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以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唐風·蟋蟀》
人們形容時間流逝飛速常會說諸如“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之類的詞語，眼下即將到12月了，一年匆匆忙忙地就快過去了。今天，我們讀《蟋蟀》，肯定會感慨萬千吧。
《蟋蟀》這首詩非常有意思，每章前半段說光陰逝去要及時行樂，後半段就及時剎車叮囑人們還要勤勤懇懇做好該做的事。很符合中庸思想和辯證思維哦。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聿，遂，將。莫，即暮。天涼了，蟋蟀躲到了堂上，一年即將到頭了。那麼這個時候究竟是什麼時候？
《豳風·七月》有這樣一段：“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傳》說“九月在堂”，根據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認為“宇”、“戶”皆可以“堂”統之。那麼，“蟋蟀在堂”應該就是在九月。
九月何以稱為歲暮呢？
無論是按照周曆還是夏曆，九月都很難說是快到歲暮啊。
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中有這樣一句話：“又周正建子，以十月為歲莫。”
周正，就是周曆，建子，即以子月為正月。
這顯得很亂，需要我們瞭解下週歷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此，我翻了很多書。在《史記》有《曆書》、《天官書》，《漢書》和《後漢書》有《律歷》，看得人頭暈眼花。《中國古代曆法》（崔振華、李東生著，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上說，春秋時代的歷法，十二個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共計354日或355日，比迴歸年短了約十至十一日，所以每隔兩年或三年就必須設置一個閏月，以便使曆法季節與實際季節相一致。但是，當時的曆法家設置閏月做不到“適時”，每年的正月往往不是過早就是過晚，冬至也可能不在那時的冬季。日本人新城新藏依據《春秋》所載史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排出了一份“春秋長曆圖表”，根據他的這個圖表推算的春秋時代的歷日製度，可以統計出這樣的結果來：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56年的67年中有10年以子月為正月（即建子），49年以丑月為正月（即建醜），8年以寅月為正月（即建寅），即這一時期以冬至後一個月為正月的年佔73%。從公元前655年到公元前479年的177年中，建亥、建子、建醜的分別有32年、133年、12年，即以冬至之月為正月的年佔75%。可見，所謂“春王正月”在春秋初期一般是丑月，到後期漸漸改為子月。
我們再看下面的夏曆和周曆對比順序：
子月丑月寅月卯月辰月已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戊月亥月
夏曆十一月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九月 十月
周曆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周曆和夏曆二者的歲首之月建在陰曆的不同月份（即建子），所以產生了很大的不同。夏曆建寅於孟春之月，以寅月為正月，作為歲首；周曆建子於仲冬之月，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夏曆和周曆的區別主要在於設陰曆哪個月為正月。夏曆以陰曆一月為正月，而周曆是以十一月為正月。為什麼周代曆法家會這樣來設置呢？十一月建子，即十一月北斗七星斗柄指向子位——正北，所以十一月又叫子月，他們認為這個時候應該是一年之始。所以周曆就以十一月為正月，過年也是在十一月初一。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了，蟋蟀九月在堂接近歲暮了，十月就是歲暮，十一月又開始了新的一年。
《豳風·七月》裡還有一句“七月流火”經常被人誤用為形容天氣炎熱，就是對周曆不瞭解的緣故。周曆的七月，是夏曆的八月或九月，也就是今天的農曆八月或九月，“火”是指大火星，周人發現七月是大火星逐漸向西方遷移和墜落的時節，天氣開始漸漸轉涼。因此“七月流火”實際上是天氣轉涼的信號。
按周曆，十月為歲暮，十一月為歲首。蟋蟀在堂的九月，就意味著一年即將結束了，天也冷了。
一年下來，忙忙碌碌，到了歲暮，應該享樂一下，也是理所當然的。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除，去。如果這個時候，還不快樂地享受一下，美好時光會稍縱即逝的。
聽到這樣的話，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估計都會欣然接受的吧。
這讓我們想到中國的春節來，講究天人合一的中國人，遵照大自然的作息調節生活節奏，春種秋收之後，年底了，寒冷的冬天裡，可以好好休憩娛樂一下，如此張弛無可厚非。
我們也會常常盼著春節的到來，小時是為了能夠得到好吃好穿的，大了我們想的則是能好好休整慶祝和團聚一下。恨不得月月都是春節！
但是，中國古人還講凡事不可過度，不要就此懈怠荒廢下去。
所以，每章的後半段還有“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這樣的告誡。
無已，不停止；大康，安樂。職，主也；思其居，考慮自己所做的事。瞿瞿，猛然回首的意思，含警惕之意。良士好樂之道，在於不荒廢事業，常常還能顧及禮義謹守其身。
