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大鵬說書。
日本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不斷髮生，狹窄的耕地面積使得糧食產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漿堆積的新生陸地幾乎沒有可供開採的礦產，而日本卻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有限土地出產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國民之增加無限，國民終多於國產，國產少於所增之國民，終難遂之所欲。”

無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機意識的地緣因素。因此，日本人天生有一種極度焦灼的情緒，其核心還是生存危機意識。美國打開日本國門後，日本的下級武士和豪商志士開始激烈地反對封建幕府，呼籲改革，暢想由“小日本”變為“大大日本國”的宏偉藍圖，其主張與豐臣秀吉等人的擴張思想混合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極為日本式的開國方略和邏輯準則。
至今影響著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維邏輯，產生於中國清朝咸豐年間，名為“補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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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陰，是這一論述的鼻祖。據說他十五歲就已經飽學中國儒術，十七歲提出日本必須向東亞大陸擴張的主張。他建議從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登陸，然後橫掃整個中國。以四百多年後依然是危機導火線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作為“直入”中國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陰最早提出的：“一旦君臨滿洲朝鮮，竹島是最好的落腳點”，它是“日本將來進軍大陸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進軍”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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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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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於夷狄。但必須嚴訂章程，敦守信義，趁機養蓄國力，割取易取的朝鮮、滿洲、中國，在交易上失之於美俄的，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
“補償論”的基本含義是：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裡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把美國視為東藩，西洋作為藩土，與俄國結成兄弟唇齒之邦，略取附近之國家是第一要緊的事。”
這種邏輯違背了常理。
常理應該是：受到劫掠，弱者順從屈服，強者奮起反抗，兩者必選其一。而日本兩者都沒有選，不去劫掠者那裡討回損失，卻去劫掠別人以挽回損失。這是弱，還是強？通常的邏輯是：凡極度狂妄和偏執者，多內心極度自卑；凡對強者奴顏婢膝者，多對弱者殘忍兇狠——自卑和兇狠需要相互補償，這才是“補償論”的真諦。
為了實現“大大日本國”的宏偉目標，依照“補償法”的基本原理，在確定劫掠目標時，日本人認為最易得手的莫過於中國：“凡經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處開始。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由皇國易取之土，莫過於中國之滿洲。何也？滿洲之地，於我日本之山陰，與北陸、奧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對，總八百餘里。固知其勢易擾。騷擾也當以不備處始，西備亂妨東，東備騷擾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間，以知其虛實強弱，而後避實就虛侵它……如此黑龍江之地方悉為我有。”
日本人設計了佔領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後大舉南下佔領整個中國的軍事計劃：
軍船由此入侵渤海邊，趁其混亂，大軍攻盛京……盛京危機，清皇帝必走陝西，或不走，我大軍集結山海關，不得守固。這之間，大泊省的日向、薩摩諸軍由琉球取臺灣，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寧波諸州……先頭兵直衝江南，取南京應天府……
這一計劃現在讀來仍會令中國人心驚。
佐藤信淵，生於一七六九年，卒於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學者。他的上述言論，大約產生於一八三二年，即中國大清道光年間。
一百年後，日軍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線，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先東北，再華北，再東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頑固持守令人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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