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皮皮諾、江宇琦
紀錄片《大三兒》上映十四天，票房剛剛過121萬，與300萬的成本和150萬的宣發費用相去甚遠。
“不是要哭窮，一部影片賠錢了，我們可能就沒有錢再做下一部了。”
從費盡周折進入北京電影節展映單元，到長達一個半月跨越50所高校的校園路演，再到為積累好口碑而做的多輪點映，回想起為《大三兒》宣傳忙碌的這半年，看到現在票房成績的低落，潤智影業CEO劉倩羽接受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採訪時落下了淚。
直到今日，潤智影業掛在辦公室牆上的背板上還寫滿了有關《大三兒》宣傳的策略方案，“我愛這艱難又拼盡了全力的每一天”醒目在其中——這是朴樹歌曲裡的一句歌詞，也是電影的宣傳標語和幾個人的宣傳團隊一直激勵自己的座右銘。
《大三兒》劇照
就在去年，劉倩羽的潤智影業幫助完成了國產紀錄片的票房奇蹟，1.7億票房的《二十二》令她和團隊受寵若驚。也是在去年，《岡仁波齊》等紀錄片電影走入大眾視野，《百心百匠》《本草中華》等電視紀錄片也取得一定的成績，總局出臺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做好2017年優秀國產紀錄片推薦播映工作的通知》還明確鼓勵了紀錄片行業發展，“國產紀錄片的春天”好像來了。
可誰曾想剛過了一年，行業似乎又回到寒冬。迄今為止，今年已上映的紀錄片裡，除《厲害了，我的國》外，沒有一部票房超過了600萬，最高的《出山記》僅有588萬票房，《最後的棒棒》等片的票房還不到100萬——大多數紀錄片依然在主流觀眾的視線之外。
紀錄片至今缺少直抵核心受眾的有效渠道，僅有全國藝聯等少數穩定的平臺，杯水車薪。而在此之外，快速發展的商業片市場，則將沒有健全體系的紀錄片產業排擠到了邊緣，本身就捉襟見肘的紀錄片人才開始大量流失，使得整個行業逐步陷入到了當今的尷尬境地。紀錄片行業的春天，真的遙遙無期嗎？
紀錄片的春天從未到來
從2014年註冊起只發過22條微博的朴樹，在2018年發了4條微博，其中有兩條貢獻給了《大三兒》。不僅如此，他還免費將自己的原創歌曲《空帆船》拿出來作為《大三兒》的主題宣傳曲。
朴樹的微博
但是自8月20日《大三兒》上映至今，這部豆瓣評分7.6的影片，單日綜合票房始終都在17萬以下。依靠社交平臺的口碑傳播和朴樹不遺餘力地宣傳，影片在場均4人的情況下，於上映第九天票房才突破百萬。
《大三兒》的艱難同樣是今年紀錄片整體表現的寫照。除去《厲害了，我的國》，2018年沒有一部紀錄片票房過千萬，市場佔有率僅1.084%。儘管這一成績比去年同期的0.8%要好，但其中98%的票房是由《厲害了，我的國》貢獻的，單片票房的不足和過百萬票房影片數量的減少，其背後是紀錄片經歷短暫回升後重回冰點的現實。
這一切和紀錄片在去年的繁榮形成了鮮明對比。整個2017年，除《二十二》和《岡仁波齊》兩部票房破億的爆款影片外，還有票房超過4000萬的《地球：神奇的一天》，以及《火力全開》《一路逆風》《天梯：蔡國強的藝術》《搖搖晃晃在人間》《內心引力》五部票房過百萬的紀錄片。全年紀錄片總票房達到3.32億，也是有史以來紀錄片總票房首次破億。
除了票房優異，這幾部影片的口碑、評分都十分不錯，口碑與市場表現的正向，讓從業者們收穫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畢竟，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紀錄片都是中國電影市場裡最冷門的存在。