這和孔夫子所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同小異也。
到了詩的第二章，則還有“職思其外”的這種不僅要做好分內事還要有替社會蒼生考慮和做事的心，也就是說還要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懷了。“良士蹶蹶”，《毛傳》釋“蹶蹶”為“動而敏於事”。
而到了詩的第三章，則更深入到“職思其憂”的程度了，為國君分憂，“憂”國家社會的問題，“憂”未來的艱難。“良士休休”，《毛傳》釋“休休”為“樂道之心”。孔夫子有君子憂道不憂貧之意。“憂”天下蒼生之大“道”，而不顧及自己個人之貧富。
姚際恆在《詩經通論》中說：“觀詩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盡是細民，乃士大夫之詩也。”
這個判斷應該說是大抵不差的。
而朱熹則認為唐地之民俗若此，未免有些擴大化之嫌了。朱熹在《詩集傳》中闡述了很大一段話：“唐俗勤儉。故其民閒，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晩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晩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方玉潤也添油加醋地認為“此真唐風也”，“聖人取之，冠於《唐風》之首，以為唐堯舊俗固如是耳”。方玉潤這樣的一段話還是很值得回味的，他說：“其人素本勤儉，強作曠達，而又不敢過放其懷，恐耽逸樂，致荒本業。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復回者為樂不可緩，又更以職業之當修勿忘其本業者為志不可荒。無已，則必如彼瞿瞿良士好樂而無荒焉可也。此亦謹守見道之人所作。”（方玉潤《詩經原始》）
對於今人來說，娛樂化大行其道，享樂至上甚囂塵上的時代，《蟋蟀》這首詩更值得品味琢磨。做人，凡事行之有道。要知道自己的生命追求、生存之道和生活理想，要懂得取捨，知道行事的度和界限，凡事不可無度，勤有休閒時，享樂之餘當思事業為重，當思自己的責任和使命。
蟋蟀之鳴叫，提醒我們歲之將暮，也可看作警示我們避寒三冬，且歌且樂，且樂且思，且思且勞。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唐風·羔裘》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袪，袂也，袖口。豹祛，鑲著豹皮的袖子，古之卿士大夫的服飾。自，對於。我人，我等之人，我們。居居，《毛傳》謂“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那意思就是說，你穿著豪華精緻的名牌服裝，就對我們這些人白眼看待了，以我們為仇人了一般。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維，惟，只。故，故舊，老朋友，相好。
我覺得這句話可以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可以是“難道就沒有別人了，我們非要只和你相好？”有決絕之意。另一個意思則是“難道就沒有別人對我們好了嗎？還和你好只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是故舊好友的原因。”決絕而不忍，意在告誡使其明白之意。
那麼，到底該是那種意思呢？
我認為應該有兩種不同的語境時態：
一種是靜態的，即對方一直對人不好，累積至此，終於發作。這個人啊，穿著富貴的衣服，可是對我們越來越不好，我們到今天實在是忍受不了了，難道就沒別人了嗎，非得和你繼續相處下去？
另一種是動態的，即因為發生變化而產生了不同的情況，有了戲劇性。比如之前和我們大家很好，而當他高升了富貴了，開始變臉了，拿我們不當回事了，鄙視我們，我們很傷心難過，對他憤慨地告誡：你要清楚，不是我們不能遠離你，不是沒人可以結好了，而是我們不忍心放棄你這曾經的好朋友。
應該說，這兩種不同語境和語意都可以說得通，而且各有意味。
全詩兩章意思相同。
這是一首比較簡單的詩，也是一首因心中不平而發出憤慨情緒的詩。
我們可以將其套用在不同的人際之間來品味人情冷暖。
這首詩可以看作是朋友間因富貴騰達而傲慢相待的憤慨表達，也可看作是貴族婢妾反抗主人的詩，還可看作諷刺在位高官不能恤民之狀。
如果我們用靜態的語境來看待婢妾與主人、高官與民眾的視角，則可以是這樣的情況：
婢妾對於富貴主人的傲慢和無禮，產生了憤慨的決絕之意：難道沒有別人再愛了，非要和你好不可？
高官卿相大夫對待采邑之民的苛刻態度，讓大家終於發出憤怒之音：你以為除了你這一個地方之外，我們就沒有賢明領主可選擇了嗎？
《毛詩序》就認為此詩是“刺在位之詩”。《毛傳》說詩中之民乃“卿大夫采邑之民”，“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
如果我們用動態的語境來看待朋友之間關係的視角，則是這樣的情境了：好朋友之間，其中一個飛黃騰達之後，迅速變臉了，見到朋友不但有了架子，還用鄙棄的態度對待朋友。朋友發出最後的怒語：你不把我們當朋友，我們自有其他人可以相交，只是我們不忍心放棄與你曾經的友誼。
當然，在靜態語境下，也可以有告誡之意，即《毛傳》所謂“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常言說，人不可居高而自傲；為人不可苛刻，要寬厚以待人。常言又說，人與人之間常常可共患難，但很難共富貴。無論常言如何說，但做人不可苛刻、勢利和無情，這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基本底線。而在拜金和勢利的世風之下，如何做人越來越是個問題。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採苦採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採葑採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唐風·采苓》
