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越來越活躍。尤其在軍事方面，日本多次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軍事演習，打破長期以來的對外武器禁售框架，動工建造兩艘新型準航母，高新武器頻頻登臺亮相，日本武器在全球軍工市場上初露鋒芒。
日本自衛隊，這支“二戰”後“基於防禦和救援的軍隊”，如今正漸漸地站在風雲突變的亞太舞臺的前沿。而在這支不斷擴張的軍隊背後，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支撐的龐大的軍工產業。三菱、川崎、新明和、日本製鋼所、小松、美彌……這些各有所長、相互競爭的日本軍工企業正是打造日本自衛隊的“國防族”。
經團聯為日本軍工出海鋪路
2011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甩出一枚“政治手榴彈”，炸掉了其堅守了44年的 “武器出口三原則”。自此後，日本將允許本國公司與其他國家合作研發武器，放寬武器和技術出口。
同一天，具有日本“財界總理”之稱的日本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稱讚這是“劃時代的舉措”。經團聯一直是影響日本政治方向的一股強大力量，日本政治家幾乎沒人不想得到經團聯支持。
早在1995年5月，經團聯的防衛生產委員會就向日本政府呼籲，日美兩國共同開發的F－2戰鬥機投入批量生產後，應允許一部分零件向美國出口。2004年，經團聯在日本政府修改《防衛計劃大綱》時提出“有必要對武器出口三原則進行再研討”。2009年7月，日本經團聯再次向日本政府建言，呼籲在當年末修改《防衛計劃大綱》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便讓日本企業可以參加戰鬥機等尖端武器的國際共同開發。
事實上，經團聯代表的是日本經濟界的意志，而此次日本政府的決定將對日本經濟界是空前的利好。此前日本的軍工產業由於客戶單一而開工嚴重不足並且武器生產成本過高，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無疑具有巨大的誘惑力。這也是經團聯積極要求制定新的武器出口原則的原因所在。
日本擁有三菱重工、新日鐵、川崎制鐵等一批半軍半民的軍工企業，擁有雄厚的基礎設施和強大的製造能力。有研究表明，“武器出口三原則”一旦被全面突破，日本很可能佔據全球戰艦市場60%的份額。
因此，對於日本政府的這個決定，三菱重工等軍工方面的業界普遍表示歡迎，認為“這將有助於維持提供生產和技術基礎”。對日本航空產業而言，三原則的放寬也是多年的夙願。兼任日本航空宇宙工業協會會長的三菱重工會長佃和夫在不久之後12月22日召開的業界聯誼會上致開幕詞時非常期待的說，“我們期待三原則早日得到重新評估”。
二戰後形成的寓軍於民體制
日本寓軍於民的體制形成於二戰之後，當時，由於受“和平憲法”的制約，日本沒有官辦的專門從事武器裝備生產的工廠，而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建立了以私營企業為主的軍事工業，把戰爭潛力深藏於民間。寓軍於民的政策，使得日本很多企業都擁有軍工背景。
二戰後，日本軍事工業曾一度徹底瓦解，但隨著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的爆發，日本軍工企業又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日本政府為了保持軍工企業對軍事裝備生產的積極性，防止其設備和技術力量轉向其他產品生產，對軍工企業採取了一系列保護和扶植措施。如防衛廳每年同一些主要企業簽訂合同，保持必要數量的軍事訂貨，並提高價格30%左右，以吸引和鼓勵企業從事軍品生產。
日本政府還每年安排一些自衛隊退役高級官員到各主要軍工企業或軍工行業組織內擔任要職，加強軍隊與企業的聯繫；另一方面支持“日本兵器工業會”、“日本造船工業會”、“日本防衛裝備工業會”等一些民間軍工團體，也起到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樑作用。
