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介紹的是宋代名窯之一、也是中國陶瓷史上第一個真正由朝廷建立的官窯——南宋官窯。
官窯迷局
為什麼說南宋官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朝廷操辦的官窯？這要從官窯迷局說起。長期以來，我國陶瓷界對官窯的定義、有多少官窯、如何區分爭議不斷，至今都沒有一個準確的、令人信服的說法。我在《中國陶瓷文化略談（附一）御窯、官窯、貢窯和民窯》中進行過簡單的講述，但是講得不夠深入和透徹，所以在講述南宋官窯之前，有必要對“官窯”進行一個梳理。
廣義上的“窯”，應該包括各類陶窯與瓷窯，而陶窯涵蓋器皿陶（如盆、缸）、殯葬陶（如陶俑、三彩）、建築陶（如磚、瓦）等。我在《中國陶瓷文化略談（二~六）》中講到，從新石器時代後期開始到青銅時代的近萬年曆史長河中，陶器在人類文明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根據遠古歷史傳說，還處在原始社會的中華民族祖先——黃帝，他的管理機構裡，就設有一個官銜——“陶正”。《呂氏春秋》卷十七“郡守”中記載：“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昆吾，古代中國傳說中的人物，黃帝時期的陶正，相傳其為陶器的發明者，專門負責製作陶器。
《呂氏春秋》卷十七中記載“昆吾作陶”
三皇五帝中的舜，生於姚墟，辛勤耕稼於歷山（今山東鄄城），漁獵於雷澤（今山東菏澤），在黃河之濱燒製陶器，在壽丘（今山東曲阜）製作日用雜品，在頓丘（今河南浚縣）、負夏（今山東兗州）一帶經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間威望大，堯帝把帝位禪讓給舜。舜在黃河之濱製作陶器源自《呂氏春秋》卷十四中的記載。
《呂氏春秋》卷十四記載：“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進入奴隸社會，統治階級依然保留“陶正”這一官銜。《春秋左傳》卷三十六中記載：“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虞閼父即遏父，舜的第32代世孫，他在商朝末年（約公元前1051年左右）投附了周國，擔任陶正一職，他製陶的技藝極為精湛，深得周文王姬昌的喜歡。
周 左丘明《《春秋左傳註疏》卷三十六中記載：“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相似的內容在司馬遷《史記》中也有記載：舜的後人，一直傳承著製陶技術，歷朝歷代深得最高統治者的青睞，為最高統治者製作尊貴的陶器，遏父被封為周朝的陶正。
西漢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中記載：“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
在奴隸社會末、封建社會初期，陶器的製作依然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陵兵馬俑，具體我在《中國陶瓷文化略談（六）》中講過，建立一支幾萬人規模的陶質軍隊，如果不傾全國之力是無法完成的。也就是說，秦陵兵馬俑一定是統治朝廷的官方所為。到唐宋時期，朝廷一般都會設置一些機構，專門負責陶質生產資料或生活器具的製作與管理，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職官五”中記載，朝廷在將作監設置了“窯務”這個機構，負責磚瓦燒製、修繕和陶瓷瓦罐供應等業，但沒見到哪個朝廷專門設置具體的陶窯。
由此可見，廣義上的製陶官窯，從新石器後期到唐宋時期，就一直存在。可是，我們陶瓷界所稱謂的官窯，並不是這些廣義上的官窯，而是指狹義上的官窯——即由朝廷或官府出資興建的、產品流向由朝廷或官府控制的、專門生產陶瓷器的窯場。所以，本文後面所涉及的“官窯”，都特指狹義上的官窯。
