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哈里森·索爾滋伯裡在完成其名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後，感慨地說：“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的長征卻不是什麼象徵，而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行軍’，不是戰役，也不是勝利。它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是為避開蔣介石的魔爪而進行的一次生死攸關、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場險象環生、危在旦夕的戰鬥。”書寫長征的著作和文章，記載的多是高層的人和事，漫漫征程上普通戰士跋涉、奮鬥的事蹟，多被宏大的歷史敘事所忽略。可正是他們才真正體現出紅軍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正是他們創造了這部“人類偉大史詩”。
路工當紅軍
紅一軍團突破封鎖線後，來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這裡是粵漢鐵路的必經之地。鐵路剛剛在這裡開工，聚有許多來此打工的湖南農民。他們來此迫於天災，原指望掙點工錢，回去養家餬口。可工頭卻從來不發工資，遇有天災害病，工人只得活捱，倘有體質弱的人，只能活活等死。他們住得是用松樹搭成的窩棚，一棚要住二十人上下。
紅軍看到了他們的革命性，派出擴紅突擊隊，深入他們之中去，一面做宣傳工作，一面救濟窮困工人，給他們發放穀米和豬肉，發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還給他們發了路費。很快，工人們三五成群地來到部隊，紛紛要求當紅軍。一些年紀大的工人為不能參加紅軍而嘆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參加紅軍，跟著你們一道走。”他們說：“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從沒有看到這樣好的隊伍，從沒有看到這樣真正為老百姓謀利益的隊伍，你們一定要成功的啊！”
童小鵬在他的文章《粵漢路旁》中寫道：“擴紅突擊隊帶著五六個新戰士回來了，大家都親愛和藹的招待他們，向他們宣傳呀，給飯吃呀，打水洗腳呀，送慰問品呀，拿衣服給他們穿呀，弄得新戰士應接不暇。一大群穿得衣服襤褸的工人，一下子就成為穿上新衣服的新戰士了。正在大家商量如何再去擴大紅軍，爭取競賽優勝的時候，忽然煮飯的老黃炊事員帶著一個工人，高興得不得了，走了進來：‘哈哈！你們看我也擴大了一個新戰士，成分還是工人呢！’本來整天辛苦的炊事員同志能擴大紅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為著更提高他的熱情，大家都齊聲稱讚‘好！老黃真努力，再去擴大幾個！’他得意的走了。
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過去了，第二天經過宜章縣，仍向目的地前進。因為昨天各部隊都擴大了很多新戰士，隊伍已排得更長了。”
二師渡烏江
負責強渡烏江任務的是紅一軍團二師。烏江素以天險著稱，為遵義的天然屏障。江面寬約250米，深不可測。水流湍急，水溫僅有10度。兩岸盡是陡峭的山壁。新年元旦的那天，二師四團團長耿飈化裝到江邊偵察，發現江對岸敵人密佈崗哨，工事堅固。這麼寬的江面，如沒有渡河工具，那是插翅難飛。二師立即趕製竹筏，同時挑選出習於水性的18人，派他們游水過江，以擾亂敵人的警戒，掩護後續部隊強渡。
第二天9時左右，18人中的8個勇士，每人各備駁殼槍一支，奮然躍入江中，帶著架設懸橋的繩索，向對岸游去。江寬水急，人雖遊至對岸，可繩索怎麼也拉不過江。只得以竹筏強渡，竹筏至中流時被敵擊沉，強渡無功而返。當夜，又組織第二次強渡，將單層竹筏改為雙層竹筏。四隻竹筏同時強渡，三隻被江流阻回岸邊。三連連長毛正華的第二筏劃至江中後也沒有了消息。偷渡仍然無效。
第三天，強渡繼續進行，當竹筏劃至中流，只見從敵人工事下的石崖裡，跳出幾個人出來，向著敵人一陣猛烈掃射，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落荒而逃，竹筏這才順利地登了岸。這些接應的人是誰呢？
劉亞樓在《渡烏江》中寫道：“毛連長於二日晚偷渡時，率戰鬥員四人登第二筏，這個竹筏不知怎樣竟然靠了彼岸。在他們登了岸後，總是望著後續再渡，卻都不見來……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毛連長只得等著機會來動作了。……五個英雄戰士就大家圍在一堆，在這江水浩浩，冷水襲襲的烏江邊石崖下過了一夜。”“第一批強渡的十幾個戰士與毛連長等會合了，在佔領了敵軍士哨抵抗線後，繼續向敵人排哨仰攻，連接幾個手榴彈，在輕機槍掩護下，刺刀用上去了，敵人排哨抵抗線奪取了，一個排死傷過半，往上塌去。”“天險的烏江，就這樣的被突破———首先過去的，只有二十二個紅色英雄。”
巧渡金沙江
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紅軍兵分三路，搶渡金沙江，一路以一軍團為左縱隊，以龍街渡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軍團為右縱隊，以洪門渡為渡江方向；三路以軍委縱隊和五軍團為中央縱隊，以皎平渡為渡江方向。三路人馬以最強的急行軍速度，趕往各自的渡口。一軍團和三軍團各自趕到龍街渡和洪門渡，都因沒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全軍焦急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聚焦到中央縱隊。
