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介绍的是宋代名窑之一、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真正由朝廷建立的官窑——南宋官窑。
官窑迷局
为什么说南宋官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操办的官窑？这要从官窑迷局说起。长期以来，我国陶瓷界对官窑的定义、有多少官窑、如何区分争议不断，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说法。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附一）御窑、官窑、贡窑和民窑》中进行过简单的讲述，但是讲得不够深入和透彻，所以在讲述南宋官窑之前，有必要对“官窑”进行一个梳理。
广义上的“窑”，应该包括各类陶窑与瓷窑，而陶窑涵盖器皿陶（如盆、缸）、殡葬陶（如陶俑、三彩）、建筑陶（如砖、瓦）等。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二~六）》中讲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到青铜时代的近万年历史长河中，陶器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远古历史传说，还处在原始社会的中华民族祖先——黄帝，他的管理机构里，就设有一个官衔——“陶正”。《吕氏春秋》卷十七“郡守”中记载：“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昆吾，古代中国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时期的陶正，相传其为陶器的发明者，专门负责制作陶器。
《吕氏春秋》卷十七中记载“昆吾作陶”
三皇五帝中的舜，生于姚墟，辛勤耕稼于历山（今山东鄄城），渔猎于雷泽（今山东菏泽），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制作日用杂品，在顿丘（今河南浚县）、负夏（今山东兖州）一带经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间威望大，尧帝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源自《吕氏春秋》卷十四中的记载。
《吕氏春秋》卷十四记载：“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进入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依然保留“陶正”这一官衔。《春秋左传》卷三十六中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虞阏父即遏父，舜的第32代世孙，他在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051年左右）投附了周国，担任陶正一职，他制陶的技艺极为精湛，深得周文王姬昌的喜欢。
周 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六中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相似的内容在司马迁《史记》中也有记载：舜的后人，一直传承着制陶技术，历朝历代深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为最高统治者制作尊贵的陶器，遏父被封为周朝的陶正。
西汉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
在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期，陶器的制作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陵兵马俑，具体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六）》中讲过，建立一支几万人规模的陶质军队，如果不倾全国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秦陵兵马俑一定是统治朝廷的官方所为。到唐宋时期，朝廷一般都会设置一些机构，专门负责陶质生产资料或生活器具的制作与管理，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中记载，朝廷在将作监设置了“窑务”这个机构，负责砖瓦烧制、修缮和陶瓷瓦罐供应等业，但没见到哪个朝廷专门设置具体的陶窑。
由此可见，广义上的制陶官窑，从新石器后期到唐宋时期，就一直存在。可是，我们陶瓷界所称谓的官窑，并不是这些广义上的官窑，而是指狭义上的官窑——即由朝廷或官府出资兴建的、产品流向由朝廷或官府控制的、专门生产陶瓷器的窑场。所以，本文后面所涉及的“官窑”，都特指狭义上的官窑。
瓷器自东汉诞生到唐代中期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见到关于“瓷器”文字记载。直到唐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关于“秘色瓷”的记载，如陆龟蒙的诗《秘色越器》等。那么，生产秘色瓷的越窑是不是官窑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讲过，秘色瓷属于南方割据政权进贡中央朝廷的贡瓷。越王钱氏政权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偏安，不惜动用南越全国之力大量烧造优质青瓷——秘色瓷以进贡中央朝廷，直到北宋初期钱氏政权归顺为止。这期间钱氏政权虽一度主导越窑生产，但越王与越窑的关系只是一种官府订购生产的关系，况且钱氏政权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所以越窑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
现代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带有“官”字款的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期瓷器实物，如邢窑、定窑“官”字款瓷器。那么这些窑算不算官窑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曾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讲述，这里不再重复。简单说就是这些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官府从邢窑或定窑订制的瓷器，窑场在烧制过程中，为了与民用瓷相区别，在这些官用瓷上写“官”字以作标记。所以“官”字款瓷器是一种瓷窑在生产时针对不同客户定制产品的分类方式，并不代表生产过“官”字款瓷器的窑就是官窑。
