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飛賊”失風上海灘
德國商人住宅遭竊
這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雨。江南冬天的雨一般不大，但雨點兒細小而密集，加上五六級西北風，天地間就像蒙上了一道薄薄的水簾，把一切景象都變得模模糊糊。
晚上11時許，一輛黑色老式“雪佛蘭”轎車穿破雨簾，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甜愛路中段的一幢紅瓦粉牆的洋房前面停下。車裡，坐著一對四十多歲的金髮碧眼的西洋男女——德國商人斯蒂芬·海姆和夫人德拉。
斯蒂芬·海姆原是海軍軍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來到上海定居，做西藥經紀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斯蒂芬·海姆曾經冒著被捕坐牢的危險，以比較便宜的價格把西藥供應給新四軍和解放區。因此，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依然給斯蒂芬·海姆提供經商的機會，軍管會衛生處負責人還曾親自登門拜訪，希望他能設法從國外進口緊俏西藥，為上海一些大醫院解決缺少西藥的燃眉之急。斯蒂芬·海姆樂意這樣做，今晚他就是和一位來自香港的英國西藥商人洽談此事的。
轎車停下後，德拉推開車門，冒雨下車，掏出鑰匙開家門。就在她把鑰匙插進鎖眼的一瞬間，她無意間發現洋房窗口裡閃現出一道微弱的亮光，稍顯即逝！
德拉一下子驚呆了，開了院門卻不敢進去，退到車旁，壓低了聲音對丈夫說：“上帝啊！我們家有小偷啊！”
斯蒂芬·海姆躡足往院裡走去，在經過開啟了一半的院門時，順手取下了上面的鑰匙。他走到洋房門前，把鑰匙插進了鎖眼，正準備扭動鑰匙的時候，門突然自動打開了，一道耀眼的手電光從屋裡直直地對準了他的臉部，晃得他不得不閉上了眼睛。
幾乎是同時，一條黑影從屋裡衝將出來，斯蒂芬·海姆被撞了個趔趄，他遂以德語大叫一聲“小偷”，同時用戴著手套的右手去抓對方。這一抓，揪住了對方的手腕，但隨即就被用力掙脫了。
小偷拔腿就往外逃。斯蒂芬·海姆差點被絆倒。他邊努力站穩，邊大叫著“德拉，攔住他！”
德拉生性膽小，絕對沒有這個勇氣，見小偷朝她這邊奔過來，立刻下意識地鑽進了汽車，還關上了車門。
小偷徑直往柵欄大門逃竄，卻不料這時正好有一股強勁的西北風颳來，“砰”的一下，大門被吹得關上了！此時，斯蒂芬·海姆已經嚷叫著奔過來了，小偷來不及開門，也來不及考慮，下意識地一個右拐彎往旁邊拐去。
斯蒂芬·海姆是海軍陸戰隊出身，雖然離開軍隊已經多年，但其素質還在，身體又強健，見小偷來不及出去而只在院裡奔逃，不禁大喜。他暗忖憑自己海軍陸戰隊的底子，要擒住這個樑上君子自是易如反掌。哪知小偷奔跑的速度奇快，步伐既輕又疾，步幅也大，斯蒂芬·海姆根本追不上他。
轉眼間，小偷已經繞著洋房奔跑了大半圈，來到洋房的左側拐角處，準備打開大門往外逃跑，但這時德拉已經定下神來，壯著膽子從轎車駕駛座前的袖珍小櫃裡取出一支德國製造的左輪手槍(這是一支未經登記的私藏槍支，本案發生後被公安機關知悉而收繳)，雙手握著從車窗裡伸出去，隔著木柵欄對準小偷，用上海話尖聲吆喝道：
“勿許動！”
小偷一看，轉了個方向直撲木柵欄。
德拉不敢開槍，因為對方不是殺人兇手，還不夠挨槍子的份兒。她拿槍出來不過是唬唬對方的。小偷奔到木柵欄前，縱身一跳，竟然蹦起一人高，單足在一根木柵欄的頂尖上踮了一踮，一躍而下，連個趔趄都沒打，踩著滿是泥漿水的馬路往南逃去。
跟著追到木柵欄前的斯蒂芬·海姆被小偷此舉驚呆了，自言自語了一句：“跳高運動員？”話音未落，已轉往大門追去，他一定要抓住這個膽大妄為的壞蛋。
路燈光下，斯蒂芬·海姆見小偷已逃出20米開外，高高的個子，穿一件軍用防水卡其布夾克，看上去很精悍，跟衣服相連的風雨帽已經套在頭上。斯蒂芬·海姆拔腿急追，靜夜中，只聽見兩雙腳板在泥水中踩出“咔咔”的聲響。兩人之間的距離卻漸漸拉遠，正著急間，背後一聲喇叭響，夫人德拉把轎車開過來了，在他面前停下：“斯蒂芬，上車追！”
“對！”斯蒂芬·海姆急忙上車，德拉一踩油門，老式“雪佛蘭”像一匹捱了一鞭子的烈馬，猛地一顫，往前直馳。
小偷跑得再快，跟汽車相比也是白搭，只眨眼工夫，他跟斯蒂芬·海姆之間的距離就已經只有五六米了。突然，小偷一個急轉彎拐進了馬路左側的一條弄堂。
“哎！糟糕！”德拉叫道。
“不著急！”斯蒂芬·海姆微微一笑，“停車。”
斯蒂芬·海姆不著急的原因是他知道這條弄堂是一條斷頭弄堂，裡面既無岔道也無出口，盡頭是一堵一人多高的厚磚牆，小偷逃進去了還得退出來。
德拉停車後，斯蒂芬·海姆不慌不忙往弄堂深處尋去。走到弄堂拐彎處時，多生了一個心眼，擺出了一副格鬥架式，防止小偷如方才在自己家裡那樣襲擊自己。然而牆角後面卻沒有反應。他拐彎一瞧，不禁大吃一驚：不長的弄堂裡已經空空如也，不見一人，哪裡還有小偷的影子？
斯蒂芬·海姆疾步走到盡頭的牆下，仔細觀察，只見一米五高的牆面處有一個潮溼的泥腳印，顯然是剛剛留下的。他抬頭順腳印望到兩米五六高的牆頭，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連連搖頭，自言自語道：“他竟不借助任何工具而能攀越這麼高的牆壁，簡直不可思議！”
斯蒂芬·海姆不知小偷先前是否已經完成在他家的既定作業任務，生怕他趁此機會殺一個回馬槍，於是馬上奔出弄堂，上了“雪佛蘭”，調轉方向直駛家裡。夫婦兩個進室內一看，原先很整齊的擺設一點也沒移動，不像通常遭到小偷光顧的家庭那樣被鼓搗得遍室狼藉。
德拉正暗自慶幸，斯蒂芬·海姆的眼光掃到鑲嵌在牆壁裡的那口小型保險箱上，覺得似乎有些異樣，一個箭步過去一看，禁不住臉色蒼白：“上帝啊，他把保險箱給撬了！”
德拉走過去，扶著丈夫的肩膀：“親愛的，彆著急，裡面的黃金首飾和珠寶我昨天已經存進外灘匯豐銀行的保險庫去了，小偷只偷去了現金。”
斯蒂芬·海姆聽了，頓時鬆了一口氣：“上帝保佑！”
夫婦倆清點下來，總共被小偷盜去人民幣1082萬元(此係舊幣，摺合新幣1082元)、美金860元。這個數額，在解放初期應該說是一筆不小的款子了，於是斯蒂芬·海姆決定報案。
