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河石窟帶——被遺忘的古代國際禪修中心
人們大都對莫高窟、雲岡等著名佛教石窟的藝術成就稱讚有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甘肅東部黃土高原的涇河兩岸，隱藏著像繁星一般數量龐大的石窟遺存，形成了一條數百里長的石窟長廊，這就是涇河石窟帶。相比其他著名石窟，涇河石窟帶雖不為外界所熟悉，但其蘊含的文化價值卻異常精彩——它橫跨甘、陝兩省，以禪修窟為主，堪稱最原生態的佛教石窟，也是古絲綢之路上一處規模宏大的禪修中心……
王母宮石窟位於甘肅平涼市涇川縣城西，涇河、汭河兩河交匯的回中山（宮山）山腳下，僅有一個大窟，又稱大佛洞，是甘肅隴東地區年代較早也是較大的中心柱窟。窟內造像分三層，中有方體塔柱，直連窟頂，中心柱及三面窟壁全為石刻造像及裝飾，多為北魏樣式。專家認為，王母宮石窟整體造像結構的形成，與麥積山、河西、雲岡等地石窟的發展有密切關聯，有河西諸中心柱窟的延續，也有云岡一期曇曜五窟過渡到二期窟的軌跡，反映出王母宮石窟在中心柱窟發展中的重要性。
舍利，是佛陀或高僧遺骨火化後結成的珠狀結晶體，佛教徒眼中至高無上的聖物。
提及佛舍利，最為我們所熟知的，或許是1987年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由此法門寺奠定了自己在世界佛寺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發現最早、數量最多的佛舍利，其實並非在法門寺，也不在陝西，而是在陝西與甘肅交界、黃土高原中部的涇河流域，一個名為“涇川”的甘肅東部縣城。
絕無僅有：甘肅涇川竟然連續三次出土佛舍利
時光倒退到法門寺地宮被發現的 23 年前。
那是1964年12月下旬，甘肅平涼市涇川縣，來自城關公社水泉寺大隊賈家村的社員，在平整田地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狀如古墓的地宮。後來，考古人員在地宮中清理出一個四周刻有纏枝蓮紋的長方形石函，石函正中，刻有“大周涇州大雲寺舍利之函總一十四粒”16個陽文隸體字。
令人驚訝的是，這個石函很像俄羅斯套娃——打開石函，內有鎏金銅匣一具，銅匣內又有銀槨一具，銀槨內還有一具金棺。再打開金棺，裡面赫然有一隻晶瑩剔透的琉璃瓶，瓶內呈放的，正是那14粒佛舍利。
據考證，這14粒佛舍利最初為隋文帝詔令建塔安放，原本在大興國寺，後來武則天以一部《大雲經》為自己女身稱帝辯證，在該寺原址敕建大雲寺，取出舍利重新瘞葬。這些舍利早在隋唐便已是國之重寶。
出土不久，這批舍利連同五重套函，就被確定為國寶級文物。涇川很快恢復了平靜。但歷史居然再次重演：1969年冬，在為剛剛通車的涇河大橋北端鋪設引橋土坡時，幾乎在5年前發現地宮的原址，施工人員又發掘出另一個石函，函蓋刻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樣。這批出土的32粒舍利被判定為北周早期，將涇川供養舍利的歷史往前推了數十年。
上圖：涇河是黃河的二級支流，全長455公里，發源於寧夏六盤山東麓，有兩個源頭，西源出於涇源縣老龍潭，北源出於涇源縣大灣鄉。西源流經甘肅平涼市、崇信縣、涇川縣、靈臺縣、寧縣。北源又稱環江、馬蓮河，流經甘肅環縣、慶城縣、合水縣、寧縣。二源於寧縣匯合後進入陝西彬縣，在西安市北與渭河匯合。涇河以洪水猛烈、輸沙量大著稱，是渭河和黃河主要洪水、泥沙來源之一。涇河流域土地平坦，農業發達，是西北地區著名的產糧區。由於涇河地處古絲綢之路的要道上，這裡也是佛教東傳和內地僧人西去取經的必經之地。因此，涇河流域至今仍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石窟。特別是涇川縣所在的涇河段，更是石窟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號稱百里石窟長廊。
上圖（右邊）：王母宮石窟位於涇河、汭河兩河交匯的回中山（宮山）腳下。這張圖片的左側山脈就是回中山，右側延伸到遠方的河流，就是涇河。涇川百里石窟長廊由涇河川道兩側王母宮石窟寺、南石窟寺、幹佛寺、羅漢洞、丈八寺、吊吊塔、南石崖等石窟群落組成，其中以羅漢洞石窟寺規模最大。長廊西起王母宮石窟寺，東至涇明鄉太山寺石窟群。
涇川的舍利傳奇仍在繼續。2012年12月31日，在復建的大雲寺東牆外修路時，當地人又發現佛像窖藏兩處，出土上至北魏早期、下至周隋唐宋，共兩百七十餘件精美佛像，時間跨度近600年；繼而發現北宋龍興寺地宮，出土當時僧人從各地蒐集而來供養的佛舍利兩千餘粒。
