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窯——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窯（二）：南宋官窯概述

南宋官窯是官方的燒造瓷器的窯場，南宋時期勞動人民的制瓷技術有許多創造和進步。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時，建立修內司、郊壇下窯，生產宮廷專用御品，故稱“南宋官窯”。

南宋官窯概述

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國軍隊在圍困多日之後，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難”。有多種正、野史料記載了靖康之難中金人對汴京的破壞和宋人朝野的慘狀。

北宋 丁特起著《靖康紀聞》記載了靖康之難時汴京朝野的慘狀

據北宋末太學生丁特起所著的筆記《靖康紀聞》（又名《孤臣泣血錄》）記載，汴京軍民雖合力抗敵，也沒能阻止金軍破城。城破時，諸路金軍縱火燒了各個城門、新城裡居民居宅、王公大宅，劫掠殺擄，火光亙天，達旦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士庶號慟，皇上亦為之掩泣……舊城外新城裡金人漸次下城，擄掠城中，兇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劫掠，放火大擾，人們遷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冰陷，溺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煙焰中如有二日相鬥之狀，眾目相視，莫能辨別。昔日繁華的都城，此時已是人間地獄。

當時還處在奴隸制的金國，在攻入富足的汴京之後，野蠻地肆意燒殺掠奪，給大宋造成巨大破壞。綜合各類史料：金軍入城後，武力搜刮北宋朝廷、商人、百姓的黃金、白銀，要求城內“一應店肆居宅蓄收金銀之人，並盡納官”，並“拘交引、質庫、金銀彩帛鋪，家至戶到推認拘籍”，商鋪、銀鋪紛紛破產。金軍還搜抓京城的手工工匠，如內臣諸局待詔，手藝染行戶，少府監、將作監、文思院等處人匠，木匠、竹瓦泥匠、石匠、鞍作、玉匠、金銀匠、軍器監工匠等，被拘刮淨盡送往金國，工商業造成毀滅性摧殘。 金國崇拜中原文明，認為凡是宋朝的都是好的，他們將所有皇宮的儀仗法物祭器、宮廷禮儀器具全部掠走，並進國子監拿走藏書，還索取教坊樂人、琵琶、吹笙、彈箏等，帶往金國，供女真貴族取樂、享用。汴京文物典籍被劫掠，教育被破壞，百戲被摧殘，文化遭到空前劫難。當然，災難深重的仍是老百姓。金兵大量屠殺無辜平民，把人視同豬狗，“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擔；得婦女，好者掠去，老醜者殺之”。汴京城內餓殍遍地，竟食人肉，“街巷有病氣未絕者，俄頃已被剔剝，雜諸牛馬肉賣之”。大量被俘漢人成為金軍的奴隸，在耳朵上刺字，押往雲中（今山西大同），作為奴隸出賣。汴京周邊方圓幾百裡都慘遭屠戮，“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以故大疫，死者過半”。

為斷大宋皇族血脈，金軍在撤離汴京時擄走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后妃、宗室、大臣及大批婦女等，朝廷上下為之一空， “二百年府庫蓄積”蕩然無存。當然，也有僥倖逃脫的，那就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欽宗同父異母的弟弟——康王趙構——也就是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 宋高宗趙構本紀

據《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宋高宗本紀”記載，金軍圍困汴京的前夕，趙構奉命帶大臣耿南仲一起去向金軍求和。途中，京城被圍，宋欽宗派人潛出京城，找到趙構，任命他為河北兵馬大元帥，令他火速募兵保衛京師。趙構利用朝廷號令輾轉河北、山東，會聚的各路軍馬已有近十萬，號稱百萬。但當他到濟州（今山東鉅野）準備回師之時，汴京已經陷落。一些在靖康之難中倖免的后妃（如廢妃孟氏）、大臣紛紛趕來投奔康王並勸康王自立朝廷，康王隨即從鉅野出發，來到北宋南京應天府（今商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趙構即帝位於應天府，稱宋高宗，改年號為建炎，成為南宋第一個皇帝。

