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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書專門講這個問題。中國社科院學者程巍的《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種族主義想象力》。從文化學的角度，還原了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的遭遇。
其實，中國倖存者的真實遭遇從一開始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旁人怎麼看這幾個中國人的遭遇。近幾年老有人講這樣的一個故事，說泰坦尼克號沉沒時，英美民族正氣凜然、發揚紳士風度，二亞非拉民族，尤其是中國人，卑劣可惡，搶著登救生船。其實完全是胡說。
程巍從無數典籍、證詞、回憶錄、新聞記錄、影像資料中抽絲剝繭，對整個海難過程進行時間軸梳理和場景重建。發現在海難發生之後，當人們回到陸地，活著的人出於各種理由，在鋪天蓋地的輿論聲音中，製造出大量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謊言。其中就包括了中國人卑劣行為的事情和英美民族高大紳士的事蹟。
只不過問題吊軌的地方在於，外國人潑中國人髒水就算了，我們自己國家的知識分子那時候很多也有自虐情結，紛紛用那些其實經不起推敲的新聞故事，來鞭撻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甚至還得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這樣的觀點。而且矛頭直指整個中華民族。
我簡單介紹一下書裡的內容吧。主要是這麼三點。
一、美國媒體出於自己的民族利益美化自己、醜化他人
1912年泰坦尼克號海難發生後，英美媒體對海難是這樣報道的。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海難發生的原因和責任人，而在是船隻下沉時不同族群的乘客分別幹了什麼。並且存在著強烈的讚美自己民族，歧視其他民族的傾向。比如這樣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場景：一邊是深夜大海、寒風凜凜，泰坦尼克號船體正在緩緩下沉；另一邊則是船身甲板上英美男乘客大義凜然、鎮定自若，展現出極高的紳士風度和騎士精神，堅持讓女士和孩子優先進入救生船。而另一方面，就像《紐約時報》題為《中國偷渡客》的報道說的：
6箇中國人在泰坦尼克號還未離開英國港口前就偷偷溜進了其中一隻救生艇，當該船撞上冰山時，他們並不驚慌。他們隨身都帶了女人用的披巾，當聽到有人大喊“女士優先入艇”時，他們就拿披巾把自己遮了起來，讓船員誤認為他們是女人。
這種話估計每個國人聽了都感到羞恥。但事實是，這兩方面的描述都是假的。倖存的6箇中國人是英國唐納德輪船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僱員，在香港至利物浦的航線上做司爐工。他們之所以在泰坦尼克號上，是因為他們被公司派到西大西洋航線上工作，而此刻他們正乘坐泰坦尼克號去紐約，準備上崗。他們6人登上泰坦尼克的船票是唐納德輪船公司為他們購買的，是一張三等艙的集體票，票號1601。
所以，這6個人出現在泰坦尼克號上絕對合理、合法。而他們上救生艇的過程，也是嚴格遵守了“婦孺優先”的指令，在附近看不到婦女兒童的前提下，經過負責救生艇的船員的同意，才上了救生艇的。這是程巍按照資料梳理出了大家上救生船的經過。
至於，英美民族的男士們也完全沒那麼高尚。最早離開泰坦尼克號有七隻救生艇。裡面坐的全是頭等艙的男女乘客，而且這些救生艇大多空了一半座位，並且拒絕返回救人。比對泰坦尼克號海難事件全部生還者的數據，我們會發現獲救的全部649名成年人中男士335名，而英國美國男子，則有267人。另外，有165名婦女與兒童，被留在了沉船上，與泰坦尼克號一起葬身大海。
試問，若婦女與兒童優先，為什麼會有那165條生命的遇難，又怎麼解釋那267名倖存的堪稱道德楷模的英美男士？但此時的美國社會本就有強烈的排華情緒，而且輿論受到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動用資源操縱。所以在美國本土這種海難敘事流傳最廣。
二、20世紀初中國人的自卑讓中國人對海難敘事深信不疑
鴉片戰爭以來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思想演變，是西方進步中國落後。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打從心眼裡認為西方社會是進步社會、人民高等，中國社會落後、人民劣等。這成為了普遍的民族自卑感的根源。胡適就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另一句更有名，魯迅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首先是泰坦尼克號的新聞傳播，整個過程都在英語語境中展開，英語是唯一的報刊報道和官方調查機制使用的語言，也確保了盎格魯-撒克遜人對海難敘事的控制權。而生還的三等艙的外國人，以及那些不說英語的人，僅僅因為其不會英語，其實便已徹底失去了講述自己海難經歷，和為自己行為辯護的可能。並且新聞傳入中國後，激起了人們長期以來的民族自卑感。所以許多人對此深信不疑。