是日，是1949年12月21日。
一根汗毛定“洋賊”
上海市公安局提籃橋公安分局(今虹口公安分局)值班室接到斯蒂芬·海姆的報案電話時，外灘的海關大鐘正好敲響十二下。
值班副局長張永生聽了值班室的彙報後，果斷下令：刑偵隊立即派員去斯蒂芬·海姆寓所作現場勘查。
這天晚上，刑偵隊值班負責人是副隊長章維彪。他接到張副局長的命令後，馬上點了五名部下，趕往現場。
章維彪是浙江寧波人，1937年十六歲那年從寧波來到上海，經人介紹進入法租界工部局所管轄的巡捕房當探員，跟的是當時滬上頗有名氣的法捕房刑事部華捕副偵探長、人稱“黃格里”的黃憲忠。“黃格里”祖上七代都是吃捕快飯的，據說偵查案件有一套祖傳秘訣，破案率甚高，連赫赫有名的英捕房偵探長、英國佬藍普遜提到他時也要翹大拇指。章維彪跟著“黃格里”幹了三年多，偵破了幾十起刑事案件，學到了不少偵查技巧。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法租界被日軍佔領，“黃格里”隨法國偵探長去了巴黎。章維彪不想為日本人效力，便離開捕房，在十六鋪販魚。
次年，章維彪結識了新四軍交通員陸慶生，經陸介紹，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黨組織根據需要，指示章維彪重新幹刑偵工作，利用工作之便收集敵偽情報，營救被捕同志。章維彪遂利用以前在法捕房時的關係，順利進入了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偽警察局，一面偵查刑事案件，一面為黨工作。抗戰勝利後，章維彪又打入國民黨警察系統，在上海市警察局提籃橋分局當刑警組長，隱蔽身份是中共提籃橋分局地下支部委員。
上海解放後，章維彪作為政治可靠、業務過硬的尖子被公安局軍管會任命為分局刑偵隊副隊長。
章維彪帶刑警在斯蒂芬·海姆的寓所勘查後，發現盜賊是用萬能鑰匙打開屋門後進入洋房的，保險箱也是用萬能鑰匙打開的。奇怪的是他竟似乎知曉這口保險箱的密碼，沒用什麼工具撥弄或者撬動密碼鎖就輕而易舉地把箱子打開了。箱內存放的斯蒂芬·海姆生意上的合約書、備忘錄之類的文件，沒有失竊，甚至連翻都沒翻。由此判斷，盜賊此舉純為竊取錢財。
洋房的大門和保險箱凡是被盜賊觸摸過的位置，都被擦拭過了，連最後開門逃遁時，也是用抹布墊在門拉手上拉開的，抹布就扔在門邊地下。室內的地板也已經被擦拭過了，盜賊不但抹去了自己留下的腳印，而且還用窗簾把他那雙沾滿泥漿的膠底鞋擦得乾乾淨淨。
章維彪由上述情節初步作出判斷：盜賊很可能是一個慣竊老手，他不但具有開啟保險箱的技能和反偵查的意識，而且還具備從容不迫作案的心理素質。根據多年的刑偵經驗，章維彪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大容易對付的角色。
勘查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章維彪獨自來到外面院子裡轉了轉，聽斯蒂芬·海姆夫婦詳細介紹了當時的有關情況。然後，他走到那輛“雪佛蘭”轎車前，拉開車門往裡看了看，發現方向盤上搭著一副淺綠色的絨布手套，隨口問了一句：“這是誰的手套？”
斯蒂芬·海姆說：“是我的。”
章維彪又問：“你剛才和小偷接觸時就戴了這副手套？”
“是的，戴了。”
章維彪想起斯蒂芬·海姆在陳述時曾經說過他一把抓住過小偷的手腕，便拿過手套，招呼斯蒂芬·海姆打開轎車的大光燈，就在車前蹲下，藉著燈光用高倍放大鏡觀察起來。放大鏡下，只見一隻手套的食指邊緣接縫處，呈現出一根嵌住了的汗毛。章維彪一看之下，如獲至寶，馬上招呼一個刑警拿來鑷子，小心翼翼地把汗毛取下來，用白紙包了放起來。
現場勘查結束時，已是12月22日凌晨3時了，每人嚼了一包餅乾，馬上舉行案情分析會。
最後得出瞭如下結論：從那根汗毛看來，盜賊是一個歐洲血統的外國人，或者是混血兒，具有特強的攀登能力，很可能接受過特殊訓練。從持有萬能鑰匙、能輕而易舉打開密碼鎖和所具備的反偵查經驗看，這是一個老手。
關於這後一點，有刑警提出：不管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後，上海從未有過與本案相同或者相似情節的盜竊案發生，這一點似乎又和慣竊不相符。
進一步研究，大家認為該案犯的出現可能具有這兩種可能性：一是“外來犯”，他以前可能在其他省市或者國外作過同類案件，現在把目標轉向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大都市來了；二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國人，以前在本國曾是劣跡斑斑、作案累累的慣竊犯，但自來上海後從未作過案子，此番是窮困潦倒、狗急跳牆而重新作案。
這兩種可能性中不管是哪一種，他能瞄上地理位置偏僻的甜愛路上的外國商人寓所作為下手目標，說明他對上海並不陌生。因為很難想像一個初來上海的外國人，能憑空去甜愛路那樣一個徹頭徹尾的角落作案。他既然具備那麼優越的作案條件，完全可以去淮海路、南京路那樣的繁華地段下手，那裡殷實大戶有的是。因此，案犯無疑是一個曾在上海待過相當長一段時間、並對甜愛路一帶各方面情況都比較熟悉的角色。
基於這一點，刑警們一致認為案犯多半是上述分析中的第二種情況——寓居上海的外國人。
章維彪於是拍板決定：第一步就在本區居住的歐洲籍外國人中開展偵查！
上海市區範圍內的諸區裡，由於虹口區以前是英租界、公共租界及日本侵略者最早佔領的區域，所以定居的外國人最多，外僑的國籍也最複雜。至解放初期，雖然相當一部分外國人已經離滬回國，但其外國人人數還是居全市各區第一。章維彪去戶籍科摸了摸底，得知本區當時有外僑8052人。這些洋人中歐洲人佔了一半以上，大約有5200人，分別來自蘇聯、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等十幾個國家。
張永生副局長聽取刑偵隊的偵查方案彙報後，即予批准，批示把章維彪等六人暫時抽出來，成立一個由章維彪擔任組長的“12·21”盜竊案偵查小組，專門偵緝那個具有特強攀登能力的“洋飛賊”。