《宋史》記載，南宋初年，在金軍的追擊下，宋高宗趙構先後駐蹕南京（即商丘）、揚州、杭州、建康（江蘇南京）、平江（蘇州）、臨安（杭州）、明州、定海（鎮海）、台州、溫州等地，甚至一度還浮舟海上，四處逃竄，以躲避金軍。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才往北到達越州，稍微穩定，次年改年號為“紹興”，升越州為紹興府，第二年又搬回臨安。在這之後的幾年裡，由於各地抗金將領們連年打勝仗、收復失地，抗金形勢趨於好轉，宋高宗信心有了提升，又駐蹕建康，與金國形成對峙的相對穩定局面。應該說，宋高宗的本意，一直是想與金國議和，根本沒有和金國拼命抗爭之意，只要理解這點，就好理解為什麼宋高宗一旦對金國取得一點勝利，就會停止乘勝追擊，將議和提上議事日程。在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宋金終於議和成功，劃秦嶺、淮河而治，宋金戰事暫時告一段落，宋高宗從建康返回，正式定都臨安。

《宋史》卷二十三 欽宗本紀 記載金軍擄走了所有皇宮的一切，包括祭器

經過靖康之難，金國已經擄走了皇宮裡包括祭器在內的所有一切，又經過將近十二年流離奔波的逃亡歲月，待議和成功、戰事告一段落、正式定都臨安之時，宋高宗的皇宮已經一無所有。此時，朝廷對瓷器的需求量很大，除了滿足宮廷日常用度，還需要大量的祭祀禮器。

祭祀天地之禮早在夏王朝開始，就已經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最重要的禮儀而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視，是我國古代國家宗教的一種形式，當然也是整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從漢朝開始，定下了都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祀格局，就像如今北京的天壇在南、地壇在北一樣。祭祀天地一般每年都會舉行，但南郊祭天大禮是每三年的冬至日舉行一次，北郊祭地大禮是每三年的夏至日舉行一次，祭祀對象是包括昊天上帝、皇地祗、太祖位在內的所有天地諸神和祖先，祈求風調雨順、福佑豐年、國泰民安，祭祀形式隆重而繁瑣。所以，無論對於流離失所十多年之後才獲得安定的南宋朝廷來說，還是對於不惜以進貢等手段向金國求和的宋高宗本人來說，在實現了來自不易的和平之後，祭祀天地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特殊意義。事實上，宋高宗非常重視祭祀活動，根據《宋史》記載，南宋朝廷按期舉辦過很多次重大的祭祀活動，即使在金兵的追擊下輾轉遷徙過程中也不敢有所偏廢，只不過條件不好時採用權宜之計。途中好不容易從各州府收集一些祭器，由於金兵追來又“盡皆散失”。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三十 本紀三十 高宗七：紹興十三年二月甲子制郊廟社稷祭器

祭祀活動中所需要的祭器如何得到呢？在當時的條件下，自力更生是最好的手段。據《宋史》卷三十”高宗七“中記載，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二月甲子，朝廷開始製造郊廟社稷祭器。用什麼材料製作呢？據南宋潛說友著《鹹淳臨安志》卷三記載，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郊壇祭祀時，“祭器應用銅玉者, 權以陶木”，併為這次祭祀製作了祭器9205件，準備的儀仗有2220人。由於南宋朝廷當時財力薄弱、貴重材料稀缺，用傳統的玉、金、銀、青銅材料肯定不現實，無法重鑄北宋朝廷被掠奪損毀的銅玉禮器，出於節儉考慮，聰明的南宋朝廷想到了用陶瓷和竹木器暫時代替翠玉金銀青銅器，待有條件時再用貴重材料逐步取代竹木器。當然，陶瓷祭器並不是南宋原創，從北宋中後期就已經有所使用。

宋 潛說友著《鹹淳臨安志》卷三：紹興十三年郊壇祭祀時，“祭器應用銅玉者, 權以陶木”

那麼，陶瓷祭器在哪裡製造呢？據南宋朝廷禮部太常寺纂修的《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記載，在南宋初期20多年的時間裡，朝廷曾在越州（今紹興）、餘姚、平江（今蘇州）、臨安府等地選擇瓷窯生產祭祀用瓷。這也是在一些古越窯窯址竟然出現與南宋同時期的汝濁釉瓷器遺存的原因。紹興十四年（1144年）後，由“禮器局”負責製造祭祀陶瓷禮器。

南宋禮部太常寺纂修《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記載了陶瓷祭器燒製地方

禮器局？據《宋史》卷二十一“宋徽宗本紀”記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7月設置“禮制局”，負責研究、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冠昏、喪祭沿革制度，設有詳議官，但在宣和二年(1120年)撤銷。禮器局不像北宋時禮制局建制的延續，顯然是為代替原由越州、餘姚、平江、臨安府等地生產祭器而新設的一個機構。