瓷器自東漢誕生到唐代中期這六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見到關於“瓷器”文字記載。直到唐代中後期才開始出現關於“秘色瓷”的記載，如陸龜蒙的詩《秘色越器》等。那麼，生產秘色瓷的越窯是不是官窯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國瓷器的先驅——千年越窯》講過，秘色瓷屬於南方割據政權進貢中央朝廷的貢瓷。越王錢氏政權為了討好朝廷求得偏安，不惜動用南越全國之力大量燒造優質青瓷——秘色瓷以進貢中央朝廷，直到北宋初期錢氏政權歸順為止。這期間錢氏政權雖一度主導越窯生產，但越王與越窯的關係只是一種官府訂購生產的關係，況且錢氏政權只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所以越窯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官窯。
現代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帶有“官”字款的唐代中晚期、五代時期瓷器實物，如邢窯、定窯“官”字款瓷器。那麼這些窯算不算官窯呢？我之前的文章《中華白瓷的鼻祖——邢窯》、《中華白瓷的拐點——定窯》曾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講述，這裡不再重複。簡單說就是這些帶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官府從邢窯或定窯訂製的瓷器，窯場在燒製過程中，為了與民用瓷相區別，在這些官用瓷上寫“官”字以作標記。所以“官”字款瓷器是一種瓷窯在生產時針對不同客戶定製產品的分類方式，並不代表生產過“官”字款瓷器的窯就是官窯。
到宋朝，開始出現專門關於“官窯”的文字記載。最早明確記載官窯的是南宋人葉寘所著的《坦齋筆衡》和顧文薦所著的《負暄雜錄》，但這兩本書均已遺失。元末明初文學家、史學家陶宗儀在編撰《輟耕錄》（也叫《南村輟耕錄》）和《說郛》時，將葉寘、顧文薦這兩本書的主要內容分別收錄其中，使兩人講述窯器的文字得以保存下來。葉寘、顧文薦兩人對窯器的講述，除個別用詞不一致外，幾乎完全一致，因《坦齋筆衡》是葉寘年輕時所作，而顧文薦比葉寘年紀小，應該確定是顧文薦抄葉寘的。由於原書已經遺失，而《輟耕錄》和《說郛》在清代出現多個版本，收錄的內容也經過較大的刪改，有的版本已經沒有了葉、顧兩人的內容。
元末明初 陶宗儀著《輟耕錄》卷二十九中記載了南宋葉寘談窯器
葉寘在《垣齋筆衡》中的這段“窯器”，被業界奉為存在“官窯”的最早文獻依據，被各類研究、考古文章廣泛引用。這段文字的大意是：“陶器從舜時就有，夏、商、週三代後，直到秦、漢，才有了瓷器。如今出土的古陶器，質地渾厚，不注意色澤。後來時興追求奢靡，認為金玉不稀奇而青睞銅器、瓷器，於是產生了秘色瓷器。有人說錢繆做吳越國王時，越州窯燒製的進貢用瓷器，臣子和百姓不許使用，所以稱作秘色瓷。唐代詩人陸龜蒙作詩讚道：‘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鬥遺否。’從詩中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經有，並非創始於錢繆。本朝以定窯白瓷有口芒，不好用，命令汝州燒造青瓷器，因此河北唐、鄧、耀州都開始生產青瓷了，其中以汝窯為最好。江南也有處州龍泉窯燒造青瓷，但是瓷質比較粗厚。政和年間（公元1111年——1117年，顧文薦文中為“宣政間”1111年-1125年），京城汴梁自己建窯燒瓷，叫做官窯。靖康之變渡江到江南，邵成章主持管理宮廷後勤，管理機構就叫邵局，沿襲故都汴京規制（顧文薦文中為“徽宗遺制”），在修內司建窯燒造青瓷器，取名內窯。內窯制瓷用澄泥做模子（範模），工藝極其精雕細琢。出產的瓷器釉色瑩潤清澈，被視為珍品。後來在郊壇下又另立新窯，新窯比原來的內窯大，但燒製的瓷器卻不如內窯。其他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都不能和內窯比。那種舊越窯瓷器（秘色瓷）再也看不到了。”
葉寘的這段文字確實非常珍貴，信息量很大。根據此文記載，宋朝明確存在北宋官窯、南宋修內司內窯和郊壇下官窯。記載雖然很明確，但如今的陶瓷界對此爭議卻很大。爭議的焦點有兩方面，一是葉寘、顧文薦兩人的文字記載準確性到底有多大？二是北宋官窯、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到底是否存在？