2012年前後，伴隨中國電影產業化發展的迅速崛起和市場的建立，電影成為最熱門的風口之一，越來越多的人和資本開始湧向電影行業，中國電影的票房和產業規模也在不斷攀升，各類爆款影片不斷湧現。但相較之下，儘管院線紀錄片的數量在2012年之後也有了一定增長，但總體表現依舊不容樂觀。
拓普智庫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紀錄片迎來一個里程碑的時刻，《五月天諾亞方舟》單片總票房達到了2090萬元，全年紀錄片總票房也達到了歷史新高的2300萬，同比增長了近20倍。可是這樣的爆發式增長並沒能維持下去，此後兩年，紀錄片票房的增速僅僅保持在了20%上下，遠低於同期內地總票房的增速，每年只有幾百萬的票房增長。也正因如此，紀錄片在總票房中的佔比甚至還有所下滑，不足0.1%。
而即便是在紀錄片票房增幅比較明顯的2013年和2016年，也很難稱得上是紀錄片行業的成功，因為票房都彙集在了單部影片上，其餘影片票房表現並不算突出。2013年，《五月天諾亞方舟》一部影片的票房就佔據了當年紀錄片總票房的90%，其餘12部影片平均票房僅有20萬；2016年，《我們誕生在中國》豪取6665萬，再度刷新了內地紀錄片票房紀錄，可當年其餘11部紀錄片平均票房只有205萬。
事實上，仔細回看前兩年上映紀錄片的票房數字，《生門》157萬、《我在故宮修文物》645萬、《天梯：蔡國強的藝術》210萬、《搖搖晃晃在人間》178萬、《舌尖上的新年》193萬，這些高評分的人文現實類紀錄片的票房表現其實都不理想。
而創造了票房記錄的《二十二》《厲害了，我的國》《我們誕生在中國》等影片，都是本身極具話題性，或是由知名大導演及迪士尼品牌助推的特殊個例，這樣的成功很難在絕大多數紀錄片身上覆制。
《我們誕生在中國》是迪士尼中國合拍電影
因此即便是2017年紀錄片整體狀況見好，總票房首次破億、總人次突破千萬、總場次達到65萬，也沒能形成持續性態勢，在2018年更進一步。冰冷的現實擺在眼前，現在就說紀錄片春天已到還為時尚早，正如《大三兒》導演佟晟嘉所言：“從事紀錄片行業十幾年，從沒覺得有春天過。”
缺人、缺錢、缺市場，紀錄片發展之困
在院線的遇冷，其實只是紀錄片產業在中國窘境的一個縮影。一直以來，紀錄片在中國市場中都屬於一個非常邊緣的類型，並不被大多數觀眾所熱愛。市場和觀眾對於紀錄片的認可度，也是目前影響紀錄片發展的最大問題之一。
而在微博大V“紀錄片之家”看來，中國市場和觀眾對於紀錄片的忽視，在紀錄片頻道的消失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早些年間，不少國內的電視臺都會設置有自己的紀錄片部門，但從90年代開始，考慮到市場和經濟效益，大部分電視臺都撤掉自己的紀錄片部，目前僅有央視等少數電視臺還留存紀錄片頻道。
反觀美國和英國的一些電視臺(如國家地理、探索頻道等)，直到現在都還有專門的紀錄片頻道，來負責拍攝和放映紀錄片。這些頻道的存在，不僅能為觀眾提供一個接觸紀錄片的機會，同時也能幫助整個紀錄片產業去建立並完善其體系，並儲備相關製作人才。
《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7》課題組在調研時發現，市場動力不足、人才匱乏已成為目前制約產業發展的重要問題，調研所接觸到的各個機構，無一不在感慨人才緊缺。尤其是當前影視市場觀眾趨向年輕化，紀錄片製作和運營人才需要大量年輕人，現有人才儲備遠遠無法滿足需要。
“無論是電視紀錄片還是紀錄片電影，能穩定、長期且良性發展的前提一定是足夠的人才與良好的發行渠道。但現狀卻是，中國紀錄片的整個產業體系是不健全和不專業的，十分很混亂。”微博大V“紀錄片之家”對毒眸坦言，由於缺少合適的體系和專業人才，中國很少有合格的紀錄片產生，即使是大部分觀眾十分認可的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很難與國外電視臺拍攝的紀錄片相提並論。
