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常人眼光來看，《水滸傳》中的地理都是有問題的，而從頭到尾，錯得毫無商量餘地的徹底——和宋公明那種打打再商量招安的半推半就策略，風格截然不同。
史進離開華陰縣的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水滸傳》第二回）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半個月後，史進卻來到渭州。要知道，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肅平涼，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線距離280公里（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39頁）而出發地華陰在延安南略偏東，兩地直線距離240公里，華陰與渭州直線距離330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55頁）。三地關係，可以用下圖示意。延安在頂點A，渭州在左點B，華陰在右點C。按照常理，史進應該採取CA線；但他實際上走了CBA的線；繞遠得有點說不過去。就是說，渭州根本不在史進行程路線之內！
魯智深離開五臺山，投奔東京大相國寺，路過青州地面桃花山。（《水滸傳》第四回）青州屬京東路（《宋史》卷八十五），離渤海灣只有一百多里地。五臺山則在河東路代州雁門縣（《宋史》卷八十六）。青州在五臺山東南，兩地直線距離約500公里；東京在五臺山南略偏東520公里；東京距離青州420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44頁）。這又是一個三角關係。我們用A指五臺山，B指東京，C指青州。魯智深去東京，當取AB路線，他卻是ACB路線。現實中是根本不行的。
慶曆二年（1042年），建大名府為北京（《宋史》卷八十五），就是說，《水滸傳》中的北京，是現在的河北大名。楊志押送的蔡太師的生辰綱由此出發，目的地是東京。北京大名府去東京直線距離204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44頁）。楊志只要朝南偏西走就行了，但他的路線大大地往東偏了，一直偏到濟州的黃泥崗！（《水滸傳》第十五回）北京去濟州，138公里，東京去濟州180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44頁）。仍用三角形來說明：A是北京，B是東京，C是濟州。楊志本當採取AB線，但實採取ACB線。
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東京給他爹蔡京送生日禮物和家書，叮囑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閣（擱），有誤事情”！戴宗因為還想到東京為押在大牢裡的宋江走走門路，所以也是力求儘快趕路（《水滸傳》第三十八回）。但他竟然來到梁山泊邊上的朱貴酒店裡打尖！要知道梁山泊並不在江州去東京的線路上。江州去梁山泊直線距離660公里，江州去東京600公里；東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而且梁山泊又在東京的東北，兩地120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45-46頁）。三地又生出三角關係，而且是鈍角三角形。假設：A東京，B江州，C梁山泊。戴宗當走BA線，實際上卻是BCA線！
無為軍，是在太平興國三年（978年）設立的，“以廬州巢縣無為鎮建為軍，以巢、廬江二縣來屬”。（《宋史》卷八十八）無為軍靠近長江，在江州的下游，與江州的直線距離是252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50頁）。《水滸傳》卻告訴我們，“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為軍”，而且無為軍的閒通判黃文炳能一葉扁舟，三天兩頭地從無為軍過江來頻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滸傳》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說，江州與無為軍之間這二三百公里的長江，在《水滸傳》中給抹得乾乾淨淨，截斷，扔掉了！
無為軍，是在太平興國三年（978年）設立的，“以廬州巢縣無為鎮建為軍，以巢、廬江二縣來屬”。（《宋史》卷八十八）無為軍靠近長江，在江州的下游，與江州的直線距離是252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50頁）。《水滸傳》卻告訴我們，“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為軍”，而且無為軍的閒通判黃文炳能一葉扁舟，三天兩頭地從無為軍過江來頻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滸傳》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說，江州與無為軍之間這二三百公里的長江，在《水滸傳》中給抹得乾乾淨淨，截斷，扔掉了！