身懷輕功的“飛賊”
正當章維彪領導的偵查小組對“12·21”盜竊案全力偵查時，12月25日，聖誕之夜，位於徐家彙的天主教堂裡張燈結綵，一派熱烈的節日氣氛。來自上海各區及近郊的上千名天主教徒齊集教堂，歡慶聖誕節。徐家彙幾家私立中學和教會學校各自組織了唱詩隊，在教堂大廳裡舉行演唱讚美詩比賽。教堂方面對這項將宣傳教義寓於娛樂形式的活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專門指派中年神甫英籍華人李約瑟負責此事。
唱詩比賽定於晚上10時開始，大約9時15分許，李約瑟忽然覺得肚子疼痛，便到教堂大廳後面住宅樓的臥室裡取藥，忽然聽見從隔壁傳來一陣輕微的“咯咯”聲響。李約瑟暗自吃驚：什麼聲音？莫非住宅樓裡有老鼠了？
把耳朵貼在牆壁上仔細諦聽，李約瑟恍然大悟：這是小偷！小偷在對付隔壁張神甫房間裡的那口保險箱！
張神甫是中國人，名叫張家驤，他掌管著教堂的捐金，外界捐給教堂的善款和教堂捐給社會的慈善款，只要是現鈔，都須經過他的手。因此，他的臥室裡特地放了一口英國製造的金薔薇牌保險箱。現在這聲音，無疑是小偷在開啟那口存放著鉅款的鐵箱！
李約瑟暗歎道：上帝啊！聖誕之夜教堂裡怎麼混進了竊賊呢？你快懲罰這個惡人吧！
他定定神，輕輕開了門，悄無聲息地下了樓，直奔教堂廚房，招呼正在為聖誕大餐忙碌的那幾個廚師、雜役：“快！快去後面樓上抓賊！”
廚師、雜役一聽，馬上放下手頭的活兒，抄起鐵釺、菜刀、煤鍬、棍棒什麼的往外就奔。李約瑟叫住他們囑咐道：“你們上樓後，堵住張神甫的房門就是了，竊賊不出來就不要驚動他。我馬上打電話請警察過來。”
五六分鐘後，徐匯分局派出的七名刑警驅車趕到。但就在刑警跳下警車的同時，竊賊已經從張神甫房間裡逃出來了！
原來，竊賊進入張神甫房間後，立即用萬能鑰匙開保險箱。不想“金薔薇”乃是世界名牌，密碼鎖具有雙保險功能，鼓搗了好一陣也沒打開。李約瑟來到臥室及下樓，竊賊全然不知；後來廚師、雜役上樓，初時他也不曾察覺，直到過了一會兒，一個正患感冒的雜役突然打了一個噴嚏，他才被驚動。這時，保險箱仍未被打開，竊賊不無遺憾地嘆了一口氣，收起了萬能鑰匙，消除痕跡後走到窗前，用手帕墊在插銷上打開了窗子，拉下絲絨窗簾墊在窗臺上，往外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教堂的住宅樓造得特別高，三層樓的窗口相當於尋常五層建築物的窗口，距地面至少有十四五米，底下又是堅硬的水門汀地面，如果直接跳下去後果難以想像！
這時，遠處傳來尖厲的警報聲，竊賊下意識地渾身一顫，強迫自己定定神，看見窗外兩根不粗的電線，一頭接在三樓窗外牆上伸出的一段三角鐵上，另一頭連接在12米開外的對面廚房屋頂的三角鐵架子上。就在門被警察撞開的同時，他伸出右腳，踩在一尺開外的電線上，跟著左腳也離開了窗口。
眾人以為他要跳樓自盡，卻被緊接著發生的一幕驚呆了：竊賊雙腳分踩兩根電線，交替踮著往下面飛快地滑去，眨眼工夫就到了對面廚房屋頂上。電線未斷，只是微微晃動著！
有人驚呼：“他會飛簷走壁啊！”
對面屋頂上，竊賊不無得意地回身抬頭向上望望，還舉起手來向眾人揮揮。一陣風吹來，把他頭上的那頂黑色寬簷軟風帽吹落，像圓盤似的在屋頂上滾動著，然後落到了地下。眾人藉著路燈光看見對方有著一頭金黃色的濃髮，那張臉也暴露無遺，竟是一個彎鉤鼻子的歐洲人！
一個雜役大聲叫道：“是個洋鬼子！”
刑警隨即對現場進行勘查，發現竊賊是利用聖誕節教堂搞慶祝活動的機會混進來的。他先用萬能鑰匙打開了張神甫的房門，企圖行竊，但他還未得手就被察覺而逃遁了。現場既未留下腳印，也沒有指紋，惟一的遺留物是那頂舊風帽。另外，估計他是一個歐洲人，能在電線上行走，是個身懷輕功絕技的“飛賊”。
上海解放伊始，公安局的刑事偵查手段還很落後，各分局之間也缺乏溝通。提籃橋分局在“12·21”盜竊案發生後，由於被竊對象是外國僑民，所以將案情上報上海市局，但未向其他分局通報。因此，徐匯分局根本不知道提籃橋分局刑偵隊正在追緝一個“洋飛賊”。
市局刑偵處領導接到徐匯分局案情報告，馬上聯想起提籃橋分局上報的那起盜竊案，於是召集刑偵處五位正、副處長開會商討。鑑於“洋飛賊”已成跨區作案之勢，憑一兩個分局的刑偵力量已難以偵緝，故決定將甜愛路“12·21”盜竊案和“教堂夜盜案”串案並偵，由市局牽頭成立專案偵查組，其成員從提籃橋分局、徐匯分局及市局刑偵處抽調。市局刑偵處副處長馬瑞三擔任組長，提籃橋分局刑偵隊副隊長章維彪擔任副組長。
專案組的偵查工作一開始運轉，就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穫——
章維彪一看到徐匯分局刑警送來的“洋飛賊”遺留在現場的那頂黑色寬簷風帽，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把風帽拿在手裡，猛然想起這是當年英租界巡捕房“包打聽”經常戴的工作帽。英捕房以“包打聽”厲害而聞名全上海，“包打聽”即密探，也稱“便衣巡捕”。英捕房政治部、刑事部各有幾十名“包打聽”，每人發給七八套衣服，西裝革履、風衣夾克、貧民布衣、乞丐爛衫，一應俱全，根據差使需要化裝時用。眼前這頂黑色風帽，是“包打聽”化裝成中產階層市民用的。章維彪當年是法捕房探員，偵查案子時有時常去英捕房瞭解情況、交換情報，和英捕房“包打聽”很熟，知道他們的化裝底細，因此，終於想起這頂風帽的來歷。
章維彪一說，馬瑞三等專案組成員大喜，爭相傳看。
章維彪又說：“根據當時‘包打聽’的習慣，他們為了避免互相之間戴錯帽子，都會在上面做記號的。如果找出這頂帽子上面的記號，那就容易知道這‘洋飛賊’是誰了。”帽子又回到章維彪手裡，他把帽子翻過來，從裡到外仔細檢查了一遍，終於在帽沿裡口發現三個小字：拉吉波。字是用鋼筆寫的，墨水已經很淡，但還看得清楚。寫的是漢字，歪歪斜斜，一看便知是外國人寫的。
馬瑞三問：“拉吉波是誰？你認識嗎？”
章維彪搖頭：“不認識。看名字像是印度人，‘紅頭阿三’(舊時上海市民對英捕房的那些頭上喜歡裹著紅頭巾的印度巡捕的蔑稱)。”
徐匯分局來的一位刑警說“不可能吧，那天我親眼看見那個傢伙是歐洲人模樣，不是印度人啊！”