《舌尖上的中國》
由於缺少合適的平臺和成功的案例，投資者也會更加謹慎。《大三兒》出品方工廠大門影業CEO黃旭峰在接受毒眸採訪時表示：“想要做紀錄片和藝術片的電影公司，承受著非常大的壓力，有可能花力氣做出來的兩三部影片賠本，電影公司就會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甚至倒閉。”
《大世界》的製片人哪吒兄弟影業CEO楊城同樣認可這種看法。在他看來，即使大的電影公司製作了紀錄片並且票房不錯，但和紀錄片拍攝及製作週期、宣發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相比，紀錄片的票房與支出是不成正比的。
豆瓣9.7分的紀錄片《地球脈動2》耗時4年，歷經125次探險拍成
行業和資本的“冷淡”，使中國的紀錄片產業陷入到了沒有資金支持、缺乏好作品、紀錄片更加不被觀眾與市場認可的惡性循環之中。
而喜歡紀錄片的觀眾和想要拍攝紀錄片的導演，自食其力是唯一的辦法，對觀眾來說是自己找途徑或者建立途徑去看紀錄片，對於導演而言則是自己想辦法找錢去拍攝。“只有資金進來，人才進來，作品數量增多，行業才會有發展的可能。”黃旭峰說道。
但事實上，受到紀錄片本身特點影響，在商業屬性上的確不如其他類型的電影，所以即使是在紀錄片產業較為繁榮的法國等國家，想要單單通過市場運作來維繫紀錄片的發展也並不現實，而國家提供的政策扶持及資金支持，同樣是紀錄片產業能長足發展的重要前提。
法國的紀錄片管理和資助機構隸屬於國家電影中心，其對法國本土紀錄片提供多層次的幫助，例如項目拍攝資金來自影院收入附加稅，國家電影中心或其他部委直接投資參與制作等等。在澳日韓等國家，也有直接對接紀錄片創作的政府部門，專門為紀錄片生產能提供資金、資源上的幫助。
在美國，公共紀錄片頻道同樣佔據了主流，這些頻道往往不會接受廣告，其主要收入來源為政府和有關公益組織贊助，此外一些熱衷紀錄片事業的個人也會進行捐贈。而電視臺長年累月所培養起來的觀眾，有不少也成為了付費紀錄片頻道的忠實觀眾，如今，有不少電視臺也開始進行商業化的紀錄片頻道運作。
出現在美國探索頻道紀錄片《運行中國》中的橫店
“國家應該成立相關主管紀錄片的職能部門，不能只依靠電影局，像電影發達國家都會有主管部門幫扶紀錄片產業的發展。”一位長期從事紀錄片製片工作的電影人告訴毒眸，“有主管部門存在，就能夠從資金、紀錄片審查管理制度、紀錄片項目的投入力度和輿論關注度上有所提高。”
儘管近年來，廣電總局也出臺過“電視上星綜合頻道每天至少播出30分鐘國產紀錄片”的規定，但相比於法國等地，扶植力度還較為有限，尤其是資金資助，一直是國內紀錄片的一大短板。2014年，國家紀錄片專項扶持資金一度提高到2000萬元，用來給紀錄片項目做前期籌備資金以及優秀紀錄片的獎金，但行業本身卻沒有詳細的稅收扶持制度，也沒有明確的條文給到從業者“如何申請並拿到這些資金”。
有著多年電視臺工作經歷的佟晟嘉，對政策無法下沉的事實深有感觸。“儘管國家出臺了政策和扶持方案，但做紀錄片的人拿不到錢啊，一般都需要政府部門、電視臺和宣傳部去申請資金和申報獎項，流程很多很複雜，也不容易拿到扶持資金。”
對於這一情況，上述製片人感到頗為著急：“（只有）當政策和資金同時到位，這個產業才會有本質的變化，也能快速地向成熟市場邁進。”
“紀錄片能夠表達我理解的這個時代容易被遺忘的東西”
可即便紀錄片行業仍舊處在寒冬，春天的到來遙遙無期，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從業者在這個行業裡默默耕耘。
劉倩羽因為在《二十二》導演郭珂發起眾籌時資助了這個項目，得以有機會為《二十二》做宣發工作，去年影片極為成功地獲得1.7億票房，讓劉倩羽也收穫了人生中最艱難卻最意外的結果。“當時我已經給公司小夥伴說，做完這一部咱們就好聚好散吧。因為那時候太困難了，公司有四五個月沒有發出工資，我們是靠信念撐下來的。”