南宋《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記載了祭祀禮器經段拂、王鈇討論式樣後，由王晉錫負責製作，出現新機構“禮器局”

為什麼在古越窯之鄉，還要新設禮器局來生產祭器？祭祀禮器必須參照古制進行，這是從北宋中後期傳下來的傳統，很明顯，是宋高宗趙構不滿意這些年由越州、餘姚、平江、臨安府等地生產的祭器了。根據《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記載，紹興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對宰執官下達諭旨說，祭祀乃國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適宜，如郊壇祭天須用陶瓷祭器，宗廟祭器也當用祖先的式樣規制，你們可以訪求通曉禮器之人來做這件事。於是，尋找到了事中段拂、戶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晉錫三人，委以重任。禮器局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的。禮器局的運作是段拂領銜，禮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討論器樣、尺寸後，交王晉錫去把關製造。

南宋《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記載了禮器局負責祭器製造並頻繁出現

根據《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記載，禮器局自紹興十四年成立之後，十分忙碌，參照紹興十三年由秘書省修訂並頒發的《宣和博古圖》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特別是紹興十六年前後，為郊壇大祭製造陶瓷祭器和其他材質祭器忙得不亦樂乎，此時禮器局的主管是段拂，王晉錫只是一個臨時給祭器把關的內侍。根據文獻和現代考古證明，禮器局在此時已經在臨安皇城附近建立了陶瓷窯，專門燒製陶瓷祭器。上圖《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還記載了一條十分重要的信息：“紹興十六年三月八日，守給事中段拂的箚子，奏：臣聞記禮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為先，蓋祭以事神，器以藏禮。奉祀宗廟，足以隆孝饗；寵錫勳勞，足以昭慶澤。……”禮器局主管段拂在奏文中說：《禮記·王制》中講“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是造家用品都要以“祭器”為制度，以達到用“祭”來祭祀神靈、用“器”來承載禮制，奉祀宗廟，以引導天下孝道，按功勞賞賜，足以彰顯皇恩浩蕩。“錫”同“賜”字，是皇帝語言的傳統用法。《中興禮書》卷九、卷十記錄了紹興十五年、紹興十六年、紹興十九年進了三次包括陶瓷祭器在內的大規模祭器製造，並且逐步按古制進行規制。段拂奏摺中的這段話，蘊含了一個重大背景信息，那就是：禮器局為燒造祭器而設立的瓷窯，在祭器製造中出了大力，產能逐步提升，而祭器製造畢竟不是連續的，閒時還在製造燕器——即生活用器。但生活用器的製造，不能耽誤祭器的製造，即使製造生活用器，也要用祭器的禮制來規範，以示隆孝饗、錫勳勞、昭慶澤。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此時，禮器局設置的官窯已經在燒造生活用品瓷器了——即：南宋內窯的設立時間，在紹興十六年（1146年）之前！

《宋會要輯稿》方域二提到紹興九年——紹興十二年 王晉錫還是“提舉修內司承受提轄”

《宋會要輯稿》方域二提到紹興十四年 王晉錫已是“提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

說完禮器局，再來說說王晉錫。不少明清書籍和當代陶瓷界專家，把王晉錫說成是“修內司官窯”的建造者和領導者，果真是這樣嗎？根據《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八十七冊 “方域二”記載，從紹興九年（1139年）正月二十二日到紹興12年（1142年）十一月十四日這段時間，王晉錫還是“提舉修內司承受提轄”，即掌管修內司的領管，還在行使修內司職責，如修繕崇政殿、文德殿、紫宸殿等，到了紹興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王晉錫已在“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任上，成了皇宮內侍。這時候，禮器局、內窯都還沒有設立。

《宋會要輯稿》禮一五記載王晉錫進言說有很多祭器不合舊制，皇上令王晉錫監造

據《宋會要輯稿》第十六冊 “禮一五”記載，紹興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侍王晉錫（對高宗皇帝）說：“恭承處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彥能等省記大禮朝享太廟合用禮器。今檢對御府《博古圖》指說畫到樣制，及未有樣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討論製造。”意思是對照御府《博古圖》，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認為王晉錫很懂尊罍等祭器，於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討論，讓王晉錫負責製造。從這些記載看出，王晉錫由修內司提舉，到皇宮內侍之後，幾次明確記載他去製作祭器，但並沒有改變內侍身份，直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讓位去做太上皇，王晉錫才被孝宗調整去“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為止。去看管佑神觀，還不用早朝奏請，可見是個清閒活，相當於提前退休。以上記載說明，王晉錫去製造祭器，只是個臨時性工作，他仍然還在內侍的任上，他與內窯的關係，相當於客串一個“技術指導”而已。