馬瑞三說：”拉吉波是什麼人，只要去新成分局跑一趟就知道了。”
章維彪當即去靜安寺新成公安分局(今靜安分局)，經調查得知，拉吉波的全名叫特里甫卡·拉吉波，1915年6月11日出生於印度達邦加市，是英國男子和印度女子結合後生下的混血兒。拉吉波自幼習練印度瑜伽術，其輕功在當地小有名氣。1935年7月，拉吉波經同鄉、上海英捕房巡捕組長拉爾達的介紹，來上海進了英捕房當了一名捕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捕房被日本憲兵隊接管，拉吉波留下擔任刑事部第五組探長，直到日本投降後才離開。拉吉波在上海當刑事捕探的十年時間裡，未曾有犯罪記錄。
專案偵查組根據章維彪的調查結果進行了分析，認定“洋飛賊”即是拉吉波！
英國貨運船“女皇鑽石號”上的失竊案
章維彪在新成分局查閱英捕房檔案時，“洋飛賊”拉吉波正坐著一輛紅色出租汽車，從外灘方向來到了位於虹口區的匯山碼頭。
今天，他穿黑色西裝，外罩淺藍色風衣，金黃色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上面塗著一層髮蠟，腋下夾著一個牛皮公文包。這副裝束和派頭，宛如哪家洋行的經理，來碼頭洽談託運貨物事宜的。
拉吉波買通水手用汽艇送他到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英國6000噸貨運船“女皇鑽石號”上，向在艙面守望的值勤水手說明自己是來找大副威林頓先生的。值勤水手告訴他大副在船上的餐廳裡喝咖啡，並指明瞭餐廳的方向，讓他自己過去。拉吉波走進餐廳，一眼就認定那位坐在圓桌前，一邊喝咖啡，一邊抽雪茄煙，同時向另外幾個洋水手侃侃而談的三十來歲的英國漢子就是船上的大副。拉吉波不露聲色，悄悄地捱上前去，站在一個個子高大的水手身後，靜聽大副說話。
威林頓是一個饒舌的傢伙，只要喝點兒什麼——無論是酒、咖啡或者茶，話匣子便會打開，滔滔不絕，大吹特吹。這一回吹的是他那架照相機，說是他的未婚妻尼琳達小姐送給他的。那是一架不平凡的照相機，尼琳達的父親是英國坦克部隊的將軍，這架照相機是他從德國名將隆美爾那裡得來的。隆美爾曾請希特勒在照相機上面親筆簽下了名字，作為留念。為此，尼琳達的父親也請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希特勒所簽名字的上面簽下了首相的大名，並請工匠將這兩位二戰名人的簽名用刀鐫刻後，鑲嵌上名貴的南非鑽石。因此，他這架照相機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威林頓大副說到這裡，忽然發現了拉吉波，用手指著問道：“喂！這是誰？”
拉吉波走上前去，鞠了一躬：“您好！大副先生，我是英國僑民羅伯特·威廉，在上海外灘附近經營著一家酒吧。”
威林頓站起來，欠身還禮：“您好！我是威林頓。請坐，請喝咖啡。”
拉吉波在威林頓對面坐下，不客氣地喝著咖啡，還吃水果和點心，同時和對方聊著閒話。威林頓吃不準對方上船來是幹什麼的，等了一會兒不見開腔說明，便問道：“先生來‘女皇鑽石號’有何貴幹？”
拉吉波說：“哦，是這樣的，我有一件事想麻煩大副先生。我有一位表弟，是倫敦的一名電氣工程師，他於去年來上海，一直在我店裡幫忙。現在上海落在共產黨手裡，酒吧的生意很不好做，用不著這麼多幫工了，我想把他送回英國去。他習慣於乘坐海輪，因此想跟大副先生商量，如果閣下允許我的表弟搭乘貴輪返回英國，我將十分感激！”
威林頓說：“據我所知，想搭乘‘女皇鑽石號’離開上海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比利時人、日本人甚至中國人，至少有七八十名之多，這幾天來他們都來提出過同樣的要求。為此，船長決定除非他本人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允許任何國籍的乘客上船。先生，請原諒，‘女皇鑽石號’是貨輪，而不是客輪。”
拉吉波皺皺眉頭：“哦！太遺憾了！那麼，大副先生，不知船長几時回船？”
“大約傍晚吧。”
拉吉波點點頭：“那麼，我明天再來，我將當面向船長先生提出同樣的請求。”說著，他向威林頓行禮，“大副先生，請原諒我打擾您了。再見！”
威林頓待拉吉波走後，又吹起牛皮來，直到午餐後，才回自己艙室，想小憩一會兒。剛進艙門，他就覺得什麼地方好似不對頭，定神往床頭一看，不禁大吃一驚：掛在衣帽架上的那架寶貝照相機已經不翼而飛了！一瞬間，威林頓愣住了，呆然木立了好一會兒，才發瘋似的咆哮起來：“照相機！我的照相機！”
留在船上未上岸的船員聽見大副艙室裡有異樣動靜，都湧進來看究竟。
威林頓揮著手叫道：“全部集中到餐廳去，我要搜查你們每個人的艙室！我的價值無法估計的照相機被偷走啦！肯定是你們之中的哪個混蛋偷的！”報務員說：“大副先生，我想我們這些人中決不會有小偷的，是否有外人上過船了？”
一語提醒了值勤水手：“上午來過一個穿黑西裝淡藍色風衣的先生，說是找大副先生……”
威林頓恍然大悟：“哦！肯定是這個傢伙偷走了我的照相機！”
報務員說：“大副先生，剛才那個叫羅伯特·威廉的先生來找您時，我也在餐廳。他說過明天還要來找船長先生。會不會這是他跟您開的一個小小的玩笑，讓您著急一陣，因為您剛才拒絕了他的請求。”
威林頓喟然長嘆“唉——英國人的紳士風度舉世聞名，但幽默都是屬於法國人的。不過，我但願這次是一個意外。上帝保佑，讓我明天等到羅伯特先生送來照相機。”
下午4點，大副威林頓先生收到一封掛號急件。信是用英文寫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威林頓先生：
您好！
非常遺憾，我在未徵得您同意的情況下取走了被閣下吹得那麼神乎其神的照相機，特此向您表示最真誠的歉意！
我仔細察看了閣下的這架照相機，對於希特勒、丘吉爾的簽名以及上面所鑲嵌鑽石的真假有些懷疑。為了證實這個問題，特向閣下提出建議：閣下今天上午在餐廳裡關於該照相機的一番言語若是真實的，則無疑必欲取照相機，故請您交出600美金並加上您所佩戴的那塊金錶。我在收到錢物的同時，會把照相機原件奉還。如閣下確實有意取回失物，請在24小時內把回信寄往英大馬路54號皮爾頓洋行轉交羅伯特·威廉先生收。如過時未有反應，您將永遠見不到這架照相機了！