劉伯承率領中央縱隊幹部團三營化裝成國民黨軍，乘守敵疏於防備的情況下，弄到了兩隻船，當即就把一排人送過江。過江後才知道，川軍在皎平渡並沒嚴加設防，僅有一個收稅的厘金卡。當紅軍戰士衝進厘金卡時，酣睡中驚醒的川軍士兵們，還以為是神兵天降。紅軍戰士很快就找到劉文輝封江的四隻船，連同原先的兩隻船，現在已經有了六隻船。千軍萬馬全靠六隻木船渡過天險金沙江，不是親身經歷，確實難以置信。1936年，陳雲以廉臣的筆名發表《隨軍西行見聞錄》，文章說：
“我曾見赤軍總司令部及共黨中央委員會派有共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隊均須聽命於這個渡河司令部。……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並標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得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伕外，尚有一司令員，船中秩序必須聽命於這個司令員。……赤軍之組織能力，除表現於組織秩序外，而同時極好地組織船伕。船伕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後聞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於赤軍渡河司令部除派共黨幹部進行宣傳工作外，並優給工資。聞每天日夜工資現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鴉片，赤軍則命人燒雲南鴉片一大鍋，隨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錢。且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並聞渡河以後，共黨即毀船，船為當地彝家領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伕生活暫時將絕，故每人除工資外，各給現洋三十元及幾斤鴉片，因此船伕中有大部對赤軍由好感而隨軍入川者。”
當薛嶽率領追剿大軍趕到金沙江邊時，紅軍早已不見蹤影。國民黨在臺灣所編的戰史這樣記述：“共軍人槍雖少，但行動極為靈活，一路向西竄進，國軍既攔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於武定以北地區渡過金沙江，其先頭部隊已到達西康之會理，追剿軍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進。黔滇地區之追剿作戰，於焉結束。”
藏民的麥子
紅軍的隊伍得到擴充，可在過草地時由於缺少糧食，隊伍仍在生死線上掙扎。最後一顆糧食都沒有了，只能靠吃樹皮和草根充飢。許多戰士食用有毒的野菜後，上吐下瀉，甚至丟失了性命。野菜草根找不到，只得將身上的皮帶、皮鞋，甚至皮坎肩和馬鞍子，和著水煮了吃。“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再這樣下去，紅軍是無法走出險象環生的草地。生存變得尤為重要，紅軍司令部下達了命令，要求每個人要尋找到30斤糧食。在藏區波羅子的一戶人家，他們終於找到了糧食。童小鵬在《波羅子》中寫道：
“樓上樓下，房前房後，草裡面，牛糞中，神龕下……到處找遍了，總沒有看到絲毫痕跡。
突然老曹在牛欄裡喊了起來，他高興得要死，要我點火去看。火點去時，果然發現牛欄中間有扇由石頭新砌的牆，上面糊的泥巴，似乎是沒有好久的。走到外面看，這牛欄的外牆是很大，而它裡面的空間很小，這就是裡面有秘密的很好的表現。把那新牆拆開時，的確裡面埋滿了東西。
我們高興得跳起來了，大概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高興些。很多同志也被我們這一高興的聲浪吸引過來。大家都帶著不甘心的態度說：‘你們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也去找一個吧！’
走進去時，真是手忙腳亂，不知道搬哪樣東西好。幾口大鐵鍋盛著小麥、大麥、玉蜀黍、黃豆、豌豆，特別感興趣的便是紅辣椒。這是很久未曾嘗過的寶貴食味。”
民以食為天，紅軍也不能例外，再說空落落的村子，紅軍也失去交流和協商的對象。“那一帶的藏民當然是跑得精光，糧食大部分搬走了。剩下的一點吧，先頭部隊那還會講客氣的。所以我們到那裡的時候，首先一個問題，就是吃飯問題。在這種困難環境下，有錢買不著東西。為了保持部隊有生力量，只有不顧一切，‘割麥子去！’要曉得麥子是藏民的，麥子又熟了，藏民不在家，等待他回來嗎？那只有餓死，等不及了。麥子不割了嗎？也是會掉落地上生芽的。此時不能不把從來沒有違反民族政策和群眾利益破壞了，自己動手，不講客氣的大家都割起來了。”王輝球在《波羅子》寫道。
長征勝利地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對此深感內疚，他曾對斯諾說：“這是我們惟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藏民的糧食而欠的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裡拿走的給養。”新中國成立後，這件事仍然深深地印記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心中，1952年7月21日，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重提舊事，他說：“紅軍北上，在那裡是把他們搞苦了，這在當時是為了保存紅軍，沒有辦法，把他們的糧食吃光了，他們吃了很大的虧，要在具體利益上向他們賠償，真正從經濟上幫助他們得到利益。”
