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紹興的大通學堂，現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徐錫麟、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在紹興市區勝利路西端原宋代貢院校址處，創辦了一座“大通學堂”。這是一座專門為清末革命團體“光復會”訓練革命黨人、培養軍事幹部的一所學校，也是我國最早創設體育專修科的師範學校。為何要取名大通？是因為徐錫麟其時在安徽省府安慶公幹，經常往返路過大通，而其時大通教育在國內最為發達，故將新創辦學堂取名為“大通學堂”，意思是要將紹興的教育事業辦得象大通教育一樣紅火。這所“大通學堂”現仍保存完好，是“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末民初時期，大通當時的教育發達程度可從兩個方面看得出來：一是當時的和悅洲雖僅是一個五六平方公里的江心洲（島），但這個“彈丸之地”上畢竟居住著近十萬人，是當時長江沿線著名的大碼頭與商貿都市，因此當時和悅洲上建有多所小學、中學、教會學校、私塾學堂與教師進修學校等各類學校共十幾所，其教育事業極為發達，在全國都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引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家、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於1914年春專門到大通考察其教育發展情況。上海商務印書館因此於1914年專門為其出版了《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書上對大通當時的教育發達程度有明確的介紹和記載。二是中華民國政府於1914年曾聽從教育家黃炎培先生建議，將“國立十六中”選址、建設在大通和悅洲上。
（當初，“國立十六中”和悅洲校園教學樓的老照片）
1907年2月下半月，革命黨人秋瑾接任大通學堂督辦（即校長）。為讓自己與在安慶公幹的徐錫麟聯繫方便，秋瑾便委派自己的學生章婉芬於1908年初來到銅陵大通，邀集大通徽商共同出資，合作創辦了“大通女子學堂”，首開通河兩岸女子教育之先河。其時，大通女子學堂從最初創辦到1937年抗戰前的鼎盛時期，其學生規模由最初的50人樣子到二十年代中期便一直穩定在二百餘人左右，學堂還附設有“幼稚園”。其時，大通女子學堂位於和悅洲二道街上，坐北朝南，共前後三進、五大開間。新組建的大通女子學堂除章婉芬外，還有三四個教師，均是女性。
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原籍安徽涇縣茂林、祖居銅陵縣城的大通女教育家吳幼仙，民國八年從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成歸來，因是本地有名女才子，早年曾畢業於安慶聖保羅中學，民國初期又考取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其英語和國文都很好，加上女子學堂創建後已走上正軌，章婉芬便將其交由吳幼仙打理。受命總理大通女子學堂擔任校長後，她將其改建為大通公立女子小學。雖說當時大通教育事業十分發達，教育界人才眾多，但在女子教育管理方面她不僅教育有方，治校嚴謹，且具有漢文造詣與英文根基，對內對外一應事宜，處理得井井有條。更讓人敬仰的是，她獨樹一幟，在大通首開設立幼兒園之先河，率先培育幼兒，不斷摸索幼兒教育經驗，使得大通當時的幼兒教育領當時風氣之先，堪稱是獨當一面的鳳毛麟角人物，這是大通當時其它學校與外地眾多學校所不及的。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中記載“大通女學”的內容。）
吳幼仙信仰佛教，也食葷腥，是個獨身主義者，但她一生為教育事業奉獻沒有止境。民國二十六年（即1937年），鑑於通河兩岸學生高小畢業後必須負笈他鄉報考中學的實際，面對貧困學子因無力赴外地報考對上高中深造望洋興嘆的現實，她發誓要竭盡全力創辦一座“鵲江中學”，以培養那些因負擔不起到安慶、蕪湖等地就學的窮家子弟。為此，她籌資買下了孫西池先生的新安宮大廈，這座樓房環境優美，非常適合作為這座新設立的中學校址。正當她欲大展宏圖拓展她的教育事業時，不料蘆溝橋的炮聲震動全國，導致其壯志未酬半道而廢。繼而大通實施“焦土抗戰”，讓吳幼仙含淚與張玉仙、曹鶴齡等老教師離別從教20多年之母校，共同前往佛地九華避難。
大通女子學堂在辦學期間，一直是光復會在大通開展革命工作的活動中心。其間，革命黨人徐錫麟、秋瑾、清末桐城派女散文家吳芝瑛和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教育家、中國近代職業教育創始人和理論家黃炎培等都曾到該學堂開展過革命活動或視察。學堂為辛亥革命積勢蓄力，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加速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且開了我國師範教育體育專修科和女子幹校的先河。
（和悅洲上“三街十三巷”中“浩字巷”現存的現狀，那兩座明代修築的消防池在1938年5月侵華日軍飛機轟炸後的遺蹟仍存，向遊人訴說著歷史曾經的滄桑。）
1938年5月，侵華日軍開始出動飛機大肆轟炸大通，緊接著在1938年9月，隨著駐守大通的川軍（當時的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三集團軍）失守，當時十分繁華的大通市便很快淪陷，這所女子學堂從此輟教停辦。吳幼仙與其他幾位女教師遂上九華山，遁入空門，伴以鐘鼓木魚，了結一生。因吳幼仙在辦女學期間頗具成效，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深得學生與家長的好評，其可歌可泣的事蹟至今仍為大通老人津津樂道，讚賞不已！（共177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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