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代際雙方均認識到了傳統婚姻模式的不可期，以及在城市尋找婚姻的不可能，年輕人“沒時間戀愛”，父輩又對子女婚戀的管束頗多，且對子女婚姻締結婚姻的形式有偏好並積極促成——從青年跨省婚姻受阻可以看出，年輕人回鄉“閃婚”因此獲得了合理性，也具有了必然性。
為了實現對子女的婚姻期待，防止出現“不如意”的情況，當地的父輩們往往對子女管束較多。雖然他們不再能限制子女的人身自由和經濟來源，子女不同意的婚姻他們也無法強求，但是，將未婚子女帶在身邊照看，一起開店工作，加強對子女婚姻嫁娶的督促，直白地表示自己的意願，無疑對子女的婚姻選擇產生了較大影響。
尤其是當地未嫁女兒，父母管束較多，甚至是嚴格地“監控”。當地未嫁女性一是極少外出務工的，通常跟隨在父母或者親戚身邊。一位20 歲的女孩子訴苦，認為自己“被困在家裡了”，因為她到了婚齡，父母擔心她做出“出格”的事情，根本不讓她離開身邊一步。輟學後，父母不允許她出去打工，“他們開飯店，我給他們打工”，她每天與父母同出同進，自由活動時間是下午的2: 30—4: 30，其他時間都在家中。女孩雖不滿但也遵從了父母的要求，並解釋說她的同伴在未嫁前均受到了嚴格管束，“都是這麼過的，大家都這樣，我也想通了，他們是為我好”。
個別幾近婚齡卻仍在外打工的女孩，無論如何都會被父母召回身邊，村民認為，“女兒越大越難管，如果再大一點，膽子也大了，跟別人跑了，這個女兒就白養了”。
即便父母監管得力，當地仍舊有成功的跨省外嫁案例，但其在當地婚姻形式中所佔的比例少之又少。以近2 千人的劉村為例，十年來有5 位女孩遠嫁他省，其中有4 個女孩因父母的百般阻撓，與父母發生了強烈的、公開的衝突，“鬧得驚天動地”。沒有公開的代際衝突的這例跨省婚姻，原因在於代際雙方共同決定隱瞞實情，做母親的一臉不安地回憶，當時她之所以沒反對孩子遠嫁，主要是因為沒法再管:“女兒已經懷孕六七個月，我想要她打胎，不能不要命，就沒什麼動靜地跟人去了。”
父輩不僅會表達對女兒的婚姻期待，也會對兒子的婚姻大事做出安排。該村原治保主任的大兒子劉成，其婚戀頗為曲折。劉成在2013年自由戀愛娶了一個外地媳婦，生活近兩年後，找家裡要3 萬元，要和老婆外出做生意，父母不給，說是不瞭解( 女方) ，女方被氣走。2015 年底，女方又回來一起生活，又要男方給5 萬元做生意，劉成父親拒絕: “外地人，我就是不相信。”只給了女方一萬元衣服錢，女方拿到錢後離家，再也沒回來。2016年初，劉成找了一位被退婚的本地女性“閃婚”，對方只要很少的押金。大家都誇主任頭腦清楚，“換別人早被騙了”。
可以看出，雖然當地的父母的權力已並非傳統時代的“父母之命”，父母不再能“一語定終身”，但他們對子女婚姻的介入力量仍然極強。安義農村的父輩多願意或者不得不為此擔負鉅額的押金。正如當地四十多歲即將做爺爺奶奶的人們常回憶的，他們當初分家通常承擔了婚債，如今為了讓孩子能夠早點在本地結婚，他們都做好了承擔所有婚債以讓孩子“輕鬆上陣”的打算。父母有能力為子代支付婚姻押金，並承擔所有婚債，無疑可以為子代早日結成婚姻提高資本。一方面是父輩積極安排子女的婚姻，比如為子女安排相親，準備婚姻資本等;另一方，則是通過消極行為表達自己的意願偏好，比如抵制跨省婚姻，對子女嚴加管束等，以此影響子女的婚姻地域選擇。嚴加看管女兒不讓其跨省遠嫁，與督促兒子讓其找一個本地媳婦，共塑了一種強大的地方性婚戀文化。本地“閃婚”因此可以說在父輩的推動下，獲得了可能性與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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