞：中國改革需要在以下幾個領域把握好：一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已經是一箇中等收入國家，不太可能再繼續像以前那樣高速增長了。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需要調整企業的業務模式，政府不能過多幹預市場。二是國有企業和金融系統改革。中國政策制定者當然知道改革應該朝著哪個方向走，但很多人認為進展較慢，比如國有企業不良資產處置、銀行信貸發放不公平等問題。我主張的不是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但我認為至少應該讓市場發揮直接的作用。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最終可能會形成大量的資產泡沫，與去產能的意圖背道而馳。
中國經濟報告：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應如何減少其他國家的質疑？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邁克爾·斯賓塞：我覺得中國可以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中國希望成為一個積極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全球經濟參與者，並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朝著同樣的發展方向邁進。那麼，中國能做什麼？我覺得中國可以在以下四個領域做出主要貢獻。
一是維護多邊體系。多邊體系是開放的基礎，如果大國之間只發展雙邊關係，那麼小國將難以在夾縫中求生存。二是投資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幫助它們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我們看到，中國過去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雖然存在一定的問題，但也非常成功，投資能力是中國的一大財富。三是向發展中國家繼續開放中國市場。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和市場的擴大，後發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切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四是技術外溢。中國現在也是主要的技術創新來源地，比如數字化技術，發展中國家可以從技術外溢中獲得增長。
中國經濟報告：在最近幾個月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貶值。你怎麼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這是否會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邁克爾·斯賓塞：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對發展國際貿易十分重要，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加入SDR一籃子貨幣則是關鍵一步，因為很多雙邊貿易使用SDR貨幣籃子裡的貨幣。
我想中國政府（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可能並不認同市場上關於人民幣匯率過高從而需要貶值的觀點。而且中國希望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引領性力量，人民幣大幅貶值將會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害。因此，中國政府傾向於利用外匯儲備來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這裡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市場認為人民幣應該貶值，但只是相對美元的貶值，由於歐元對美元貶值幅度更大，所以人民幣相對於歐元是升值的。二是隻關注名義匯率是有誤導性的，按照中國工資收入增長的速度，人民幣實際匯率實際上是有大幅升值的。糾纏於人民幣匯率，是對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淺顯認識。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對全球經濟有利，人民幣盲目急升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都有害。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中國房價存在泡沫嗎？
邁克爾·斯賓塞：當然，中國在某些地區的房地產可能會存在泡沫，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推出了刺激政策，導致大量信貸進入房地產市場。但總體來看，中國房地產泡沫問題並不是特別嚴重。我們看到北京這類城市房價很高，但推高房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吸引了大量人口。我們都知道，房地產最重要的三個因素是位置，位置，以及位置。所以我認為，像北京、上海這類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泡沫還遠遠沒有到要破滅的程度。
中國房地產市場最大的兩個風險和挑戰是空置和債務問題。我在北京周邊看到過不少空置房屋，儘管大家都覺得未來人口集聚會讓這些房屋不再空置，但如果空置量過大，仍會產生風險。另外，如果出現大量壞賬，也會帶來金融風險。中國的好消息是家庭槓桿率還不算太高，中國政府也有一定的能力化解不良貸款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2018年中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開放國內市場，你如何評價中國的投資環境？
邁克爾·斯賓塞：對於國內投資者而言，中國的投資環境良好，但政府還需要確保企業能夠獲得充足的融資。對於國外投資者而言，能夠在哪些領域投資以及在國有企業主導的行業中競爭，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所以我不會做出簡單的評價。總的來說，中國有非常大的投資機會，特別是在實體經濟領域。在金融投資方面，隨著政策的落地，市場也越來越開放，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保持開放的同時需加強自我規範和監管
中國經濟報告：你怎麼看當前不斷變化的全球貿易格局？