坐筐過繩橋
1935年6月14日，中央紅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師。紅三軍團擔負中央交予的維護交通，與紅四方軍會師的任務。彭德懷親自率領十一團，翻山越嶺，曉行夜宿，來到維古。這是個依傍高山，面臨大河的村莊。河上的橋已被破壞，隔河而望，紅四方面軍的隊伍正向這邊走來。雙方雖是面貌可辨，可使盡力氣喊話，對方仍是聽不清楚。急中生智，他們互擲石頭，在石頭上纏上字條，相約在這裡架設懸橋。聽說在上游以念有一道橋，彭德懷又來到以念。這裡的繩橋也受到破壞，上下兩條繩，只剩一條，河的對面就是紅四方面軍，雙方仍然沿用維古的方法，向對岸擲石頭。張愛萍在《隔河相望》記錄到：
“十餘分鐘以後，接著這樣的一個字條：‘我是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之一部到達了’
‘我們是三軍團之一部，在此迎接你們。’署名彭德懷的字條，從我們這邊擲過去了。
聯絡是取得了，然而，不能講話，也不能從河渡過來，仍是隔河相望著。
一個繩橋渡人的筐子，用細小的帶軟性的樹條編成的筐子，在河岸的樹林中找到了。於是四方面軍的一個同志，坐在筐子裡將筐子拴在繩子上，從河對岸一推，漸漸地，從一條繩子的繩橋上，蕩過來了。首先便是徐向前同志———四方面軍總指揮，以後也就照樣地一個一個又一個的渡過來。
過兩天，維古的懸橋經紅軍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對岸架橋，終於架成功了。
紅四方面軍的隊伍，一隊一隊的連續不斷地從這懸橋上渡過來了。”
吃上鹽油肉
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到達甘肅宕昌哈達鋪。毛澤東說：“萬里長征，千迴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鬱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下了岷山，與雪山草地相比，恍如霄壤之別。看到了村莊，看到了炊煙，看到了人群，人群中有漢、回族人，他們都笑嘻嘻地迎接紅軍。 楊定華在《從甘肅到陝西》中回憶到：
“部隊進入宿營地之後，一切小販買賣在我們周圍都陳列起來了。為避免買賣擁擠起見，各部戰士都只派出採買員去購買東西，而且買賣都用現洋。群眾覺得紅軍說話和氣，買賣又公平，這樣多的人馬一點不感到嘈雜麻煩，都感到有點驚奇。
在這裡更有意思的是幾位漢、回農婦對於紅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戰士，她們覺得這些女戰士言語行動明明是女子，但細看她們穿著戎裝、麻鞋，又纏上綁腿，配著手槍，雄赳赳地又引起她們懷疑。於是幾個農婦格外親熱地牽著一個女同志向他們家裡跑，一回兒所有女同志都被當地回、漢農婦牽到他們家裡了。因為她們對女同志是男是女還抱一點懷疑態度，所以向女同志‘執行檢查’。她們向女同志胸前一摩，觸著兩個乳峰，自然立刻可以肯定是男是女。紅軍同志當時弄得莫名其妙，大家譁然一笑，然而那些‘執行檢查’的農婦們則更進一步親熱，請那些紅色女戰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來了都請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請女客）。女同志不僅被請上炕，而且被農婦請吃了很好的晚飯呢！我想這不僅是因為女性與女性之間有更親切的關係，而且是因為她們對萬里長征的女戰士確抱著無限羨慕和敬仰。
一般的戰士們雖然沒有農婦請吃晚飯，但各個伙食單位都買到了羊肉和白麵、鹽、油，與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數月不嘗鹽油之味的情形比較起來，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樂啊！如果形容起來，真有點像困於囚籠之鳥兒，一旦逃脫而翱翔空中一樣。”
紅軍繼續向陝北行進，由於宣傳北上抗日的主張，由於秋毫無犯的紀律，沿途都受到群眾的歡迎。在“雞鳴聽三省”的甘肅環縣，紅二、三縱隊就住在老爺山的廟宇裡。紅軍雖然住在廟宇，但是絕對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則，對神佛塑像多加保護。不僅是老爺山，凡是紅軍足跡所及，無不受到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耶穌教徒的歡迎，他們甚至直接為紅軍服務。僅舉甘肅一省為例，初步算來就有成千的回教子弟加入紅軍。紅軍是無神論者，可並不因此而忽略加入紅軍的回民，特意將他們集中編制，繼續回教的風俗習慣，諸如不吃豬肉和唸誦經文等。除此之外，紅軍中還有不少天主教徒和耶穌教徒的戰士，他們多是紅軍中的醫護人員。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1935年10月7日，毛澤東率領陝甘支隊跨越六盤山，這是紅軍長征途中翻越的最後一座高山。毛澤東欣喜的心情難以言表，故吟哦而成以上《清平樂·六盤山》。走下六盤山，他對身邊的人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是啊，紅軍歷經千難萬險，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家。自此，中國革命以陝北作為落腳點和出發點，將以此而開始中國革命的更加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張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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