苓，甘草。雖稱為甘草，《爾雅》則名之為“大苦”。
苦，荼也，苦荼，《毛傳》謂“苦菜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雲：苦為苦荼，而詩言“堇荼如飴”，則苦者實甘矣。而《詩·邶風·穀風》亦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有意思的是，詩作者選名為甘草實則“大苦”的“苓”、名為苦荼實則甘甜的“苦”，來隱隱表明本詩所刺謠言之不可信。
葑，即蕪菁，又名蔓菁、圓菜頭等，俗名又叫大頭菜。葉和根、莖都可食，但味苦。根貌似蘿蔔，可做醬菜，我們常吃的那種。《邶風·穀風》：“採葑採菲”，菲，就是蘿蔔。
這首詩有意思之處還在於，各章首句起興說在首陽山上采苓、苦、葑這三種植物，可是，這三種均非山上生的植物。《邶風·簡兮》：“山有榛，隰有苓。”隰為低溼之地，非山上之地。苦產於菜圃，葑產于田。“是三者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採於首陽者，蓋故設為不可信之言，以證讒言之不可聽，即下所謂‘人之偽言’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原來，詩作者是故意這樣安排的，有其深意在其中。
這裡用具名的“首陽山”作為起興採菜的地點，應該是受到了伯夷、叔齊二位賢者自我放逐首陽山採野菜充飢並歌唱《采薇歌》有關，另一方面也以首陽山賢者來與散播謠言不講仁義信義的人作比。
按《史記·伯夷列傳》的記載，伯夷、叔齊是商末孤竹國君的大兒子和三兒子。孤竹君要立叔齊為國君，等到父親死了，叔齊要把君位讓給伯夷。（如無意外一般應是立長不立幼）伯夷說：“這是父親的遺命啊！”於是逃走了。叔齊也不肯繼承君位逃走了。國人只好擁立孤竹君的次子。伯夷、叔齊二人逃到了岐山，周武王思賢若渴，想用高官厚祿留住伯夷、叔齊，但伯夷、叔齊堅辭不受。二人還攔住武王伐紂的軍隊，諫阻戰爭。認為武王父死不葬就發動戰爭，是不孝；作為臣子去伐君主，是不仁。武王沒聽他們的話，二人便跑到首陽山去了，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不久餓死在首陽山。餓死之前二人作《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齊被稱為仁義之人的代表，孔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意思是說伯夷、叔齊不記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孔子還說：“求仁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意思是說他們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麼怨恨呢？
而《采苓》中所勸人們不要相信的流言謊話，則是那些缺少仁義的人的怨謗之言。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為言，為通“偽”，虛言，假話。苟，確實。舍旃，旃，文言助詞，相當於“之”或“之焉”（“之焉”的合音），捨去它吧，也就是說不要理會它。胡得焉，胡，何；得，得到；能得到什麼呢，意思就是什麼也得不到。
採甘草呀採甘草，在那首陽山之巔。人說假話啊，你可千萬不要信。別理會它啊別理會它，確實都是沒影的話。有人就是喜歡說謊話，他能得到啥？
三章意思差不多，反覆詠歎，強調謠言之不可信。
起興之外，逐層深入：先提示假話不要輕信，然後說別理會它是因其為無中生有，最後感嘆地反問喜歡說假話的人能得到什麼好處呢。此詩之詩語，亦有說理之論證氣息。
《鄭風·將仲子》有詩句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說的就是人們背後說的流言蜚語，背後誣衊的話讓人很可怕。
《毛詩序》說此詩是“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從詩內容本身難以看出，從詩句上看反而有警世之言的味道。
有句俗語說：“誰人背後無人說，誰人背後不說人。”古往今來，多少人被流言擊中，多少人又在背後出於獵奇或攻擊目的而編造和傳播流言。
做人，說話要儘量不說假話謊話，哪怕是在壓力之下也可以選擇不說話。當然這有個前提，就是公共利益要保證在公開透明的框架之下。在這個前提下，做人就該如此。人言為信，無信則無以立人。至少，在我們的家庭教育中，在我們的學校和班級中，教育者要這樣去讓孩子們謹守誠信不欺。今天重溫兩千多年前的《采苓》，仍然對我們自己有所警醒。
《蟋蟀》告誡我們要做人可以享受生活，但要有所節制，不可荒廢事業；這是談如何對待自己和自己如何對待生活和事業。《羔裘》告誡我們做人不要太殘酷無情，不要太苛刻而勢利，要顧念情誼，待人要寬厚；這是談我們如何對待他人和如何處世才更有人情味。《采苓》則是告誡我們做人要誠實，不說假話，不無中生有害別人，這是談我們對自己和他人要負責任，要謹守做人底線，做仁義之人。三首詩所言需要注意的做人之原則，均可謂君子之美好品質。
透過《唐風》中的這三首詩，我們對做人是否也有了一些啟示呢？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雲：“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們可以借用言之：“君子之風，山高水長。”
願我們多追慕君子之風，遠離小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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