先說說官窯是否存在問題。經過1950年代發現郊壇下官窯、1996年發現修內司內窯（即南宋官窯，後文將細述）以及相應的考古研究證實，南宋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確實存在，葉寘、顧文薦關於南宋官窯的記載是有可信度的。正因為如此，業界一些專家、學者據此判斷，北宋官窯也一定存在，只不過原汴京（開封）地區現在已被埋入6米多深的黃河河床之下，無法尋找。不過，我對這個判斷持懷疑態度，我認為北宋官窯並不存在。相關理由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一文已經闡述清楚，主要理由是：北宋朝廷除宋徽宗個人喜好外並不青睞瓷器、正史沒有明確記載、汴京沒有設置大型瓷窯的條件、葉寘距離政和年間時間久遠無法清晰等。我認為所謂的北宋官窯，最多不過是宋徽宗為滿足個人愛好而在汴京設置的小作坊而已。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汝窯是官窯，甚至汝窯就是北宋官窯，我對此堅決反對。理由我也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一文也已經闡述，這裡不作羅列，僅舉一例：南宋人周密所著記載南宋宮廷遺事的《武林舊事》中，在卷二“挑菜節”、“賞花”章節記載了皇帝賞給嬪妃宮女“官窯”瓷器作為獎賞，而卷九“高宗幸張府”章節記載了朝廷重臣張俊敬獻皇帝趙構十六件“汝窯”瓷器！這充分說明：汝窯是汝窯、官窯是官窯，兩者不可混淆。而且還說明汝窯比官窯貴重！事實上，汝窯和越窯一樣，只是接受過朝廷訂單，屬於“供御揀退方許出賣”的買賣關係。所以汝窯不是官窯，更不是葉寘、顧文薦記載的汴京官窯。
再來說說葉寘、顧文薦文字記載的準確性有多大。
清代陸心源撰《宋詩紀事補遺》八十一卷中記載的葉實簡介和他的詩詞
據清代陸心源在《宋詩紀事補遺》八十一卷記載：葉寘，字子真，號坦齋，池州青陽人，隱居在九華山以著書自娛自樂。在南宋末期，葉寘經監司統一選拔推薦做了迪功郎、池州籤判。宋朝的迪功郎是文官職37階，也是最低一級，相當於縣衙門裡的文書。籤判是“籤書判官廳公事”的簡稱，掌諸案文移事務，官階也不高。按照陸心源記載，葉寘在宋朝（南宋）後期任池州籤判的時間應該在宋理宗或更晚些時候（1250年之後）。那麼，葉寘的《坦齋筆衡》成書於什麼時候？
明初陶宗儀著《說郛》（涵芬樓版）卷十八刊錄的《坦齋筆衡》中的“太學不出相”
雖然無明確的時間記載，但從《坦齋筆衡》中的另一個條目——“太學不出相”中的內容，可以大概推斷出它的成書時間。“太學不出相”條目有兩句話，一句話是“韓平原胄敗”，是指南宋崇拜岳飛、貶低秦檜的主戰宰相韓侂冑，於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被主和派暗殺這一事件，說明葉寘在寫《坦齋筆衡》時不會早於公元1208年；另一句是“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說明葉寘在寫該書時，已經是宋高宗中興之後六七十年，同樣支持不早於1208年。根據鄭建華先生在《關於修內司官窯問題的思考》一文的分析，《坦齋筆衡》成書時間應該在公元1212年左右。因葉寘的另一部著作《愛日齋叢抄》裡出現了鹹淳年號，所以葉寘至晚在鹹淳元年即1265年還活著。這說明《坦齋筆衡》應該是葉寘在青年時的著作。葉寘在寫《坦齋筆衡》時，距離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或宣政年間（1111-1125）已有一百餘年了，文字中關於南宋部分的記載比較清晰，可信度很高，而關於北宋部分卻比較模糊，有不少道聽途說、猜測甚至錯誤的成分。關於顧文薦《負暄雜錄》成書時間問題，據鄭建華先生考證，因書中“金石毒”一條提到的宋理宗景定庚申年（1260年）是全書最晚的時間，顯然，其成書不會早於公元1260年。因此，顧文薦的《負暄雜錄》要比葉寘的《坦齋筆衡》晚幾十年時間。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官四——邵成章