薊州，就是現在的河北薊縣一代。它在宋代，先是遼國屬地，後是金國屬地，根本不在宋的版圖之內。直到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薊州來歸”（《宋史》卷二十二）。而《水滸傳》明白地說，宣和二年四月一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在這以前，不但公孫勝老早在薊州居住，而且楊雄也在薊州城裡做“兩院押獄”。似乎薊州本就是大宋的一角河山，而且中央政府進行著有條有理的管治，毫無問題。這就罷了。奇怪的是，戴宗從梁山泊出發往薊州，他繞道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要從沂水縣邊上過（《水滸傳》第四十三回）！沂水是沂州的轄縣（《宋史》卷八十五），沂州在梁山泊的東南198公里；薊州在梁山泊北部偏東，距離510公里；而薊州在沂州的北部偏西，距離576公里（《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44頁）。戴宗又製造出一個鈍角三角形。假設A是梁山泊，B是濟州（沂水），C是薊州。戴宗當取AC線，但他實際上行的是ABC線。
以上是梁山泊英雄招安前的一些地理問題。此後徵遼、徵王慶、平方臘，我們不暇一一列舉。實際上，早有人注意到水滸傳對梁山附近地理描述是不正確的，歸結為“為情節需要而隨便改動”，或者“傳抄錯誤”。（劉華亭《水滸傳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載1998年第5期《濟寧師專學報》）雖言之有理，但過於簡略。
二
我們知道梁山泊英雄奔赴目的地時，和常人一樣遵循就近原則，儘量走兩地間的直線，避免曲折繞遠。也就是說，《水滸傳》暗示，他們並沒有繞遠，現實中看去之字路線，在小說中是不存在的！渭州，就在從華陰到延安之間的路上，是個必經的中間站。無為軍就在江州的對岸，隔江相望，並沒有二三百里的滾滾長江。
如何解釋它與現實的牽連與糾結？對於詩文中的風物與現實中的風物不相吻合這一現象，錢鍾書解釋說：“詩文風景物色，有得之當時目驗者，有出於一時興到者。出於興到，故屬憑空向壁，未宜緣木求魚；得之目驗，或因世變事遷，亦不可守株待兔。”（錢鍾書著《管錐編》，三聯書店，2007，第154頁）在詩史、文史的傳統下，詩文風物尚且與現實齟齬不合。何況小說，何況小說中的地理怎能與現實貼切？這也可以解釋《水滸傳》中的地理學問題。但仍然有點籠統，好像袁中郎所謂“一個八寸三分的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與張幼宇書》）！
宋元時候，演義小說剛剛興起，作為一種文體，它沒有明確的規定性，可以天馬行空，自由發揮作者才情。因為先出現的是《三國演義》，它是七分真實三分虛。它影響極大，效果強烈，所以，不知不覺形成一種思維定勢，認為歷史演義，都應該注重歷史真實；人們對後出現的《水滸傳》自然也這樣要求。比如金聖嘆就拼命把它和《左傳》《史記》拉扯到一起，大談歷史的“精嚴”（金聖嘆《批評水滸傳序三》）。其實，《水滸傳》已經走上一條與《三國演義》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滸傳》只剩下一個框架是有點歷史根據的，可以說十之八九都是虛構。
其實，不光我們的歷史演義小說受到不合歷史真實這樣的非分責難，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司各特的歷史小說，都曾受到同樣的非議。歷史小說，為了和現實劃清界限，不少小說家，為他的小說人物創造出完全的新世界作為活動空間，比如英國作家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指環王》三部曲（TheLordoftheRings），美國作家喬治·R.R.馬丁《冰與火之歌》四部曲（ASongofIceandFire）。
我們的《水滸傳》作者由於歷史的侷限和傳承，當然無法使小說和歷史現實完全隔絕，也沒有將其中的地理和現實劃出明確的界限；有誤導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說有著明確規定性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將之混淆在一起，糾纏不清。所以，不能用現實的尺度去衡量《水滸傳》中的地理學。或者說，《水滸傳》中的地理學是真的（true），但不是實的（notreal），它和現實沒有對應關係，只在《水滸傳》設定的領域內具有有效性與正確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別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滸傳》的作者對此並不負有什麼責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來是退燒的處分藥，後來卻作為非處分藥，拿去降血壓。但拿《水滸傳》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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