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經團聯認為，商業技術發展將會比軍事系統能夠提供更加有利可圖的機遇，商業發展週期是2-3年，而軍事發展週期是5-10年，商業技術比軍事系統進步的速度更快。因此，日本政府和財團更加強調，民用技術經過適應軍事需求的改造，向軍工生產系統的“溢入”。
1970年，日本頒佈了《國防裝備和生產基本政策》，為軍工生產確立了基本方針，這樣，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建立了以私營企業為主的軍事工業，形成了“寓軍於民”的模式。“寓軍於民”的軍工生產模式就是國家不再設立專門的從事武器裝備生產的兵工廠，軍事工業以私營企業為主，武器裝備的大部分研製任務和全部生產任務均由防衛廳以合同方式委託民間企業完成。
日本經團聯防衛生產委員會是負責政府與民間團體、企業之間的聯繫，調查研究軍工生產中各種問題的聯合軍工組織。參加“經團聯”的有百餘家從事軍工生產的大型企業，其訂貨合同佔軍工合同總數的70%以上，因此，“經團聯”對防衛廳制定武器採購計劃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外，由134家大型軍工成員組成的日本防衛裝備工業會、日本航空宇宙工業會、日本造船工業會等，在軍工生產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軍工生產由防衛生產委員會、航空工業會、造船工業會、兵器工業會和火箭開發協議會等所謂“軍工五團體”控制和組織。
日本財團的專業化分工
日本將國防工業定義得非常寬泛，產業鏈被極大地延長了，而日本獨特的財團機制在整合產業鏈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財團企業之間緊密的協作和配合，使得武器系統的兼容性、穩定性大幅提高，生產成本大大降低，自主化率不斷提高，最終體現在產品競爭力上。
日本製造業專業分工明確的特點在防衛產業明顯地反映出來。例如，F-15J戰鬥機和SH-60J直升機由三菱重工製造，P-3C反潛機由川崎重工製造。但是，這3種飛機的引擎都是定點由石川島播磨重工提供。就是同一種武器，其生產流程也往往由不同的廠家協力完成，在總裝廠以外還有為數眾多的、負責製造零部件的中小工廠。比如，參與制造F－15J的大公司不下十餘家，而這十多家企業又把其承擔的部分分包或轉承包。
專業化分工有利於提高質量和生產效率，同時，也使承擔防衛生產的企業得以將它們擅長的民用技術迅速推廣和運用到武器裝備研製中。正是在這種專業化生產中，發展出一套日本獨有的、由民用技術轉用於軍事領域的“轉入”（spin-on）體制。這和美國等國將軍事技術推廣到民用市場的“轉出”（spin-off）形成鮮明對照。
不僅如此，日本各財團的下屬公司之間也能夠進行較為密切的合作，各個公司在自己負責的領域內，可為兄弟公司提供價格較低的配套產品。
例如日本郵船就是三菱重工船舶部門的訂貨大戶，三菱重工則為三菱電機提供機電產品，三菱制鋼、三菱伸銅、三菱鋁業和三菱材料等公司，則可為三菱的船舶和航空航天部門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三菱銀行和東京海上等公司可以提供貸款和特殊保險服務（如航天發射保險）。尼康公司負責的光學產品、三菱樹脂負責的新材料等，對高科技武器而言，均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財團機制表面上看是相互協作，其本質則是對國家經濟和產業組織上的計劃與控制。日本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在產業運行方面重視國內的宏觀控制，這是日本軍工產業發展選擇“寓軍於民”的思想根源。
人脈：聯繫防衛省與財界的紐帶
為了確保日本企業的軍工生產能力，日本往往不採取自由競爭的方式生產裝備，而是指定多家企業輪流生產，以確保一旦發生戰事可以迅速擴大生產。例如，海上自衛隊長期以來保持一年一艇的速度換裝潛艇，其生產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輪流負責。驅護艦艇的建造則由三菱重工、石川島播磨重工、三井造船等幾家公司輪流承擔，降低軍工生產的集中度。
防衛廳在選定生產廠家，簽訂生產合同時，通常分三種形式，即“一般競爭合同”、“指名競爭合同”和“自由價格合同”。“一般競爭合同”指的是由具有一定資質的、非特別指定的眾多企業，以投標形式爭取合同；“指名競爭合同”是指從具有一定資質的企業中指定少數企業進行競爭而簽訂的合同；“自由價格合同”則是由防衛廳與其特別指定的企業進行交涉而達成的合同。