例如，關於邵成章和邵局的記載，就可能因道聽途說而產生了錯誤，這個錯誤在如今陶瓷業界已經廣為人知。據《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宦官四”記載，邵成章是一位耿直有骨氣的忠誠太監，原來是宋欽宗的內侍。1127年靖康之難時受命保護太子去和金國交涉，太子被擄去北方，他留在汴京。宋高宗趙構在南京（商丘）即位時，邵成章受命追隨而來，在揚州服侍宋高宗。後來遇到軍情而大臣黃潛善、汪伯彥知情不報、欺君罔上，邵成章上書皇上歷陳黃、汪二人誤國之罪，惹得皇上不高興，被除名去做了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對皇上諫言："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邵成章因上書獲罪，皇上難道要堵塞言路？"時間一久，皇上思念成章忠心耿直，想招他回來，但隨從都不喜歡，就給皇上說壞話：“邵成章來了，陛下就沒有快樂了。”於是就讓邵成章止步於洪州（現河南輝縣）。金國人到洪州，聽說成章名望，想請成章出山，說：“知道您忠誠正直，如果能服侍金國皇帝的話，可以享受榮華富貴。”成章沒有答應，金人威脅他也沒有答應，軟硬不吃。金人說曰："您真是一個忠臣，我們不忍心殺你。"放下金帛走了。邵成章根本沒有隨宋高宗南渡。《宋史》的這段記載表明，葉寘和顧文薦關於邵成章這部分是錯誤的。相似的內容在南宋人熊克所著《中興小紀》卷三中有記載。
元 陸友仁著《研北雜誌》捲上記載的“邵局”，是指內侍邵諤奉命設立的渾天儀制造機構
據元代書法家陸友仁著《研北雜誌》記載，南宋紹興年間，宰相秦檜為彰顯示太平盛世，命內侍邵諤帶領百餘工匠大修禮樂，人們叫它邵局。邵諤帶領工匠製造渾天儀一事，分別在《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南宋熊克著《中興小紀》、南宋李心傳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等文字記載為佐證，可見屬實。所以，“邵局”是存在的，但僅與邵諤和邵諤主持製造渾天儀有關，而與邵成章無關。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記載邵諤奉命製造“渾天儀”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中記載邵諤製造渾天儀的成就
另外，查遍宋史也沒有發現邵諤與瓷窯直接相關。由此可見，葉寘和顧文薦關於邵局的記載也是不準確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年代久遠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所致。
顧文薦在抄葉寘文字時，似乎感覺到原文有不妥的地方，把“政和間”改成了“宣政間”，將公元1111—1117年的時間段擴大到了1111—1125年，時間範圍從6年擴大到14年；把“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改成“襲徽宗遺制置窯於修內司”。時間範圍擴大好理解，一定是認為葉寘的時間可能搞錯了。“襲徽宗遺制“與“襲故京遺制”相比，卻大有內涵，我在後一節將講到。
那麼，葉、顧二人關於比“邵成章”、“邵局”更早的“汴京官窯”（即北宋官窯）記載會不會也出錯呢？因除葉、顧二人（其中一人為抄襲）的記載外，沒有任何其他宋朝史料來佐證北宋官窯，我認為僅憑葉、顧二人關於“汴京官窯”的單一記載，難以為據。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中做過推測，由於宋徽宗個人的喜好，朝廷在京城或皇宮專門可能為宋徽宗設立過一個製作瓷器的小作坊（小御窯），而坊間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把它說成是“汴京官窯”。當然，推測總歸是推測，在有確鑿證據證明確實存在汴京官窯之後，我就會改變這個推測。
根據以上梳理，“官窯迷局”也似乎撥雲開霧：北宋汝窯不是官窯，北宋官窯是否存在證據不足。因此，南宋官窯就成了中國瓷器史上第一個真正由朝廷操辦的官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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