邁克爾·斯賓塞： 我們現在看到，二戰以來的全球體系似乎正在崩潰。如果從貿易（包括商品和服務）、資本、信息（知識和技術）、勞動力的流動來看，這些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正受到威脅。我認為當前貿易領域的核心問題涉及數字化、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移動支付等技術變革。這些技術變革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已經讓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被淘汰，這一趨勢還將繼續擴大。
這種變革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越來越不重要，製造的地點也越來越不重要，製造業要麼向市場移動，要麼向創新中心移動。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是因為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但隨著技術變革，這樣的成本優勢不復存在了。因此，這些發展中國家未來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模式是需要討論的。
中國經濟報告：這是否意味著，一些後發國家工業化的時間窗口正在縮小？
邁克爾·斯賓塞：雖然勞動力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可以流動，所以全球價值鏈在不斷轉移。我認為以後的全球貿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會和現在的格局較為接近，雖然商品和服務可以遠程供應，但勞動力還是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在全球價值鏈的某些節點仍然存在勞動力比較優勢。
中國經濟報告：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對貿易和投資帶來怎樣的影響？
邁克爾·斯賓塞：我覺得貿易會越來越多地轉移到數字平臺或電子商務平臺上。具體怎麼轉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數字技術和提供數字技術的企業會受到怎樣的監管。現在沒有國際協議對相應的活動進行規範，應加強國際對話，就規則和條約的制定進行談判，以充分發揮數字平臺對國際貿易的支撐作用，避免幾大數字平臺形成割據局面。
投資領域也需要類似的框架。比如中興和華為被美國政府審查，審查的結論是兩家企業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不清晰，可能會留有一些後門威脅美國安全，因此一些項目和業務被封堵在美國市場之外。我相信這些企業到美國市場是基於商業的理由，它們也有很好的產品。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可以通過制定國際條約和協議來約束和規範政府和企業的行為。這個領域還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大國，先進技術肯定是中國的一項重要發展議程，中國必須保持貿易和投資的開放，同時也要對技術進行更好的自我規範和監管。
中國經濟報告：你怎麼看特朗普執政下的中美關係？
邁克爾·斯賓塞：我們也不知道特朗普會做什麼事情。可以確定的一點是，特朗普不是一個多邊主義者，他並不認可二戰以來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這意味著過去一些傳統政策可能會被摒棄。中美關係變得越來越微妙和複雜，也許中美關係會出現一些問題，我們在很多領域會有不同的立場。但考慮到中美兩國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國，正確處理大國之間的關係對兩國都是有益的。
中國經濟報告：中美貿易摩擦中，誰會成為損失最大的一方？
邁克爾·斯賓塞：我想兩個國家都會深受其害，而且遭受的衝擊會非常大。但是我們很難去計算損失，因為貿易關係越來越複雜。
中國現在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考慮到中國經濟的體量，中國完全可以利用經濟影響力或軟實力的提升來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而不必和美國進行硬碰硬的競爭。
採訪手記
與我們採訪的其他諾獎得主不同的是，斯賓塞是為數不多可以全程就中國問題接受採訪的學者之一。這得益於他對中國經濟的深入瞭解和對經濟增長問題的關注。
在過去幾年中，斯賓塞頻繁穿梭於兩個世界：一個是他生活和熟悉的歐美；此外，他有意識地選擇多走訪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斯賓塞說，經常去這麼多國家十分有好處，這有助於他理解每個地方，而不是隔著大西洋遠觀。“書中的中國與現實中的中國畢竟還是相差甚遠。”
斯賓塞因為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改變了微觀經濟學而獲得諾獎，但他認為自己後來更多是一名宏觀經濟學家。獲得諾獎後不久，他承擔了世界銀行發起的關於增長框架的研究項目，研究在25年甚至更長時間裡經濟增速達到7%以上的國家。這是斯賓塞作為一名宏觀經濟學“新手”的起步。
斯賓塞興致勃勃地觀察著中國的創新和變化，並試圖理解背後的運行機制。2011年，斯賓塞與世行前首席駐華代表林重庚（EdwinLim）牽頭開展了一項關於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十二五”規劃評估的課題研究，有20多位國外著名經濟學家參與其中。該課題的委託方便是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及國家發展改革委。後來該研究報告集結為《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國際視角的思考與建議》一書。
在斯賓塞看來，開放的戰略、能幹的政府以及強大的執行能力，是中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的原因。當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向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的艱鉅挑戰。中國最大的資源就是充足的總需求，但中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增強國內消費需求，減少投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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