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最近，我們聽到了越來越多來自企業家“呼籲減稅”的聲音。為何年年減稅降費，企業卻仍感覺稅負重，在由鳳凰網財經和南開金融學院主辦的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五位來自金融領域的專家和首席經濟學家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楊偉民：企業沒有活力，談什麼宏觀政策都沒有意義
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語重心長地說道，“積極的財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錢多支出，也可以少收錢，把錢留給企業、居民、市場主體，讓他們決定該怎麼樣花。決定13億人和1億市場主體的錢該怎麼樣花，搞得清楚嗎？這不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大幅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楊偉民直言：“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憑直觀的感覺來看，財政收入佔比和中央財政佔比在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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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是必須的，減稅、減費，最後消滅費，這是長遠的方向。我們要從長遠的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考慮發展的問題。
從宏觀來看，改革開放初期佔GDP的比重大部分提高，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央財政有段日子很難過，因此當時出臺了稅改和財稅改革的方針：提高兩個比重。提高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但這兩個比重一直沒有改。”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宏觀稅負還是在增加，我覺得應該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因為是一個基本目標、原則。無論是改任何一個稅，到底是降低、提高，還是穩定了宏觀稅負，應該從這樣的大目標來看：為什麼這樣做？
中國經濟從過去的主要依靠投資、出口轉向主要依靠消費來拉動，是這樣大的方針，現在改革還沒有到位。
”
“財政制度存有問題，降成本不是企業內部的成本怎麼樣降，而是全社會宏觀的成本怎麼樣降。”楊偉民指出，其實地方債務問題的根源在於財稅制度不合理。“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擔很多事，但是沒有財權，財政部給你財力，後面發下去，造成很大的浪費。然後工業去補貼、增加支出，不願意去減稅。減稅更多是供給側改革的內涵，因為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增加三大主題的活力，國企、民企、外企。
楊偉民呼籲，減稅要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是要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的稅率。
“金融業收入那麼高，金融業佔GDP的比例、金融業的利潤也很高，上市公司中幾個銀行的利潤超過其他實體經濟企業的利潤，但金融業稅率是6%，這不合理。那麼高的利潤，那麼低的稅率。高技術企業卻要交15%所得稅，製造業16%，是否合理？
等於是壓制造業，鼓勵金融業。為什麼現在大家都願意把錢投到金融業，稅少，利潤高。”徐林：中國企業稅收的痛苦感比較高 應該為企業進一步減稅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在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中國減稅的空間有的，特別是給企業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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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一個國家企業的稅負是看他和別的國家之間在進行比較之後，是否具有競爭力。
拿中國的稅收制度和美國比，中國的企業除了要交所得稅還要交增值稅，所得稅和企業增值稅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有自動穩定期的功能，當你企業經營不好的時候或者虧損的時候可以不交，但是流轉稅還要交，不管你企業是否盈利，只要賺錢要交。
我們與美國相比要多交一個稅，同時企業的所得稅比美國現在要高。特朗普減稅後，美國企業稅降到21%，我們是25%。再加上增值稅，雖然可以抵扣一部分，但是不是所有的可以抵扣。這樣弄下來之後，中國企業稅收的痛苦感比較高，我不單純的主張積極的財政政策一定要擴大政府支出，但是應該為企業進一步減稅。營改增的方案裡面有值得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因為不是所有的服務行業的企業都通過營改增減少了稅收，有的還增加了稅收。比如抵扣比較少的服務業企業，稅收反而增加。
”
張岸元：稅收體制改革難度大
東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岸元在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美國減稅減的是所得稅，如果減了所得稅之後，馬上反映企業的變化，更容易在金融市場得到直接的反映。中國也在減稅，但是減的是增值稅，環環抵扣，因此這兩個稅制上的差異導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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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三檔變兩檔推進，原來是17%、11%和6%，意味著中間的11%要被下拉。但是後來這個方案顯然太困難，做這麼大的增值稅改革有很大的困難，把17%拉到16%，11%拉到10%，是過渡方案，中國的財政要過日子。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情難度比較大，有可能年度就到此為止。
中國個人稅收的稅率最高是45%，但這裡面最關鍵的問題是綜合徵收個稅的事情，我估計三五年很難落實，太複雜了。我自己跑一些企業，與加強稅收徵管相比，減稅有限，這也是導致今年不管個稅還是各種稅收大幅上升的原因。
”
範小云：中國當前有效的減稅空間可能沒有想象的那麼大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範小云在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減稅的目標必要性沒有問題，但是有效的減稅空間可能還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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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因為我做政協委員，財政部定期的溝通會要參加，確實覺得這幾年中國的稅制改革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我們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也是在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其實為什麼大家現在特別關注或者覺得特別緊迫？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而且我個人覺得應該有更大力度的減稅來支持有效需求的持續增長。緊迫還有一個原因是，和今年特別是企業這塊，因為進入2018年之後，企業的債務不斷地爆發出來，反映出了重要的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問題，即我們的企業它的成本、負擔很重。因此我們看到在現在強監管、金融去槓桿、金融緊縮等等的環境之下，企業的債務毀約也不斷地爆發，減稅的事情更加的迫切。
”
繳文超：民營企業可持續性的問題一直被忽視
萬聯證券研究所所長繳文超在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其實很多問題過去都是忽視了整個民營企業在中國的可持續性的問題，包括教育在整個資本運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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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當中究竟能出幾個企業家？很多沒有，很多來A股是希望通過資本運作的形式來賺一筆錢，很少看到A股的企業家真正的經營企業，從百年企業經營下去。從長期的趨勢來看，股市未來兩年幾乎不會特別大，今年面臨去估值，明年可能面臨企業下降的問題，股市的好轉要到2019年以後才看到。
我之前給營業部講課的時候，很多營業部裡面沒有錢，反映到現在的日均成交量，今年6月份出來之後，全行業的增長都是負增長，即大家流傳的所有證券公司在裁員降薪，為什麼出現這種問題？今年的股市其實消滅了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至少從目前來看，我認為A股當中絕大部分賬戶目前處於消沉或者殭屍的狀態。
”
竺勁：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直接稅體系到間接稅體系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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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證券房地產及中小市值團隊負責人、房地產行業首席分析師竺勁在南開金融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現在稅改的目標，可能的確還是以降低企業的負擔為主要的方向，這可能是來提高整體的經濟活力，比較大的一個方向。
第二個，從我的層面看，現在中國從時間點上很像美國1910年左右的時間，當時美國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從間接稅體系向直接稅體系轉變。
未來整個經濟生活和經濟的發展都會有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可能未來高收入人群的稅負會有所提高，收入較低的階層稅負有所下降，整體上對於經濟來說，的確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帶動消費需求進一步的增長。未來稅改對供給側改革、加大消費來說有比較關鍵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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