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北京之所以被譽為天下名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理條件在於“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大運河不僅是保障首都漕糧供應的經濟生命線，而且在沿岸乃至更廣闊的流域範圍內積澱了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這種文化植根於大運河與社會發展的密切關聯，以從南到北綿延數千裡的人工河道為象徵和載體，在空間上展現為一條狹長的帶狀分佈，因此被稱作“大運河文化帶”，北京所在的最北段是其精華地段之一。
大運河文化帶的積澱過程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大運河文化帶的逐漸積澱也是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創造過程。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徵決定了眾水朝東的基本流向，大江大河由此成為南北交通的阻隔，開鑿運河就成為從水路實現“天塹變通途”的重大措施。漢唐長安、洛陽與北宋開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運河之上輸送的漕糧作為經濟支撐。北京處在糧食產量普遍不高的北方，金代海陵王遷都之前已經為保障“漕運通濟”把潞縣提升為通州，元大都與明清北京更是極度仰仗南方產糧區的供應，建立了海運與河運相結合的漕運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下，連接南方經濟重心區域與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運河系統不斷完善，運河文化的內容也日益豐富起來。
國都與軍事重鎮通常是運河的支撐點和目的地，北京地區真正意義上的運河，始自東漢末年曹操為平定遼東而開鑿的平虜渠和泉州渠。隋大業四年（608）開鑿永濟渠，從洛陽經山東臨清至河北涿郡（治今北京西南），成為以洛陽為中心的全國河網運輸系統的組成部分。經過金代的過渡，元代的漕運終端從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地轉移到偏於陸地版圖東北一隅的大都。隋唐時代“之”字形的運河走勢被截彎取直，從淮北穿過山東進入華北平原。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山東境內開鑿會通河之後，杭州與通州之間的運河全線貫通，由此奠定了大運河文化帶空間分佈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礎。在明清兩代，大運河作為京師經濟命脈的作用越發突出，運河文化的積澱也隨之更加深厚。
大運河文化帶的基本特徵
大運河的興衰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環節之一，由此發展了運河文化並積澱為一條縱貫南北的文化帶。從自然要素著眼，地貌、氣候、水文條件制約下的運河主幹及其整個流域，是人類進行文化創造的空間舞臺。就人文主題而論，開鑿或改造運河的主要活動、代表人物、水利技術、管理制度、各類遺蹟、地方習俗、精神形態等，則是構成運河文化的基本方面。
歷史上的北京從北方軍事中心到全國首都的演變過程，對一座城市與一條運河的關係做出了生動詮釋。肇始於春秋時期的中國運河文化，經過隋唐時期的重大發展，到元代找到了它的最終匯聚之地——大都（北京）。按照郭守敬的精巧構想，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開工、次年秋天告成的通惠河，從昌平白浮泉一帶引水接濟漕運，由大都文明門至通州，沿河修建11組24座水閘以調節水位，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梯級航道。浩浩蕩蕩的江南漕船直接駛入大都城內，終點碼頭積水潭呈現出“舳艫蔽水”的盛況，運河文化也迎來了最具創造性的時代。
大運河的基本功能是作為漕運通道，與漕運相關的各類活動及其當代遺蹟，構成了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北京的漕運系統是對元代既定格局的繼承和改造，從元代海運為主過渡到明代海運為輔，再漸變為清代基本廢止海運，大運河作為國都經濟命脈的地位被日益強化。通過運河與海上航道，自元朝中期到明清兩朝，每年有三四百萬石漕糧從南方運抵北京（大都），明正統年間達到五百萬石的規模，分別存儲在京城與通州的糧倉。晚清以鐵路運輸為代表的近代交通興起後，運河對於北京經濟的保障作用迅速下降，卻也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
大運河文化帶彰顯古都文脈
大運河在北京城市發展進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決定了大運河文化帶作為古都文脈的歷史地位。元代運河截彎取直後，南北往來更加通暢，偏處國家陸地版圖東北隅的首都由此增強了政令通達、控御全國的能力，有利於維護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一。作為國都的經濟命脈，通過運河輸送的江南漕糧和其它物資，是城市居民與戍邊將士的衣食之源。從四川、雲南、湖廣等地採伐的楠木，蘇州製作的金磚，臨清燒造的磚瓦，輾轉經由大運河運到北京，因而能夠以舉國之力營造出“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大運河文化帶的形成和積澱，是以運河為依託的人類活動的結晶。
漕運興盛帶動了城市發展，元代漕船停靠的積水潭沿岸是大都城內最繁華的區域，出現了以南北交融為特色的商業街市和文化景象。通州作為明清時期的漕運終點與南北物資交流樞紐，享有“一京二衛三通州”的美譽。京城內外留下的水道、碼頭、漕船、倉場、閘壩、官署、城鎮、祠廟等，都是運河文化的物質載體。即使海運倉等至今已經瞭然無痕，由此派生出來的各類地名仍不失為追尋北京文脈的重要線索。
大運河在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溝通的橋樑，通過人員往還、書籍流通與信息傳播，全國各地的戲曲、曲藝、文學、藝術、美食、園林，與漕運有關的花會、廟會、河燈、舞龍、高蹺、號子、民謠、習俗、信仰等薈萃於首善之區，京師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輻射，經過相互吸收、彼此借鑑，積澱為既兼容幷蓄又引領潮流的文化形態。在林林總總的北京文脈中，以大運河為標誌的大運河文化帶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有待我們繼續發掘、研究和傳承。
大運河文化帶研究需要規範求實
北京大運河文化帶的研究方興未艾，從時間、空間、文化、社會等維度加以審視，廣泛開展運河文化遺蹟的野外調查和多種類型的學術探討，是認識歷史、保護遺存、傳承文化的基礎。從追尋時代變遷入手瞭解大運河文化帶的形成過程，從空間角度揭示文化遺蹟的分佈特徵與地理背景，通過以往的政治關聯、軍事行動、經濟交往、文化傳播、民族融合等分析運河沿線的人類活動，應當成為歷史、文化、考古、地理等領域專業工作者的學術視角。為避免研究區域“畫地為牢”帶來的認識偏差，還必須把北京的大運河文化帶放在涉及全國數省的整體範圍內加以考察。
遵循學術規範和學理要求，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目前需要注意的問題之一，是“文化帶”概念的“泛化”。不適當地把大運河文化帶的空間範圍加寬拉長，勢必干擾對於運河文化內涵及其精髓的挖掘提煉。還必須強調的是，任何論斷都不應違背基本的史料或常識。例如，有一種說法，北京市境內的運河長度，自昌平白浮泉開始長164裡或82公里。但是，此說卻是對《元史·河渠志》或明代吳仲《通惠河志》的誤讀。郭守敬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向忽必烈建議開挖通惠河，所提到的自昌平白浮泉至通州高麗莊“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只是他依據實地測量而設計、包括上游引水溝渠在內的總體施工里程，絕不能等同於當今北京市境內的“運河”長度。這是因為：金代與元代都曾作為主要漕運通道的壩河，顯然沒有包含在這“一百六十四里”之內；把元代的里程折算為當代市制或公制的長度，不宜無視古今尺度的伸縮變化而率意為之；各個時期的運河長度並不一致，若不首先界定其所指年代，上述問題就根本無從談起；人工挖成但相當狹窄的引水溝渠，斷然無法與漕船航行的運河等量齊觀，作為水源地的白浮泉因此也不能稱作大運河最北的端點。恪守世所公認的學術規範，秉持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是每個運河文化研究者都應具備的治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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