那麼，製造禮器祭器的內窯，建在了哪裡呢？據葉寘《坦齋筆衡》：“置窯於修內司，燒造青器，名曰內窯”，內窯就建在修內司嗎？

宋 潛說友著《鹹淳臨安志》 卷十四 記載了修內司營在萬松嶺下，孝仁坊內石頭橋

據南宋潛說友著《鹹淳臨安志》 卷十四所記載，南宋鹹淳四年（1268年）臨安行在的禁衛兵中，修內司營駐地有萬松嶺下和孝仁坊內石頭橋兩處。

宋 潛說友著《鹹淳臨安志》 卷十 記載了青器窯在雄武營山上、圓壇左右

而潛說友在《鹹淳臨安志》 卷十“三衙” 中記載了青器窯也有兩處，一處在雄武營山上，另一處在“圓壇”附近，圓壇即郊壇。這兩處正是南宋朝廷開辦的瓷窯，即官窯。

1268年南宋鹹淳四年臨安志地圖，紅圈處標出了修內司和郊壇的位置

一般來說，由於當時交通能力所限以及燒窯的勞動力主要來源是修內司營的士兵，所以，“修內司內窯”應該離修內司所在地或修內司營所在地不遠。從上圖所標的位置來看，鹹淳四年的修內司（右邊紅圈處）離大內皇城不遠。在當時擁擠的臨安都城，離皇城根這麼近的地方，屬於“寸土寸金”之地，朝廷不會在如此近的地方設置多座既耗費大量燃料、又容易引起火災的陶瓷窯，所以我判斷，所謂“雄武營山青器窯”，就是“修內司內窯”。這就是葉寘、顧文薦所描述的“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

現在的陶瓷界專家、學者把葉寘所記載的“襲故京遺制”理解為“沿襲北宋官窯的模式（體制）”，專指瓷窯，這就大錯特錯了。根據上文分析，朝廷（禮器局）設置官窯的目的，是由於平江、餘杭、臨安和其他古越窯燒製出的祭器不合古代規制，宋高宗趙構才下令段拂、王鈇、王晉錫等人專門指導燒製祭器的。而段拂也向皇上保證“祭器不成不造燕器”，全力保障祭器生產。祭器的設計、生產要嚴格按照《宣和博古圖》進行，尺寸、樣式都必須嚴格遵照“

與葉寘的“襲故京遺制”相比較，顧文薦在文章中改成“襲徽宗遺制“就要準確得多，也更能說明所謂的“遺制”是“按照《宣和博古圖》的規制”的意思，而不是什麼“北宋官窯”。《宣和博古圖》是宋徽宗親自部署並校檢，由王黼在大觀初年（1107年）開始編纂，成書於宣和五年（1123年）之後。該書有三十卷，著錄了當時皇宮在宣和殿所藏—自商代至唐代的古代青銅器，分鼎、尊、罍、彝、舟、卣、瓶、壺、爵、斝、觶、敦、簠、毀、鬲、鍑 及盤、匜、鐘磬及錞於、雜器、鏡鑑等二十類839件。每類有總說，每器都摹繪圖象，勾勒銘文，並記錄器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有一些還附有考證。所繪器形準確，圖旁器名下注“依元樣制”，或“減小樣制”等以標明圖象的比例，按照“

那麼，如何按照傳統規制來生產呢？葉寘、顧文薦在記載中說的很清楚——“澄泥為範

上圖左上紅圈處是另一處青器窯所在地——郊壇下官窯。據業界專家分析，郊壇下官窯設置於1204年左右，大概原因是內窯離皇城太近，且大內皇城有幾次嚴重火災，導致內窯的規模在逐步縮減。葉寘寫《坦齋筆衡》時（成書於1212年左右），郊壇下官窯已經設立，但內窯直到1268年還在運轉。葉寘覺得新窯比內窯大但不如內窯好，所以他寫道：“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南宋 趙彥衛著《雲麓漫鈔》卷十記載 臨安燒青瓷，要比越窯、龍泉窯好窯器

