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印度和中東發現只需虛與委蛇地應付出現於他們海岸的歐洲人時，俄羅斯和美洲的人口已經深深地與西歐糾纏在一起了。癱瘓性的崩潰降臨於美洲印第安人的高級文化，由殖民者強加於美洲大陸的新組織制度直接來源於西班牙。俄羅斯的組織制度更加頑固，當全副武裝的外國人第一次到達時，它們沒有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組織制度那樣土崩瓦解。但是俄羅斯也發現，從抵制草原的傳統壓力轉向抵制來自西歐的新挑戰是困難的。教會和國家的疲憊不堪就是這種轉變困難的標誌，這種轉變與西歐剛剛從中世紀破繭而出同樣影響深遠。
直到1480年，俄羅斯大部分土地仍然處於金帳汗國統治之下，金帳汗國的都城是位於伏爾加河畔的喀山。金帳汗國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分裂而成的四大汗國之一。但是到15世紀，金帳汗國的大汗及其武士講突厥語了，皈依了伊斯蘭教，而且通常被稱為“韃靼人”。在享受最高宗主權的俄羅斯土地上，大汗把徵稅權委任給莫斯科大公，而後者並不一直認為有必要轉交所有稅款給大汗。所以當伊凡三世正式宣佈解除對大汗的效忠並自稱“沙皇”（1480年）時，這個行動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真正重要的事實是大汗對此無能為力。軍事優勢不再完全依靠草原騎兵。如果沒有持久的圍攻，克里姆林宮就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大本營，保護著莫斯科的安全。莫斯科防禦大炮的每次射擊都宣佈草原遊牧民族的優勢即將終結。
但是，人們不能誇大新型戰爭技術能夠有效地應用於戰場的速度。例如，大約在1571年，一支規模異常龐大的韃靼軍隊就焚燬了莫斯科郊區。雖然當時步兵已經變成了戰場上的決定性力量，但問題是如何把桀驁不馴的搶劫者組織到戰場作戰。直到邊界修築了連成一線的要塞，由速度與韃靼人一樣快但裝備更精良的騎兵（“哥薩克”）駐守，草原民族的侵襲才最終被完全遏制了。這是1648年後才發生的事情。
但是當俄羅斯的軍事實力仍然無法滿意地抵禦前線來無影去無蹤的侵略者時，關鍵的事實仍然是：大約從1500年起，騎馬射箭再也不能戰勝裝備精良的步兵了。俄羅斯的商業和農耕社會能夠並且的確為步兵配備了當時的武器主宰——大炮，而長期享有對農耕社會壓倒性軍事優勢的草原遊牧社會拒絕放棄戰馬、拒絕利用新興的火藥技術。由此造成的力量平衡的急劇變化不久就顯示出來。
1525年，“恐怖的”伊凡四世攻佔了喀山。4年之後，他的士兵佔領了阿斯特拉罕，完成了對伏爾加河下游的征服。大量領土因此被置於莫斯科公國的統治之下，通過河流和翻越喀爾巴阡山脈與波斯的聯繫也開通了。俄羅斯的南面仍然遭受克里米亞的韃靼人的威脅。但是他們的勢力依賴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聯盟和商業往來。在文明世界持步槍的步兵面前，完全獨立的遊牧帝國再也無法立足了。
在此後一代人的時間裡，俄羅斯的先驅跨越烏拉爾山，推翻了西伯利亞的穆斯林汗國，到1587年，建立了對鄂畢河中游的統治。跨越烏拉爾山後，長期作為內河航行水手（冬天則是雪橇駕馭者）的技巧使俄羅斯冒險家能夠穿越西伯利亞地區彼此分離的河流上便捷的水陸聯運點。所以1638年，俄羅斯第一支探險隊達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當地的狩獵者和採集者人數很少，政治上也很虛弱，居住在環境嚴酷、把西伯利亞沼澤地與森林地分離的地方。因此，當俄羅斯人要求他們交納毛皮作為納貢物時，他們發揮狩獵和誘捕獵物的技巧，為新主人工作，很快就為俄羅斯人提供了歐洲和中國急需的商品。事實上，來自毛皮出口的收入對俄羅斯國家特別重要，因為它使俄羅斯能夠大規模進口歐洲的武器和其他手工製品。
但是，草原遊牧民族長期軍事優勢造成的壓力的消除也有破壞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繳納貢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當遙遠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徵稅人，那麼俄羅斯人民就認為必須服從、臣服大公。但是，韃靼人的威脅消失後，向伏爾加河下游或烏克蘭等地區移民是替代納稅的切實可行之法；許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確逃進了荒野。烏克蘭和頓河下游鬆散的哥薩克共同體就以這種方式招募成員。更東部的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地區，個別定居者和先驅甚至脫離紀律鬆散的哥薩克生活，發展出單個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類似於北美邊疆地區的家庭。
這種脫離哥薩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羅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區。人力損失由中央政府承擔，只要足夠的農民和市民在後面納稅即可。不滿的貴族（波雅爾）階層的處境遠非危險。在近鄰波蘭—立陶宛，大貴族享有實際上獨立於國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權的事實時刻提醒他們：如果沒有莫斯科大公的專制統治，那麼他們的生活將會多麼輕鬆愜意啊！對西歐天主教鄰居宗教的厭惡也許是阻止大眾轉向忠誠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專制統治視叛逆為重罪。
伊凡四世由於企圖血腥鎮壓反對他的統治的波雅爾，因而得綽號“恐怖的伊凡”。事實上，他的確殺戮了許多舊貴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蘭—立陶宛模式的貴族共和國。在俄羅斯“危機時期”（1604～1613年）變得更加明顯：舊波雅爾家族政治合法性徹底崩潰，但又不能以貴族自由的名義、按照波蘭模式取得和保持權力。相反，通過共同同意，貴族階層很快就被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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