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適應性是指政黨在內外社會生態壓力下，為了生存和發展，主動或被動地改變原有認知，創新思維和行動，進行結構調整和綱領路線更新來適應新社會生態的過程和能力。新世紀之初，日本共產黨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社會環境，於2000年11月召開了黨的二十二大，對黨章進行了“根本”的修改，核心是對黨的性質進行了新的描述，提出“日本共產黨不僅是日本工人階級，而且是全體國民的政黨”。接著，2004年1月召開的第二十三大對黨綱進行了“全面”的修改，核心是將黨的目標進行了新的界定，即“超越資本主義”，實現“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目標”的人類“共同社會”。
- 調整綱領後的現狀
日本共產黨修改黨章和黨綱的動因是更好地適應日本社會生態，達到吸納新鮮血液、提升黨的力量、成為執政黨的目標。從2000年到今天，日本共產黨通過綱領路線的調整，適應性效果如何呢？從橫向上看，日本共產黨已成為世界上發達國家中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在西方發達國家共產黨處於舉步維艱之時，日本共產黨取得如此成就實屬不易；從縱向上看，日本共產黨試圖要達到的三個目標不僅難以實現，而且有日漸式微之感。
從黨員人數觀察，不增反減。黨員是政黨的細胞，“無黨員不政黨”。黨員人數的多少是判斷一個政黨勢力大小的重要參數。1989年，日本共產黨黨員近50萬，受蘇東劇變的衝擊，黨員數劇減到1994年的36萬左右。2000年綱領路線調整時，黨員數上升到38萬左右，而2018年1月，黨員數為31萬左右。可見，綱領路線調整後黨員人數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且黨員老齡化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說明日本共產黨在新綱領中提出的“向所有人開放門戶”來增加黨員的預期目標沒有達到。雖然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黨員有每月增加1000人的現象，但這不是常態，隨著金融危機的緩和，這種景象只能是曇花一現。
從取得議席數觀察，原地踏步。在西方國家，判斷一個政黨勢力的強弱，一個關鍵指標就是看這個政黨在國會中佔有的席位。21世紀之初，日本共產黨分別佔眾議院480席和參議院247席中的20席。2016年日本第24屆參議院選舉，日本共產黨在242個議席中佔14席，2017年日本第48屆眾議院選舉，日本共產黨在465個議席中獲11席。這樣，日本共產黨在2000—2017年間，參眾兩院議席都在10—20席區間波動。而在2016年和2017年同期，自民黨在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席已分別佔到總席位的2/3，按日本憲法和法律規定，自民黨達到了單獨執政的法定席位。日本共產黨在兩院席位既不能與最大的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相抗衡，更不能與執政黨自民黨相提並論。可見，日本共產黨綱領路線調整以來，席位與調整前無明顯增幅，選民的支持率與調整前也相差無幾。
從成為執政黨觀察，任重道遠。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無論是實行的是多黨制、兩黨制，還是立憲制，政黨的終極目標就是通過選舉上臺執政，為此必須有法定的選民支持，而選民支持一個特定政黨，主要就是看這個政黨在選舉中提出的政策能否滿足其利益。為此，各政黨必然會絞盡腦汁地拿出關心和符合甚至迎合選民利益的政策，儘可能多地爭取廣大選民的支持。因此政黨的競爭，就是選民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政策的競爭。日本共產黨的最終目標當然也是成為執政黨，為此也要爭取選民，拿出最廣大選民滿意的選舉政策，但從現有日本共產黨的黨員人數、議席數和選民支持率來看，距離成為執政黨的路還很長。
- 未達到綱領目標的原因
既然如此，是不是說日本共產黨不應進行綱領路線的適應性調整呢？當然不是，之所以日本共產黨綱領路線的適應性調整沒有達到預期，主要原因是：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負面影響深遠。蘇聯時期的大黨大國主義、專制主義、特權腐敗，以及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特別是蘇東劇變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並影響至今。雖然冷戰結束很長時間了，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消極因素至今仍是日本其他政黨，尤其是執政的自民黨不時拿來與日本共產黨進行論戰的有效武器。每當日本大選時，日本其他政黨總是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負面事件作為攻擊日本共產黨屢試不爽的永恆話題。
他們向選民極力鼓吹，日本共產黨與其他共產黨有著相同的價值觀，如果日本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就會再現其他共產黨的災難並以此來嚇唬選民。於是，在許多國民潛意識裡造成了“這個黨即使現在不錯，將來也會帶來全國性的不幸和災難”的印象，併成為日本共產黨發展的無形枷鎖。日本右翼勢力瘋狂攻擊。日本右翼勢力在日本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土壤，歷來與左翼力量勢不兩立。在日本社會總體保守化和政壇右傾化的今天，右翼勢力又與保守政府相互借力、各取所需。作為左翼力量代表的日本共產黨反對天皇制、承認二戰侵略性質，擁護和平憲法，反對修改正確反映歷史的教科書、反對閣僚參拜靖國神社等，而右翼和保守勢力則在這些問題的看法上與日本共產黨完全相反，從而被右翼攻擊為“國賊”，攻擊為“什麼都反對的黨”。不僅如此，每當大選時，右翼分子還常常採取人身攻擊、汙衊、騷擾、設置路障等各種手段影響日本共產黨候選人。在此情況下，日本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在右翼所謂的“愛國主義”的蠱惑下，成為日本社會保守化和政壇右傾化的社會基礎，嚴重抑制了健康、進步的左翼勢力發展。因此，日本共產黨獨樹一幟的價值觀常常引發一些極端勢力和民眾的“圍觀”甚至是“群毆”，致使黨的理念傳播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得到大部分民眾的理解和接受了。
日本共產黨身份仍待正名。表面上，日本共產黨在二戰結束後就獲得了合法身份，但隨著冷戰的到來，在情報局的壓力下，於1950—1952年在日本各地開展武裝鬥爭。於是，日本政府以此為藉口強行通過了《防止破壞法》，對日本共產黨等一些從事暴力活動的工會、農協等組織進行監視，這一歷史包袱揹負至今。2016年3月22日，日本內閣會議再次通過了一份關於日本共產黨的答辯書，警察廳仍認定日本共產黨“沒有改變暴力革命方針”，並有參與1945年8月15日之後日本國內發生的部分暴力破壞活動之嫌。因此，日本共產黨仍是依據《防止破壞法》“進行調查的對象團體”。也就是說，當前的日本共產黨仍然作為危害日本國家安全的“嫌疑犯”而受到警察的監視。這種身份當然會讓一些政黨、組織、團體和民眾與日本共產黨保持距離，以免惹火燒身。為了保護黨員在工作中不受歧視，日本共產黨中央要求在企業、學校、醫院和政府等組織工作的黨員儘可能隱藏自己的身份，“在40多萬黨員中，有近20萬黨員是秘密身份”，這種“地下黨”的狀態，更增添了社會對日本共產黨的神秘感。久而久之，日本共產黨就被排斥在日本主流社會之外，並逐步邊緣化。
綜上，新世紀以來，日本共產黨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發展，調整綱領路線，重塑形象，積極主動地適應日本社會、融入日本社會，但適應性效果預期並沒有得到日本社會多數的認可和接納。這也並不能說沒有調整綱領路線的必要，只能說日本共產黨要得到日本社會大多數的接受，還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只能說日本共產黨還有繼續調整方針政策的空間。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右傾政治生態下日本共產黨現狀、發展趨勢及其適應性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世界政黨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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