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學的逐年改革，大學教授、研究人員基本都以合同制與學校簽約。而每年教師們也必須通過一些考核，才能與學校續簽合同。對教師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規定時間內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論文數、完成的教學任務如何、每年完成多少個課題項目等等。這些考核項目也直接與工資掛鈎。
以北大為例，北京大學正教授的基本工資是5000元，但據大學內部人說，多數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萬元。“現在大學老師的基本工資都不高，主要收入都來自發表論文，或者拿到項目的經濟獎勵。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獎金可以高到幾萬，甚至十幾萬。如果自己的課題申請到了科研經費，收入也會很可觀。原則上，申請到的經費應該投入科研，但普遍現象是，教授跟國家申請的經費要比實際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來的這部分可以補貼實驗室，也可以當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沒有項目和論文，那麼不但沒有收入，嚴重的話連自己的實驗室都養不活，甚至還會被降職。”
所謂“爭項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請經費”，中山大學的一位陳姓研究生這樣告訴亞洲週刊：“我的導師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申請項目，其實項目最終能不能做成對老師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經費。有時，導師會把一個完整的實驗系列拆分成很多塊，為了申請到不同的項目，拿多幾份經費。有時，會請某個名機構來這個項目掛恥，叫做合作，但實際只是掛個名，越是掛恥上有名氣的人，拿到經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換，導師的人脈越廣，掛靠名人的機會和拿到經費的可能性也越大。”
人們常批評學術界風氣浮躁，心態功利，在丘成桐看來，正是由於這些利益的爭奪造成的。“我曾經跟北京的幾個教授建議過做龐加萊猜想，它有價值，值得付出學術努力。但他們一直不做，原因很簡單，這是基礎命題，費時、費力，而且賺不了什麼錢。所以現在中國，教授都跑去做應用課題，基礎科學無人問津。這對中國未來的學術發展有極壞的影響。”丘成桐說。
教授們正職爭項目，副職賺外快，真正做學問的越來越少。“我讀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來做學問真的像做生意一樣。我們跟老師做研究，但博士生導師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請客、吃飯，我們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個接一個的飯局，然後就有一個接一個的項目。”南京大學一位二年級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幫導師做項目，可以拿到一千來元的生活費。但有的導師利用所帶的研究生做項目，卻不顧基本的教學和科研。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導師王永成教授，因為他們不滿為導師打工而荒廢了自己的博士學業。
權力缺乏監督，經濟利益至上，兩相作用，學術腐敗蔚然成風。最臭名昭著的腐敗手段，要數學術作假。當研究經費缺乏，爭取項目面對壓力，許多學者在沒有成果的時候只能靠編造成果，湊論文數量，保住自己的項目和職位。不少粗製濫造、拚湊甚至編造的論文因此得以發表;學術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200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公佈了一個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80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認他們曾經花錢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認曾抄襲過其他學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但是成果壓力和經濟利益的雙重驅動下，沒有多少人願意十年寒窗熬出一個成果;也沒有多少大學，給學者這樣的空間去做學問。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顯然，屢試不爽。
學術環境惡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師講臺下接受教誨的學生們，而他們，恰恰是中國學術未來的希望。丘成桐說：“中國的大學教育距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的距離。在中國的大學我看到好多奇特的東西，一個導師竟然可以帶三十個學生!中國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訓人才的機制。而且即使他們中的一些出來了，也沒有公平的競爭機制給他們發展。你能見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國，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國的學術生態正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著名教育家、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認為：“現在培養的十多萬基本上不合格和學風不佳的博士，他們有一個博士的桂冠，所以他們將會充實到大學和科學研究機構，由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養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這就是一個惡性的循環怪圈。所以，我預計二十年以後，我國的教育和科學水平還要下降，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還要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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