到宋朝，开始出现专门关于“官窑”的文字记载。最早明确记载官窑的是南宋人叶寘所著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所著的《负暄杂录》，但这两本书均已遗失。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编撰《辍耕录》（也叫《南村辍耕录》）和《说郛》时，将叶寘、顾文荐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分别收录其中，使两人讲述窑器的文字得以保存下来。叶寘、顾文荐两人对窑器的讲述，除个别用词不一致外，几乎完全一致，因《坦斋笔衡》是叶寘年轻时所作，而顾文荐比叶寘年纪小，应该确定是顾文荐抄叶寘的。由于原书已经遗失，而《辍耕录》和《说郛》在清代出现多个版本，收录的内容也经过较大的删改，有的版本已经没有了叶、顾两人的内容。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叶寘在《垣斋笔衡》中的这段“窑器”，被业界奉为存在“官窑”的最早文献依据，被各类研究、考古文章广泛引用。这段文字的大意是：“陶器从舜时就有，夏、商、周三代后，直到秦、汉，才有了瓷器。如今出土的古陶器，质地浑厚，不注意色泽。后来时兴追求奢靡，认为金玉不稀奇而青睐铜器、瓷器，于是产生了秘色瓷器。有人说钱缪做吴越国王时，越州窑烧制的进贡用瓷器，臣子和百姓不许使用，所以称作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作诗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从诗中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经有，并非创始于钱缪。本朝以定窑白瓷有口芒，不好用，命令汝州烧造青瓷器，因此河北唐、邓、耀州都开始生产青瓷了，其中以汝窑为最好。江南也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是瓷质比较粗厚。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1117年，顾文荐文中为“宣政间”1111年-1125年），京城汴梁自己建窑烧瓷，叫做官窑。靖康之变渡江到江南，邵成章主持管理宫廷后勤，管理机构就叫邵局，沿袭故都汴京规制（顾文荐文中为“徽宗遗制”），在修内司建窑烧造青瓷器，取名内窑。内窑制瓷用澄泥做模子（范模），工艺极其精雕细琢。出产的瓷器釉色莹润清澈，被视为珍品。后来在郊坛下又另立新窑，新窑比原来的内窑大，但烧制的瓷器却不如内窑。其他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都不能和内窑比。那种旧越窑瓷器（秘色瓷）再也看不到了。”
叶寘的这段文字确实非常珍贵，信息量很大。根据此文记载，宋朝明确存在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内窑和郊坛下官窑。记载虽然很明确，但如今的陶瓷界对此争议却很大。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一是叶寘、顾文荐两人的文字记载准确性到底有多大？二是北宋官窑、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到底是否存在？
先说说官窑是否存在问题。经过1950年代发现郊坛下官窑、1996年发现修内司内窑（即南宋官窑，后文将细述）以及相应的考古研究证实，南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确实存在，叶寘、顾文荐关于南宋官窑的记载是有可信度的。正因为如此，业界一些专家、学者据此判断，北宋官窑也一定存在，只不过原汴京（开封）地区现在已被埋入6米多深的黄河河床之下，无法寻找。不过，我对这个判断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北宋官窑并不存在。相关理由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已经阐述清楚，主要理由是：北宋朝廷除宋徽宗个人喜好外并不青睐瓷器、正史没有明确记载、汴京没有设置大型瓷窑的条件、叶寘距离政和年间时间久远无法清晰等。我认为所谓的北宋官窑，最多不过是宋徽宗为满足个人爱好而在汴京设置的小作坊而已。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汝窑是官窑，甚至汝窑就是北宋官窑，我对此坚决反对。理由我也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也已经阐述，这里不作罗列，仅举一例：南宋人周密所著记载南宋宫廷遗事的《武林旧事》中，在卷二“挑菜节”、“赏花”章节记载了皇帝赏给嫔妃宫女“官窑”瓷器作为奖赏，而卷九“高宗幸张府”章节记载了朝廷重臣张俊敬献皇帝赵构十六件“汝窑”瓷器！这充分说明：汝窑是汝窑、官窑是官窑，两者不可混淆。而且还说明汝窑比官窑贵重！事实上，汝窑和越窑一样，只是接受过朝廷订单，属于“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买卖关系。所以汝窑不是官窑，更不是叶寘、顾文荐记载的汴京官窑。
再来说说叶寘、顾文荐文字记载的准确性有多大。
清代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八十一卷中记载的叶實简介和他的诗词
据清代陆心源在《宋诗纪事补遗》八十一卷记载：叶寘，字子真，号坦斋，池州青阳人，隐居在九华山以著书自娱自乐。在南宋末期，叶寘经监司统一选拔推荐做了迪功郎、池州签判。宋朝的迪功郎是文官职37阶，也是最低一级，相当于县衙门里的文书。签判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掌诸案文移事务，官阶也不高。按照陆心源记载，叶寘在宋朝（南宋）后期任池州签判的时间应该在宋理宗或更晚些时候（1250年之后）。那么，叶寘的《坦斋笔衡》成书于什么时候？
明初陶宗仪著《说郛》（涵芬楼版）卷十八刊录的《坦斋笔衡》中的“太学不出相”