受刺激最大的就是知識分子。帶著憤慨卻失去了理智，讓許多知識分子對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展開了激烈批判。比如上海的《申報》等報紙、雜誌刊登的文章中，對英美民族的描述是這樣的：
當此危險之時，（英美人）明知死在目前，仍能談笑從容，彼此相讓，精神氣度，可敬可愛。
然而，一旦談及6箇中國人，便又話鋒一轉。有一篇題作《鐵達尼上的國恥》的文章說道：
可是在這時候，丟盡中國人面子的事發生了。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的躲進一隻救生艇的船底去。……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裡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
在隨後的歷史當中，關於泰坦尼克號的事蹟，還被反覆寫進了教科書中，教給孩子，向孩子傳遞那一種種族主義想象力的產物。
三、即使現在中國也還有著陷入種族主義想象力的危險
當泰坦尼克號新聞傳入中國的事情告訴我們，即使是國內最精英的頭腦們，當他們過於擁抱某種價值觀，比如西方的時候，他們對本民族的觀點是會過於消極的。20世紀初有人會用一套西方的話語體系來批判中國人，但是卻很難發現那一套話語裡含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西方中心論。他們任由心中潛伏著的種族主義在一個具體的事件面前引爆為種族主義的想象力。並且把個體的行為上升為國民性的批判。那時候的情況是，西方國家歧視中國並覺得沒什麼不對，而被歧視一方中國對此竟然表示認同。這種其實就算是一種文化的自我殖民了。
在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文化殖民不是秘密，印度是他們文化殖民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在印度有一個名詞，叫做“麥考利的孩子”。“麥考利”指的是托馬斯·麥考利男爵，在19世紀中葉，這個人曾經擔任印度殖民當局的教委會主席，他提交了一份《教育備忘錄》。這一份《備忘錄》主張廢除印度本地語教育，將英語作為印度教學語言和官方語言。他們的目的在於培養一批本地人做傀儡，來幫助英國治理殖民地。幾十年後，英國考察在印度文化殖民的成果。他們看到這樣一個景象：
印度的“西化派”學者和學生，“在一切場合都使用上個世紀的古風盎然的書面英語”，“這些土著的模仿本能及其取悅他人的慾望永遠使人無法知道他們的情感是真是假，事實上，他們是否知道自己是誰，都令人大生疑問。”我們看到，西化派的印度人在英國人面前就像一幫小丑。而這一些“小丑”，顯然以為自己融入了西方世界，舉手投足間都是一副英國紳士的派頭。
這是一幅非常恐怖的畫面！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了。
文化本是國家和民族的根，他們的根被斬斷拔除了。雖然中國從未被完整的殖民過，中國也沒有“麥考利的孩子”。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自卑感的產生卻是有原因的。主要一是他們內在的文化抵抗力缺失了，那種抵抗力本來是該由本土文化提供的。但在20世紀初那會兒，中國已經被列強武力凌辱和經濟掠奪了幾十年，傳統文化精神基本崩潰。二是外部信息的不斷刺激，加劇民族自卑感。比如泰坦尼克號新聞就是一個不小的刺激。另外，列強的侵略瓜分、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等等事件頻繁發生，也是背景原因。
四、“自我殖民”的時代並未遠去
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號》有這樣一幕。在三等艙乘客正尋找自己艙位的時候，鏡頭中出現過一個華人。那個華人正對著牆上的英文指示牌翻閱一本詞典。後來海難發生後，這位華人又出現在通道里，等待一起撤離。當泰坦尼克號下沉時，有個細節。這位華人是在副官的默許下進入了救生艇。
我們知道，卡梅倫在拍攝泰坦尼克號前做了大量資料整理工作。他對泰坦尼克號海難的發生過程進行過考古學家一樣的考證。所以，卡梅隆讓一個華人乘客出現在泰坦尼克號上，並且出現了三次，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試圖通過這幾個鏡頭給當年的華人乘客作證，他們的道德是沒有汙點的，一百年前的新聞報道並不屬實。我們能看到一個國外大導演身上的嚴謹、認真和自覺。
不過奇怪的是，英美國家的知識分子們正在拼命反思自己的歷史，試圖去糾正一些錯誤。而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許多卻好像繼續在自卑自鄙中狂奔，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劣根性深信不疑。
想來，真是非常難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