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什麼成為美國兩黨的兵家必爭之地？大法官們在美國人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起著怎樣的重要作用？
最高法院由九名終身制大法官組成，他們代表不受總統和國會控制的獨立司法體系。法院內實行五票通過制，當保守派和自由派各執一詞時，中間派大法官的意見最為重要。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最高法院經歷了一次左轉和一次右轉，都與中間派息息相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構成和運行機美國採用三權分立政體，行使行政權的是總統，行使立法權的是由參眾兩院構成的國會，行使司法權的就是聯邦最高法院及一系列次級法院。聯邦最高法院的職能主要是解釋憲法，因此，涉及州政府或聯邦機構等非常重要的案件才會被最高法院受理。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某個公民認為某個州的某條法律或某個判決不合理，訴至聯邦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判定其是否違憲。美國沿用判例法，所以最高法院對具體案例的判決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日後次級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既能決定當下，又能影響未來，其地位可見一斑。
最高法院設有一名首席大法官，八名大法官。九名大法官各有一示，最高法院的判決遵守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獲得五票的一方勝出。大法官實行終身制，如果總統任期內有大法官去世或辭職，這屆總統就有了任命大法官的機會，代表左派，也就是自由派的民主黨和代表右派，即保守派的共和黨自然會選擇任命本黨成員，希望增強己方在最高法院裡的力量。這是因為，美國的兩黨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可調和的。
最高法院內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的分歧焦點最重要的一個議題是劃分兩黨成員的重要標準，也決定了大法官的提名和聽證程序，這個議題就是對墮胎的態度。在最高法院裡，案件被分成兩類：墮胎案和其他一切。自由派支持墮胎權，保守派則根據保守程度不同，有的堅決反對墮胎，有的建議限制墮胎。美國對墮胎的判決基本參照1973年的羅伊案。這一判例成為之後保守派千方百計想要推翻，自由派則想要維
護的重要判例。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主流分歧還有其他體現。在宗教方面，保守派認為公民有權在公眾場所進行宗教活動，自由派反對。在種族方面，自由派認為應當制定對少數族裔的優惠政策，保守派反對。在性取向方面，保守派認為同性戀需要受到限制甚至禁止，自由派反對。在死刑方面，自由派主張廢除死刑，保守派反對。在中央與地方權力方面，保守派推崇削減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提高各州自主權。不過這些主張只是一種大致傾向，並不絕對，只有兩派中的極端人士才會特別涇渭分明。事實上，不止一位共和黨出身的大法官反而成了最高法院自由派的領軍人物，也出現過民主黨出身的保守派。
從1990到2005年，美國最高法院內保守派居多，為什麼判決反而偏自由派？1992年，民主黨人克林頓上臺。不久後，
兩名民主黨大法官接連辭職，克林頓提名了日後成為最高法院自由派主力的兩位大法官。但正是中間派，尤其是奧康納，在克林頓任期將結束時屢屢加入自由派的陣營。
2000年發生的一件事，是最高法院加速左轉的導火索，這件事就是最高法院介入了布什訴戈爾案。聯邦最高法院在此次案件中的爭議在於，在州層面上產生的爭議理應在州司法系統內解決，只有在真正涉及憲法的情況下，聯邦最高法院的介入才是正當的。大法官們的本意可能不是幫助任何一方成為總統，但他們作為司法界人士涉足政治之深，在實際上起到了這個作用。包括奧康納在內的很多人都同意的是，聯邦最高法院這次的做法確實很不妥當。在此之後，變化最大的人是大法官肯尼迪。他屬於保守派陣營，但立場為中間派，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開始時，促使他左轉的是他以大法官身份進行的國際交流。這種交流並不是單方灌輸，他也在過程中受到了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法律界的思想薰陶。在思想領域，西歐一向比美國更左，更傾向自由派，這種傾向影響到了肯尼迪在接下來幾年內的立場。讓中間派大法官左轉的另一個因素，是布什在第一個任期後期的表現。他陸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美國國內招致無數批評之聲的同時，也將一個爭議焦點帶進了人們的視野：古巴關塔那摩軍事基地監獄的虐囚事件。奧康納對布什行政分支和共和黨的失望在2005年的夏沃案中到達了頂峰。在奧康納看來，本案並不僅僅代表著觀點的左右之爭，而是對公民家
庭事務的粗暴干預，意味著共和黨內極端保守派佔據了上風，這讓溫和派的奧康納感到十分悲傷。雖然在這一年裡，總體上看，自由派在死刑、人權、種族等方面戰勝了保守派，但奧康納丈夫的病情讓她做出了退休的決定，失去一名重要中間派的最高法院即將面臨下一個轉折店。
以2005年為轉折點開始，最高法院為什麼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得更保守。2005年秋，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因病逝
世，布什提名共和黨人羅伯茨為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是“司法最低限度主義"的支持者，主張儘量就事論事地做出判決，不
制定基礎性、指導性的原則，使不同立場的人們儘可能達成一致。所以，羅伯茨雖然不算極端保守派，但他努力維持現狀、迴避焦點問題的態度使他在很多問題上成為保守派堅定的護衛者，超越了他的前任倫奎斯特。對於奧康納的繼任者，布什百般考慮後，將阿利托送上了大法官的位置。阿利托是個不折不扣的極右派。如此一來，最高法院損失了一名中間派，代之以一名堅定的保守派，天平已經不可逆轉地向右傾斜。此時，最高法院立場明確的保守派與自由派人數達到了4：4的平局，左右判決的唯一砝碼落到了中間派大法官肯尼迪身上，而肯尼迪非常享受這種權力。他的立場再次發生了搖擺。2007年以後，最高法院在關乎文化、宗教、種族和言論等方面的幾個重大案件中都做出了保守判決，肯尼迪都站到了保守派一邊。在布什的第二個任期內，最高法院達到了
近年來的保守峰值，肯尼迪“功不可末“。
2008年，民主黨人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不久後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退休，奧巴馬提名了兩名自由派女性大法官。自由派和保守派仍然保持均勢。奧巴馬上臺後簽署的第一項法案就是支持兩性同工同酬的萊德貝特法案。2015年，最高法院以5比4支持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一錘定音的仍然是肯尼迪。特朗普上臺後提名了一位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奇。然而這三位大法官都和各自的前任立場一致，這兩次人員變動並沒有起到扭轉局勢的作用，時至今日，最高法院內依然上演著政治立場和司法理唸的拉鋸戰，在肯尼迪的左右下，經常以5比4的極小票差做出影響美國全境的重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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