您的同胞 羅伯特·威廉 於即日威林頓一看之下，倒抽口冷氣，自言自語道：“上帝啊！那傢伙真是個竊賊！我該怎麼辦呢？”
與拉吉波三次交鋒
就在威林頓對著拉吉波的信發呆的時候，“女皇鑽石號”的船長回來了。船長聽說船上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馬上派水手把威林頓請往船長室。他看了拉吉波的勒索信件後，問大副打算怎麼辦。
威林頓說：“他要600美金，這是一筆數目不小的款子，我手頭拿不出這麼多的錢。這倒不算什麼，我向船上的同伴借一下也就可以了。問題是這惡棍還要我的金錶，這可辦不到，這塊表是我父親留下的遺物，說什麼也不能離開我！”
船長說：“既然如此，那就報案吧！”
“報案？向共產黨的警察報案？”威林頓和當時不少英國人一樣，由於對中共不瞭解，接受的是國民黨的那一套宣傳，所以看不起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
“女皇鑽石號”的船長是一個從不過問政治的航海家，抽著他那碩大的菸斗說：“對！報案吧。共產黨的警察興許能給你找回照相機呢！”
威林頓想了想，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好吧，馬上報案！”
提籃橋分局領導聽了彙報，馬上想起了“洋飛賊”拉吉波，於是立即往市公安局刑偵處打電話。
馬瑞三正為失去偵查線索而煩惱，聞訊大喜，立刻通知副組長章維彪率人去匯山碼頭登輪調查。
章維彪當即帶了三名刑警急赴匯山碼頭，上了“女皇鑽石號”。威林頓對新中國的刑警有點看不起，報案實出無奈，當下抱著“死馬當做活馬醫”的態度接待章維彪一行。殊不料章維彪開口便說流利的英語，偶爾還夾幾句稔熟、標準的法語。威林頓不禁大為吃驚，立刻刮目相看。當下，他詳盡地把“羅伯特·威廉”上船的情況及其外形敘述了一遍。章維彪心裡已有結論，斷定所謂“羅伯特·威廉”就是“洋飛賊”拉吉波無疑。
威林頓對這個能說英語、法語的中國刑警充滿了信賴之感，敘述完後站起來鞠躬行禮，請求道：“希望閣下能把照相機找回來，我將不勝感激！”
章維彪說：“我想只要大副先生能予以協助，我們是有辦法把犯罪分子抓獲，將失物追回的。”
“閣下要我做什麼事？請吩咐。”
章維彪要威林頓做的事情很簡單：照“羅伯特·威廉”信中所說的，立即寫一封內容為同意對方要求的信，交郵局以急件方式寄往對方所指定的地點。威林頓一聽，自是點頭，當下就寫了一封信，交給章維彪。
章維彪回到市局，向馬瑞三副處長彙報了情況。馬瑞三同意他的誘捕方案，批示立刻把信送往通宵營業的四川路橋郵電局，同時選定了去皮爾頓洋行周圍監控的人員。
然而，從次日上午9時，至整個下午都等過去了，拉吉波始終未出現。冬天的夜晚來得早，5點鐘剛過，已是暮色初降，5點半天色已經完全變黑。馬路上路燈齊亮，大放光明。
6點鐘過去了，目標仍未露面。外灘指揮室裡，馬瑞三、章維彪急得坐立不安，繞室而轉。馬瑞三說：“走，我們去現場看看！”
馬瑞三、章維彪穿著便衣，化裝成行人模樣往皮爾頓洋行走去。剛穿過四川路，一個便衣刑警急急迎面奔來，見兩位領導在馬路對面走，馬上急穿過來：“馬處長……”
馬瑞三心一沉，意識到出事了，連忙發問：“什麼事？”
“我們從現場往指揮室打電話，沒打通：劉科長讓我奔來報告，目標逃了！”
“什麼？”馬瑞三、章維彪渾身一顫，幾乎同時吐出了這兩個字。
原來，現場發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拉吉波不愧是捕探出身，就像一隻狡猾的狐狸，處處設防，以保安全。他沒親自出馬去皮爾頓洋行取信，而是以一包洋菸的代價僱傭了一個十七八歲的路人，讓他代為取信。那小青年大模大樣走出洋行大門時，立刻落入了警方的視線，十幾雙眼睛盯著他從木格子裡取走了威林頓的那封信。他一出門，馬上就有四名刑警尾隨其後；其餘刑警在馬路兩側緊緊跟蹤。按照一般思路，這小青年會把這封信送往某幢房子或者某個約定的地點，面交拉吉波。誰知當“信使”剛剛走到福建路口時，不知從哪裡躥出一輛機器腳踏車，拉吉波身穿皮夾克端坐於上，直駛“信使”側邊，左手一伸，把那封信搶過去，加大油門就逃！
此舉大出意外，跟蹤的刑警都被驚呆了，待到回過神來，機器腳踏車早已去遠了。刑警想追上去，但急切間卻無交通工具，馬路上連出租車也沒一輛，只有幾輛自行車在晃盪，即便徵用了也追不上拉吉波。
專案組正副組長聽了那個刑警的報告，又急又惱。章維彪倒未發話，軍人出身的馬瑞三氣得當場破口大罵，罵過拉吉波又罵刑警。罵自然是罵不出結果的，馬瑞三也知道這一點，罵完後便下令全體撤回，重新研究下一步該如何走。
專案組舉行的案情分析會進行了整整六個小時，幾乎所有成員都發表了意見，但對於如何偵緝拉吉波卻是心裡無底，最後總算想出了一個不一定有效的辦法：拉吉波搶回信一舉並非一定是已經察覺“女皇鑽石號”向警方報案了，可能僅僅是作為防範的一個措施。既然如此，他可能要給威林頓去信，通知交美金的時間和地點。這種信件，一須掛號，二多半是急件，因此必須去郵電局寄。所以，可以派人去全市各郵電局守伏，注意留意是否有人往“女皇鑽石號”上寄掛號信或者急件：如果有，不論是何人，都須秘密跟蹤。
方案確定以後，專案組立刻以市局名義向各分局下達了電話指示：各分局須在次日上午各管轄區域的郵電局開門營業前，秘密通知郵電局，並須去人坐鎮，一候發現有人往“女皇鑽石號”上寄掛號信或者急件的，營業員即刻秘告坐鎮警員，警員隨即跟蹤。
次日，全市78家收寄“掛急”業務的郵電局都已被警方所控制。但一天過去了，卻無收穫。
又過了一天，拉吉波還是沒有動靜。
第三天晚上，專案組領導正在商議明天是否還要“守株待兔”時，突然接到“女皇鑽石號”從匯山碼頭打來的電話，告知威林頓已經收到“羅伯特·威廉”的第二封信。
章維彪火速趕往匯山碼頭，上了“女皇鑽石號”，向威林頓一瞭解，原來這封信不是通過郵電局寄來的，而是由一位中年婦女交給“女皇鑽石號”交通艇讓轉交大副先生的。顯然拉吉波已是驚弓之鳥，十分小心，玩弄的是跟前天晚上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手法，臨時僱了個“信使”投遞了這封信。