“去年《二十二》的成功，主要功勞並不是我們團隊，當時冒險去做《二十二》是‘為愛發光’，既然所有收穫，那便要繼續‘為愛發光’地去做一些好事。“劉倩羽開玩笑地向毒眸解釋了願意接《大三兒》宣發工作的緣由。
2017年紀錄片票房冠軍《二十二》
抱著“奉獻”的態度，劉倩羽團隊接下了《大三兒》的宣發工作，並且墊付宣發費用，“拮据”地展開了為期近五個月的影片宣傳。“我們五十站校園路演只花了15萬，導演和我們都住最普通的酒店，在選擇媒體發稿時，我們也儘可能去接觸最有效且費用我們能接受的媒體，這個過程的確艱難，我們基本處於到處求人的狀態。”
國內一般商業電影的海報製作費用在五萬每張，而當初在接洽海報製作商時，劉倩羽面對一萬五每張的報價都覺得“太貴了”。最後，影片沒有針對性地安排宣發輪次，一張在朋友圈和社交平臺可見度很高的海報，是團隊精打細算只花了不到一千塊做來的。
可影片最終僅收穫百萬票房，讓劉倩羽感覺與付出有很大落差。《大三兒》導演佟晟嘉面對票房成績，反而寬慰宣發團隊，同時也希望所有出品方以及黃旭峰和劉倩羽能夠收回投資成本。
“在國內做紀錄片真的挺不賺錢的，我知道有個很優秀的90後紀錄片導演，因為劇組連續幾個月發不出工資，已經轉行了。”談及紀錄片行業發展現狀對從業者的影響，央視紀錄片頻道的一位從業者告訴毒眸，想要堅持下來並非易事。
不過，《大三兒》的票房失利，並沒有讓佟晟嘉萌生退意。“難道只因為一部電影賣的不好，就要放棄堅持了十幾年的事情嗎？如果因為這個，當初就不會選擇去做紀錄片，紀錄片能夠表達我理解的這個時代容易被遺忘的東西。”
而在這條艱苦的道路上，佟晟嘉並不是獨行者。
在拍《二十二》前，郭珂一度拿到了800萬的投資，可由於他不願意按照投資人的建議，改變影片風格，加入大量的淚點與情感衝突，最終還是和這筆鉅款失之交臂。後來依靠張歆藝等人慷慨相助，郭珂用了三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了這部電影。而當被問及拍攝過程中所經受的諸多困難時，他卻顯得很坦然，表示資金困難、發行難題都不算什麼，這都是“它應該經歷的”。
《二十二》導演郭珂與老人的合影
正在法國進修電影的紀錄片工作者小木告訴毒眸，國內紀錄片導演裡，有過郭珂這樣經歷的不在少數，像知名紀錄片導演徐童、王兵等，為了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拍攝自己喜歡的題材，剛開始往往都得自己貼錢去做，要到後來做出名氣了，才有機會盈利。
但也正是因為有了像劉倩羽、佟晟嘉、郭珂，這些即使在紀錄片行業最艱難的時候，仍舊選擇堅守的人，才給了紀錄片行業迎來春天的希望。
現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平臺和從業者，開始關注、重視紀錄片的發展。近年來，以騰訊視頻、B站為代表的視頻平臺開始不斷在紀錄片領域發力，其中騰訊不僅與世界最知名的紀錄片承製方BBC合作推出的《藍色星球2》，還聘請了《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加盟騰訊視頻擔任副總編輯。
談起紀錄片行業的現狀和未來，小木告訴毒眸，雖然現狀下有很多的不易，但她依然對這個行業未來的前景保持樂觀，並願意堅持下去。“我覺得職業是會挑選人的，像是《哈利·波特》裡的魔杖選巫師一樣。有些人骨子裡有記錄並表達的熱情，這種熱情近乎一種義務，就是我看到了知道了，不把它以一種形式記錄下來，覺得特別可惜。我就是這樣的人，
‘紀錄的本能’讓我選擇了這工作。”閱讀更多 毒眸官方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