虽然无明确的时间记载，但从《坦斋笔衡》中的另一个条目——“太学不出相”中的内容，可以大概推断出它的成书时间。“太学不出相”条目有两句话，一句话是“韩平原胄败”，是指南宋崇拜岳飞、贬低秦桧的主战宰相韩侂胄，于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被主和派暗杀这一事件，说明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不会早于公元1208年；另一句是“所以，自中兴以来六七十载”，说明叶寘在写该书时，已经是宋高宗中兴之后六七十年，同样支持不早于1208年。根据郑建华先生在《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分析，《坦斋笔衡》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1212年左右。因叶寘的另一部著作《爱日斋丛抄》里出现了咸淳年号，所以叶寘至晚在咸淳元年即1265年还活着。这说明《坦斋笔衡》应该是叶寘在青年时的著作。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距离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或宣政年间（1111-1125）已有一百余年了，文字中关于南宋部分的记载比较清晰，可信度很高，而关于北宋部分却比较模糊，有不少道听途说、猜测甚至错误的成分。关于顾文荐《负暄杂录》成书时间问题，据郑建华先生考证，因书中“金石毒”一条提到的宋理宗景定庚申年（1260年）是全书最晚的时间，显然，其成书不会早于公元1260年。因此，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要比叶寘的《坦斋笔衡》晚几十年时间。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 宦官四——邵成章
例如，关于邵成章和邵局的记载，就可能因道听途说而产生了错误，这个错误在如今陶瓷业界已经广为人知。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宦官四”记载，邵成章是一位耿直有骨气的忠诚太监，原来是宋钦宗的內侍。1127年靖康之难时受命保护太子去和金国交涉，太子被掳去北方，他留在汴京。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商丘）即位时，邵成章受命追随而来，在扬州服侍宋高宗。后来遇到军情而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知情不报、欺君罔上，邵成章上书皇上历陈黄、汪二人误国之罪，惹得皇上不高兴，被除名去做了南雄州编管。侍御史马伸对皇上谏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邵成章因上书获罪，皇上难道要堵塞言路？"时间一久，皇上思念成章忠心耿直，想招他回来，但随从都不喜欢，就给皇上说坏话：“邵成章来了，陛下就没有快乐了。”于是就让邵成章止步于洪州（现河南辉县）。金国人到洪州，听说成章名望，想请成章出山，说：“知道您忠诚正直，如果能服侍金国皇帝的话，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成章没有答应，金人威胁他也没有答应，软硬不吃。金人说曰："您真是一个忠臣，我们不忍心杀你。"放下金帛走了。邵成章根本没有随宋高宗南渡。《宋史》的这段记载表明，叶寘和顾文荐关于邵成章这部分是错误的。相似的内容在南宋人熊克所著《中兴小纪》卷三中有记载。
元 陆友仁著《研北杂志》卷上记载的“邵局”，是指内侍邵谔奉命设立的浑天仪制造机构
据元代书法家陆友仁著《研北杂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宰相秦桧为彰显示太平盛世，命内侍邵谔带领百余工匠大修礼乐，人们叫它邵局。邵谔带领工匠制造浑天仪一事，分别在《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南宋熊克著《中兴小纪》、南宋李心传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等文字记载为佐证，可见属实。所以，“邵局”是存在的，但仅与邵谔和邵谔主持制造浑天仪有关，而与邵成章无关。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记载邵諤奉命制造“浑天仪”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中记载邵諤制造浑天仪的成就
另外，查遍宋史也没有发现邵谔与瓷窑直接相关。由此可见，叶寘和顾文荐关于邵局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年代久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致。
顾文荐在抄叶寘文字时，似乎感觉到原文有不妥的地方，把“政和间”改成了“宣政间”，将公元1111—1117年的时间段扩大到了1111—1125年，时间范围从6年扩大到14年；把“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改成“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时间范围扩大好理解，一定是认为叶寘的时间可能搞错了。“袭徽宗遗制“与“袭故京遗制”相比，却大有内涵，我在后一节将讲到。
那么，叶、顾二人关于比“邵成章”、“邵局”更早的“汴京官窑”（即北宋官窑）记载会不会也出错呢？因除叶、顾二人（其中一人为抄袭）的记载外，没有任何其他宋朝史料来佐证北宋官窑，我认为仅凭叶、顾二人关于“汴京官窑”的单一记载，难以为据。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做过推测，由于宋徽宗个人的喜好，朝廷在京城或皇宫专门可能为宋徽宗设立过一个制作瓷器的小作坊（小御窑），而坊间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把它说成是“汴京官窑”。当然，推测总归是推测，在有确凿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汴京官窑之后，我就会改变这个推测。
根据以上梳理，“官窑迷局”也似乎拨云开雾：北宋汝窑不是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存在证据不足。因此，南宋官窑就成了中国瓷器史上第一个真正由朝廷操办的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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