信已經被威林頓拆開了，只有一句話明晚7時攜600美金及金錶去靜安寺“藍玫瑰咖啡館”贖回照相機。過時不候！
威林頓問道：“警官先生，我該不該去那家咖啡館？”
章維彪想了一想，說：“你按照信上的要求帶了錢物去，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必須保持鎮定，千萬不能使他生疑。你儘管放心，我們會全力保護你併為你追回失物的。”
章維彪返回市局，把情況和自己的佈置向馬瑞三作了彙報。和馬瑞三的心思一拍即合，當下便調兵遣將。為防止拉吉波再耍花招，專案組在“藍玫瑰咖啡館”周圍佈下了三道卡子。
次日晚上7時，威林頓準時赴約。但他一直等到9點鐘，拉吉波也沒露面。
後來才知道，捕探出身的拉吉波為防遭受不測，曾在那天晚上6點半坐一輛出租汽車來“藍玫瑰咖啡館”門前轉悠過，由於他未下車，已進入崗位的便衣刑警並未發現車裡坐著“目標”，但拉吉波卻發現了“可疑”角色，於是放棄了這次約見。
震驚中南海的領事館失竊案
此後，拉吉波銷聲匿跡了大約一個星期。正當警方為查不到他的線索而焦急，以為他已經逃離上海的時候，1950年1月12日，路透通訊社向全世界發出一則消息——
英國原駐中國上海領事館於日前夜間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竊賊的光顧，從而導致一隻手提保險箱不翼而飛。據該館一名官員透露，竊賊潛入領事館時，被馬路對面一位鄒姓居民發覺。該居民當即向警方打電話報警。警方接到報警電話即派員赴領事館，將該館和外界的通道嚴密控制，同時與該館官員聯繫。在聯繫過程中，竊賊已經完成了其作業，越牆而遁。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竊賊在攀過領事館圍牆逃遁時曾與三名中國警員遭遇，但他竟能挾著保險箱從容逃離現場。該官員拒絕向外界透露被竊保險箱所裝物品的內容。
同日，英國《倫敦時報》也刊登了一則同樣內容的新聞，題為《奇怪的竊賊》該文最後對失竊保險箱所盛物品作了“猜測”，說“極有可能是機密文件”向讀者暗示“這也許是一起‘政治盜竊案’”。
緊接著，英國《大不列顛消息報》，法國《時空快報》、《法蘭西新消息》，美國“美國之音”廣播電臺都刊載、播發了消息或者評論，公然聲稱“這是共產黨中國製造的一起間諜案”，旨在竊取英國政府的外交機密，以供其制定外交政策、方針時作參考。
西方國家的造謠鼓譟迅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核心所察知。1950年1月14日晚上，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接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讓辦公室秘書打的電話，向公安部詢問“原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發生了什麼事情”。羅瑞卿尚未接到這方面的報告，回答說：“馬上了解後向總理彙報。”
當天午夜，羅瑞卿親自分別給華東公安部長許建國、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打了長途電話。揚帆詳盡地向羅瑞卿彙報了有關情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停止了以往的外交活動，根據國內的指令，冷眼觀察中國共產黨在管理上海乃至整個華東地區後的狀況。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西方國家均拒絕承認，根據國際慣例，外交部宣佈英國等西方國家原官方駐華機構均為“非法機構”，勒令“即予撤銷”。
10月5日，英國原駐上海總領事伯特爵士奉命回國，駐上海領事館也予以正式關閉，留下二等秘書一名、三等秘書二名及十多名官員、職員處理善後事宜。中國政府批准英國原駐上海領事館成員離開上海的最後期限為1950年1月31日，這時距最後期限只有二十天了，領事館留駐人員正緊張地處理著最後一批事務，就在這時，發生了盜竊案件。
1月11日凌晨2點20分，”百樂門舞廳”舞女王佳麗從舞廳回到與原英領事館一條馬路之隔的家裡。她打開房門後，發現丈夫睡前抽了不少香菸而導致房間裡煙霧繚繞，遂將窗戶開啟一條縫透氣。就在這時，王佳麗發現對面英領館的圍牆上站著一個人影！一瞬間，王佳麗吃驚得幾乎當場失聲大叫，正待定睛細看，那人已經往領館院內跳了下去，落地時竟然悄然無聲。
王佳麗當即喚醒丈夫告知上述一幕。王佳麗的丈夫是先施公司職員，是單位裡的積極分子，剛被選為工會委員，又在爭取入黨，覺悟甚高，當下馬上起床，讓妻子繼續觀察，自己悄悄出門，去附近一家飯店往公安局打電話報告了上述情況。
公安局值班室接到電話，意識到此事發生在原英領館這樣一個敏感區，必須慎重處理，否則會讓對新中國抱敵視態度的外國人做文章。於是，經請示領導，當即出動12名警員，一律穿便衣，驅車直赴現場。汽車在英領館附近停下，警員下了車，悄然步行過去。行至領事館門口，帶隊的副科長命令警員分別把守大門及圍牆外人行道，自己和一名會說英語的刑警去叩門。
就在這時，竊賊挾著用窗簾包著的手提保險箱出現在圍牆上。離他最近的一名警員立刻吆喝起來，竊賊在牆上快速奔了十幾步，一躍而下。三名警員當即向他撲去，卻不料這傢伙的身法特別靈活，一躥一轉一拐，竟然輕而易舉地從包圍圈中擺脫出來，飛也似的穿越馬路，鑽進了一條弄堂，轉眼消失在黑暗之中。
竊賊當時戴著大口罩，頭部被一頂“羅宋帽”遮得嚴嚴實實，因此無法看清其真實面目。但是，從其個子及逃遁身法判斷，警方懷疑是“洋飛賊”拉吉波。經與專案組聯繫，凌晨4時，章維彪帶著幾名刑警來到現場，進行勘查。
原英領館的官員表面上對新中國的刑警很客氣，但言語間卻透著明顯的輕蔑。章維彪在用放大鏡尋找指紋時，他們中的一位竟然攔住他，“客氣”地向他“請教”：世界上是誰最先發現可以用指紋偵查犯罪案件的？
這當然難不倒章維彪，他用流利的英語告訴對方，發現用指紋可以偵查案件的人歷史上並未記載下來，但是，英國著名的指紋學者高爾頓先生在19世紀末就已對指紋偵查案件下了定論這一點倒是有記載的，高爾頓先生在這一領域裡建立了永恆的功勳。