從表面上看，企業必須經過公平競爭才能獲得合同。但實際上，防衛廳的合同大多數是“指名競爭合同”和“自由價格合同”，最終都落到了少數大企業手中。而大企業為確保合同到手，除憑藉其技術優勢和雄厚實力爭搶外，更多地是在平時就注意和防衛廳、自衛隊高層領導拉好關係，甚至出高薪聘請其退職高級官員和將領，利用他們的“關係網”四出遊說，力求長期壟斷防衛廳的軍火採購合同。
同世界上多數國家一樣，日本有關軍事人員不僅有嚴格的退職年限，而且要比其他人員退職早。如何安排他們“下凡”民間企業再就業，確保他們退職後的生活，是日本防衛廳面臨的最大難題。防衛廳與企業接觸的渠道不多，而擁有軍需品採購權能與企業打交道的採購。
防衛廳實施總部也就成了防衛廳對外聯絡的主要窗口，負責開拓“下凡”崗位的“特殊任務”。
日本軍工產業界早就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每接受1名防衛人員‘下凡’，就能得到11億日元的訂貨保證”，而“每售1輛坦克就必須接受1名防衛人員‘下凡’”。根據防衛廳的觀點，安排防衛人員以“顧問”、“囑託”等身份到企業再就業再就業，可以讓他們帶著在防衛廳時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到企業發揮作用。
官民並舉，研發新式武器
為了扶植本國的防衛產業，防衛廳即使可廉價向國外市場採購，也寧可組織國內廠家自行研製或根據外國許可證由日報企業仿製。
眾所周知，日本航空自衛隊主力戰鬥機F-15J和“愛國者”導彈之類的先進武器都是根據美國專利由三菱重工業公司等企業在日本國內生產的。在日本生產F－15J戰鬥機的造價，每架高達130億日元，是從美國進口價格的一倍多。陸上自衛隊的主戰坦克90式坦克，每輛造價為20億日元。用這筆錢在國際軍火市場上可以購買2至4輛同類型的坦克。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武器裝備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為適應這一潮流，日本也加快了研製開發高科技武器裝備的步伐。日本研製開發國產新式武器裝備的主幹力量除了防衛省技術研究本部以外，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防衛產業中的“龍頭”企業。
三菱重工是日本最大防衛生產企業，擁有近6.9萬職工（2012年3月）和6個研究所。它之所以能在日本的防衛產業獨佔鰲頭，與它所擁有的技術開發優勢是分不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太平洋戰場風靡一時的“零”式戰鬥機就是三菱重工在名古屋的工廠生產的。50年代時三菱重工根據美國許可生產F-86F戰鬥機，60年代生產F-104J，80年代則是F-15J。目前，日本自主研發的第四代戰機“心神”也是由三菱重工主導。
1983年，美國國防部為推進“星球大戰”計劃曾專門派遣代表團考察日本的尖端產業，代表團對三菱重工開發的毫米波制導技術情有獨鍾。根據其報告，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共同參加“星球大戰”計劃，指定要日本向美國提供三菱重工的這類技術。
日本的武器裝備從進行預先研究到決定訂貨，大體需要20年時間。防衛廳技術研究本部也好，防衛產業的大企業也好，在研製開發新的武器裝備方面都非常注意前瞻性和預見性，敢於進行需要許多年才能回收的長期投資。石川島播磨重工早在90年代初就斥巨資研製取代F-15J的下一代主力戰鬥機FX的引擎。
日本的防衛產業實行“軍民兼顧，寓軍於民”的原則。為了確保來自防衛廳的訂單，各大企業競相投入巨資研製新式武器裝備以及相應的尖端技術。但是，由於軍品生產在其生產總額中所佔比例不大，加上它們不希望過分張揚，這筆費用往往和民用產品的研究開發經費合併統計。
特別是武器生產商一般都把零部件生產分包給眾多中小企業，這些企業用於研究和改進生產的更不可能單獨立項統計。因而日本的防衛費開支除了國會審議通過的“盤子”外，還有相當大一部分屬於“灰色”支出。如果把這一部分支出計算在內，日本的實際防衛費開支恐怕要比官方公佈的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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