宋朝王室後裔、南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對臨安新窯的記載，可以從側面佐證郊壇下官窯的設置。他說，青瓷器，都說出自李王，號稱秘色瓷，也有說出自越王錢氏王，如今處州龍溪燒的是粉青，越窯是艾色，從唐代陸龜蒙的《進越器詩》……可知唐代就有了，最近臨安也自己燒製青瓷，都要勝過這兩窯。《雲麓漫鈔》成書於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趙彥衛寫書在這此之前，這個時間與郊壇下官窯的設置時間大體相當。

杭州老虎洞遺址出土的陶質祭器——觚

杭州老虎洞窯遺址出土的祭器——尊，殘高12、口徑16cm

南宋祭器和北宋相比，從南渡之初的權宜充代，到禮器局的依禮規範，除了制度上更趨完善和數量上有所增加和固定外，種類並無根本變化。除了竹、木、銅、金、玉、石等質地的祭器外，還有很多陶瓷質祭器，如簠、簋、觚、豆(登)、尊、罄 等，其中尊有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罄也有六罄——犧垂、象垂、著垂、壺罄、大垂、山垂。開始以陶質為主，後來也有一些升級為瓷質，當然一些瓷質祭器逐步變為祭祀、生活兩用器。這些陶瓷質祭器開始均由臨安附近的傳統瓷窯生產，後來都轉變由禮器局設置的官窯直接生產。如上圖就是一件杭州老虎洞窯（即修內司內窯）遺址出土的器物——尊，雖然是一件復原的殘件，但依然可以看出，其造型優美，薄胎厚釉，施粉青釉，釉面滋潤光滑，有鐵線開片，口部略有變形而呈橢圓形，外壁出戟，內壁頸部有明顯泥條盤築及輪修痕，造型與做工非一般純粹燒製生活用品的瓷窯可比。

為什麼有修內司內窯，又要設立郊壇下官窯？他們是如何交替的?我根據相關史料判斷，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自高宗之後的孝宗開始，朝廷對祭祀已經越來越不重視，祭祀的次數和規模在逐步減少，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寧宗嘉泰年間朝廷祭祀活動已經近乎停止，作為以祭器生產為主業的內窯，主業已接近荒廢，主要以生產生活用器為主，本末倒置了，這也就預示著對朝廷來說，修內司內窯已顯得無足輕重。但作為一個朝廷下設的官窯，依然有生產日用瓷器的任務，經濟意義不可或缺。二是與南宋中期臨安府所發生的變故有關，史載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年），臨安皇城發生了幾起大的火災，造成了極其慘重的後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連修內司都燒燬了。這樣在重建百官衙署時，肯定會更加註意防火安全的問題而把修內司官窯移至城外——而郊壇一帶位幹鳳凰山西南，離皇城大內較遠，同時郊壇周圍又有一個民窯作為基礎，是比較理想的遷徙地點，因此就把官窯逐步遷徙到此就順理成章了。從考古發掘也可以看出，郊壇下官窯沒有生產祭器的遺蹟。葉寘在年輕時期，應該是兩窯並存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期與葉寘《坦齋筆衡》推測成書時間1212年相距不遠。

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生產的燕器也就是生活用器，包括依古式樣規制的觚、簋、樽、鼎、香爐、花瓶等陳設用瓷，盤、碗、碟、杯、罐、盆、缽、執壺等日常生活用瓷以及盒、洗、水盂等文房用瓷。兩座官窯生產的日常用器添補了朝廷用度，其中的精品迅速成為朝野上下的爭相收納的收藏品，比如《武林舊事》卷二”賞花“、”挑菜“條中提到的將官窯器作為獎賞宮女、下人的賞賜品。

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忽必烈的蒙元大軍攻佔了南宋都城臨安，南宋隨即滅亡。臨安皇城被歸入元朝版圖之後，烏龜山郊壇下南宋官窯也壽終正寢。自紹興十六年（1146年）左右修內司內窯設立開始，嘉泰四年（1204年）左右郊壇下官窯設立，到南宋滅亡止，南宋官窯存續時間約為130年。從現場考古看，修內司內窯、郊壇下窯在元朝之後依然有延續生產，不過這時已屬民窯性質，就不能稱之為官窯了。其中，修內司內窯所在地在元朝還生產“哥窯”或“哥哥洞窯”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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