對方聽了，連連點頭，翹了翹大拇指，退出了現場。
竊賊的作案手法與拉吉波十分相似，也是用萬能鑰匙開了門，又打開壁櫥，從一個大抽斗裡盜走了手提保險箱。臨離開現場前，也沒忘記拭去所有痕跡。但是，這一回他疏忽了，在大抽斗的一個隱蔽部位留下了一個未曾擦去的指紋。這是這起盜竊現場上惟一所獲的證據，案犯是不是拉吉波，就在如何認定這個證據上。
指紋被送到上海市公安局技術鑑定室，技術人員一看，都愣了：這是一枚扭曲變形疑難度相當高的指紋，只有黃豆大小，特徵模糊，無法與在“女皇鑽石號”餐廳裡的咖啡具上取下的拉吉波的清晰指紋進行對比鑑定。技術室一打回票，專案組諸君也都愣了。馬瑞三副處長不停地抽著香菸，問章維彪：“你看怎麼辦？”
章維彪苦笑：“到這當兒，只好我來試試了，逼著鴨子上架唄！”
章維彪帶著指紋走進了一間空辦公室，開始進行鑑定。小小的指紋，簡直是上帝設置的迷宮。10倍的放大鏡，把一條條紋線放大成一縷縷飄忽不定的棉絮狀浮雲，目光與指紋在不足5釐米的距離中交錯。章維彪早晨走進辦公室，直到暮色初上才出來，得出結論：案犯是拉吉波！
馬瑞三親自把鑑定結論送往市局技術室去復鑑，但卻遭到了否定。案件的偵查此時就像一條航船駛進了礁石遍佈的險流，被卡住擱淺了。
羅瑞卿部長聽了揚帆的彙報，在電話那頭略一沉思，說：“我記得南京市公安局有一位國民黨警察廳留下來的指紋專家張陽行，他過去曾被英國倫敦蘇格蘭場請去鑑定過指紋，據說極富經驗。我這就和南京市公安局長陳龍聯繫，請張陽行即赴上海，協助鑑定，估計他是可以一錘定音的。”
張陽行於1月15日清晨6時許趕到上海，一頭扎進指紋室，整整工作了六個小時，終於作出了具有權威性的鑑定結論：章維彪的鑑定是準確的，英領館現場所遺留的指紋與拉吉波的指紋完全一致！
坐等鑑定結果的揚帆局長當即掛通了公安部電話，向羅瑞卿報告。
羅瑞卿說：“現在，受西方新聞輿論的影響，全世界都在注視著上海這起所謂‘政治盜竊案’。因此，我們必須儘快偵破此案，將真相向全世界公佈，以正視聽。今天是1月15日，公安部限期五天偵破此案，緝獲拉吉波，追回保險箱！”
“洋飛賊”落網
揚帆局長和羅瑞卿通過電話後，親自召集專案組全體人馬立即開會，向大家傳達了公安部長的指示後，說：“諸位同志，此案務必在1月20日之前偵破，現在是1月15日下午2時20分，五天就是120個小時，也就是說，我要在1月20日下午兩點鐘之前見一見那個會飛簷走壁的混血兒和那隻神秘的保險箱，然後向羅部長交差。這，有待於在座諸位的努力，我揚帆這裡拜託了！從現在開始，我直接主持本案偵查事宜，我做諸位的後臺，你們要人、要車、要經費、要武器、要器材，不管需要什麼，我都迅速給予解決！”
會議室裡一片沉寂，專案組18位成員聽揚帆這麼一說，意識到肩頭上所壓擔子的分量，一時間誰也說不出話來。
“洋飛賊”拉吉波從去年12月21日開始露面以來，已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其間，提籃橋分局、徐匯分局、市局專案偵查組先後出動92名警員，苦苦偵緝，線索屢次得而復失，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而且有可能已被拉吉波察覺。現在要在五天內將其拿獲，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令出如山倒，絕不允許討價還價！馬瑞三、章維彪對視了一眼，雙雙站了起來。馬瑞三說：“局長，明白了！”
揚帆點點頭：“從現在起，這間會議室交給專案組使用，其他任何處室任何人不許邁進一步！我在局辦室，你們每隔兩小時來一個電話，把偵查情況告訴我！”
“是！”
揚帆離開後，專案組隨即舉行案情分析會。章維彪說：“大家先議一議，拉吉波還在上海嗎？”
馬瑞三：“我估計這個龜孫還在上海，因為作為一個外國人，如要離滬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坐火車，二是搭輪船，三是乘飛機。這三條路都已經被我們卡住了，售票處、檢票口都安排了力量，他混不過去。他不可能像中國人那樣坐長途汽車離開上海，車站禁止外國人上車的。所以，他一定還在上海。”
一個姓陳的老刑警接著發表見解：“拉吉波在上海，他肯定得有一個落腳點。這個落腳點不會是飯店、旅館或者招待所，因為他作案都在半夜，一個住店的外國人老是深更半夜出出進進，容易引起注意。憑拉吉波的防範意識，他不會那麼大意的。”
另一個刑警點頭道：“對！還有一點，他這次既然把英領館的那個保險箱竊走，說明他在現場無法打開這個保險箱，因此不得不帶走。帶走了仍要設法打開，他當然不可能把保險箱帶回旅館、飯店的房間裡去開。所以，我認為拉吉波在上海的落腳點應該是一處民宅。”
大家七嘴八舌議了一陣，章維彪突然叫道：“哎！我怎麼把這點給忘了？”
眾人一齊盯著他，馬瑞三意識到這一聲必定會引出有價值的下文，眼裡露出一道喜悅的光采：“哪一點？”
章維彪把抽了一半的香菸扔在一旁，說“大家還記得拉吉波在徐家彙教堂作案時所戴的那頂黑色風帽嗎？我們就是憑這頂帽子認定他是拉吉波的。根據調查得知，拉吉波在抗戰勝利後到這次出現的大約四年時間裡，去向不明。我推斷他不在上海，而是去外地甚至國外了。這次重返上海，純為作案。那麼，這裡有一個問題：拉吉波當初離開上海時，是否把那頂包括黑色風帽在內的原英捕房發的‘包打聽’工作服帶走了？我估計一般是不會的。拉吉波在上海待了十年，先後在英捕房、日偽警察局混差事，肯定撈了不少不義之財。他當初離開上海時帶這些不義之財可能還恨少生了一雙手，哪裡會把‘包打聽’工作服帶走？但他沒把工作服扔掉，四年後的今天還能完整地拿出來使用，這說明他當時把工作服等一些不便帶走的物品寄存在市區某處。這個寄存處，就是此番他重返上海的落腳點！”
章維彪話音剛落，會議室響起了一片隨和聲和讚歎聲，大家都同意他的這個推斷。
馬瑞三說“這下子再往下想就容易多了：拉吉波會把東西寄存在何處？我估摸八九不離十會在當年英捕房或者日偽警察局的要好同事那裡。”
章維彪點頭“我也是這樣考慮的。”
於是，會議決定：以調查拉吉波以前在英捕房和日偽警察局的朋友為突破口，全力查找其在滬的落腳點。
十幾名刑警調查了一天一夜，從新成公安分局保存的當年英捕房檔案中以及拉吉波熟識的一些華捕留用人員那裡，摸到了當年和“紅頭阿三”拉吉波關係最好的三個華捕的姓名：童堯祥、施曉方、耿青湘。這三位，都是比拉吉波早兩三年進英捕房刑事部當捕探的。拉吉波初進英捕房，和他們在同一個捕探組，這三人成為他的上海話和刑偵業務方面的老師。為此，拉吉波對他們三人感激不盡。他薪水高(當時各租界捕房外籍捕探的薪水均大大高於華捕)，又無家小，經常慷慨解囊，平時吃吃喝喝由他會鈔，逢年過節還掏腰包送錢送物。這四人遂成為莫逆之交。太平洋戰爭爆發，英捕房被日本人接管後，這四人都留了下來，而且仍在同一刑事組，一直幹到抗戰勝利，才一齊離開。童堯祥、施曉方、耿青湘和拉吉波一樣，不知去向。
經過艱苦的訪查，1月17日中午11時半，終於摸清了童堯祥、施曉方、耿青湘各自的下落。
章維彪帶了兩名刑警去大盛紗廠找到了耿青湘。一見面，章維彪開門見山就問耿是否認識拉吉波，耿答稱認識。又問最近是否見過面，耿搖頭否認。章維彪是何等樣人，早已從對方眼神中閃過的一絲驚疑中捕捉到了疑點。當下便讓刑警把耿青湘看住，自己去門衛室和廠電話間(即總機)調查。
據一位門衛向章維彪反映，去年12月中旬，曾有一個外國人坐著出租車來廠裡找耿青湘。電話間接線員也說自去年12月下旬以來，經常有一個男子打電話進來，讓接門衛室，要找耿青湘。
章維彪重新和耿青湘接觸，不談外國人來訪之事，只說拉吉波來滬後作下的案子。他故意把語調放得很輕鬆，侃侃道來，如敘故事。但耿青湘卻輕鬆不起來，一張臉隨著章維彪的敘述而漸漸變色，由正常轉微紅，由微紅轉深紅，然後又變成青白色。
章維彪說著說著，突然把話頭停住，問道：“你怎麼啦？”
耿青湘哭喪著臉道：“對不起，我不知道拉吉波犯案了，只想到他是外國人，怕惹麻煩，因此隱瞞了情況。”
原來，拉吉波是去年12月中旬從香港經廣州來上海的(當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往來無需辦理出入境手續)。拉吉波抵達上海後就來找耿青湘，說他在倫敦開了一家機械公司，專門生產保險箱，此番來滬是考察商品及物色技術人才。因以前曾在英捕房和日偽警察局供職，擔心共產黨知道他來滬了要找他的麻煩，所以不想住旅館，請耿青湘給他安排個住處。耿青湘信以為真，就介紹他去位於閘北區中興路的一位朋友處住下。那個朋友姓時，天津人，是做藥材掮客生意的，家人在天津，因常來上海，故在閘北買了一幢平房作為下榻處，鑰匙交一把給耿青湘，託其代管。這一陣時某不在上海，拉吉波去臨時居住正好合適。
拉吉波來滬後的一個月中，具體在幹些什麼，耿青湘不清楚。拉吉波曾三次請他吃飯，一次在“梅龍鎮酒家”，一次在“德大西菜社”，還有一次在“國際飯店”。前天，拉吉波打來一個電話，說由於鑑定產品需要，請他代為購買一些鉗工工具：鋼鋸、鋸條、錘子、銼刀、手搖鑽及鑽頭、螺絲刀等。拉吉波解釋說因他是外國人，買這類工具恐怕被人懷疑圖謀不軌。耿青湘答應了，但還未買，想今天下班後去北京路買了送過去的。
章維彪馬上斷定拉吉波還未打開那個保險箱，他購買工具是想對保險箱來一個“開膛破肚”。當即決定即赴中興路緝拿拉吉波。
章維彪和坐鎮市局的馬瑞三一聯繫，馬瑞三大喜，當即報告揚帆獲准派出30名精幹警員，約定與章維彪幾人在北火車站大門口會合。由耿青湘帶路前往中興路603弄41號時某寓所。
時某寓所是一幢舊平房，位於弄堂當中。馬瑞三在弄堂兩頭安排了力量，又派人進入現場周圍的居民家，爬上閣樓，守在老虎窗後面，準備拉吉波一旦上屋逃遁，則予緝拿。如果拿不住，可以開槍，不過只能打下肢。
一切都準備停當後，章維彪讓耿青湘上去敲門。拉吉波一聽是耿青湘，料想是送工具來的，毫無戒心地開了門。說時遲，那時快，三名刑警一躍而上，拉吉波還未反應過來，已被撲倒在地，扣上了手銬。
經對時某寓所搜查，找到了原英領館的那個手提保險箱和“女皇鑽石號”大副威林頓的那架照相機，以及四年多前拉吉波離滬前寄存在耿青湘處、這次由耿交還他的一口皮箱，內盛當年英捕房發的“包打聽”工作服。
拉吉波被押往位於車站路的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揚帆局長接到報告，驅車前往看守所，看看這個“洋飛賊”是怎麼個模樣。
揚帆問拉吉波：“那口保險箱裡裝著什麼東西？”
拉吉波回答：“我也不知道，我至今未能打開。”
揚帆當即下令通知原英領館派官員攜鑰匙來市公安局，當眾開啟保險箱，看裡面短缺了什麼東西。
英領館接到電話，立刻派了一名三等秘書來到市局，卻拿不出鑰匙。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口保險箱是屬於英領館官方的還是某個官員私人的。章維彪問他怎麼辦，他說可以砸開，並當場立下了字據。
市公安局隨即請來一位鎖匠，用了大約半個小時，總算打開了這個保險箱。出乎意料的是，保險箱裡盛著幾大摞信件，收件人都是“羅伯特·福特”。經查，這位羅伯特·福特是抗戰前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一位二等秘書。檢查信件，全是英格蘭貝塔特郡波耳頓思串特城的一個女醫生——他的情婦寫來的。
上海市公安局將情況報往公安部。羅瑞卿部長隨即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周總理聽後，指示新華社向海外發個消息，就原英國駐上海領事館被竊案真相作一個客觀的報道，但是考慮到保險箱內的情書屬於個人隱私，因此在報道中不予公開，以“一些無關緊要的個人信件”替代。
1950年1月19日，新華社向海外發了這則消息，西方輿論頓時如洩了氣的皮球，全都癟了下去。
“洋飛賊”拉吉波於1950年4月被判刑8年，囚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由於其在服刑期間能遵守監規，接受管教，於1956年6月2日被獲准提前釋放，遣返回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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