一個地方，發現佛舍利已屬罕見，而在涇川縣，從1964到2012年的近50年間，佛舍利卻再三面世。匪夷所思的是，這三批舍利的發現地，都在涇河北岸一處方圓不到一里的區域內。
這是世界佛教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蹟。
不過，令人不解的是，法門寺藉由佛舍利一躍成為世界名寺，而三次出土舍利的涇川，卻始終默默無聞。這個低調而沉默的隴東北小城，究竟還隱藏著多少驚世秘密？
2018年暮春4月，我以一名佛教遺蹟探尋者的身份來到了涇川。
涇川石窟長廊：它的價值還遠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凌海成 《佛教文化》雜誌主編
歷史上，佛法東傳，西去取經，都要往來跋涉於絲綢之路。甘肅涇川是進入絲綢之路起點西安的咽喉之地，其重要地位毋庸贅言。
絲綢之路上，佛法東傳與西天取經的僧人往來不絕，但長安與印度並非求法與傳法的唯一目的地，僧人們把沿途山野城鎮都作為弘法與修行之地，有些人甚至在途中閉關終老，不再前行。僧人棲身，多在洞窟，或自然生成，或人工開鑿，容身即可。也有信徒集資，開鑿寬廣大窟，雕塑諸佛菩薩像，供人瞻拜。
絲路不僅是一條通商大道，也是一條弘法大道。古代涇川作為長安至涼州之間的一座重鎮，從前秦置雍州，北魏置涇州，至隋唐北宋的安定郡或涇州，一直是地方最高行政治所和西部軍事屯御要地，也必然成為佛教繁盛之區。除了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開窟禮佛，在都城弘法的、來中原傳法的、去西域取經的眾多僧侶紛紛融匯於此，都需要棲身之地，這是涇川百里石窟長廊形成的歷史背景，也成為今天絲綢之路上佛教遺存的活化石，具有獨特的考古研究價值。
涇川百里石窟長廊有大小石窟數百座，其中有高大的佛窟，也有修禪的禪窟，更多的是各種形制的僧寮窟。眾多石窟散落在涇川的山野中，不為外人所知。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在敦煌、雲岡、龍門、大足、麥積山等舉世聞名的石窟上，而遺忘了這些涇河之畔的石窟瑰寶。
涇川石窟並非等閒。僅舉一例。古印度在未曾出現佛陀造像時，僧人開鑿出一種石窟——支提窟。窟為覆鬥形，窟中心有一石塔柱連接上下。塔柱上刻有經文及表法圖形，代表佛陀。僧人修行時一邊環石柱繞行，一邊誦經觀想。這樣古老形制的石窟在涇川出現並保留至今，說明涇川石窟歷史的久遠與珍貴。涇川支提窟雖然規模很小而且殘破，但意義非凡，它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難得的實證，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石窟中的佛窟固然重要，禪窟同樣不容忽視。佛窟因造像得以保護，傳至千年；禪窟空置，漸成廢墟。因此，保留下無人看守的千年禪窟、僧寮窟就更為難得。涇川石窟中，佛窟只佔少數，大部分為禪窟、僧寮窟。涇川的禪窟、僧寮窟形制多樣，有高十餘米，猶如廣廈者；有窟窟相連，綿延數百米者；有隱蔽入口，開鑿豎井，攀登到高處洞窟者；還有巧妙利用自然洞穴棲身者。林林總總，爭奇鬥異，令人讚歎。
圖1：這是涇川百里石窟長廊中規模最大的羅漢洞石窟群的一部分。它以260餘窟龕的規模成為長廊中最大的石窟群，清朝詩人李植元寫過一首七言律詩描述羅漢洞石窟：“佛閣高浮碧水涯，氛濃團殿散睛霞，登峰放眼藤蘿洞，千頃琉璃十丈花。”主窟內現殘存宋代泥塑彩繪高浮雕藝術，這種藝術在敦煌、龍門、雲岡等著名石窟中都難以找到。上世紀20年代前來考察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博物館學者霍勒斯·傑恩曾評價：“羅漢洞在當時曾是一處很有名氣的佛教活動中心。”羅漢洞的主窟為中心塔柱結構，這是早期洞窟普遍的建築結構。
圖2：羅漢洞石窟中心窟剖面繪圖。此圖描繪的是窟內中央佛造像（釋迦牟尼佛與脅侍菩薩）還沒有被毀前的狀態。中心窟有4根方形柱支撐窟頂與地面，方形柱上有彩繪浮雕的佛像與天王像。柱子之間為高約1米的方形石壇，石壇中央就是佛造像。
涇川石窟長廊可能是中國石窟群分佈最密集的區域
雖然說在中國，甘肅以石窟寺眾多而聞名，但涇川的石窟之多仍然讓我感到震驚。
攤開涇川地圖查找地名，我就有種如入禪林的感覺：“上寺街”、“下寺街”、“水泉寺”、“和尚溝”、“羅漢洞”、“袁家庵”、“鐵佛村”……
涇川縣博物館的魏海峰館長告訴我，他們統計過，截至1945年以前，全縣一共有58個以佛、寺、庵命名的地名，其中絕大部分至今還在沿用。
魏館長還告訴我，這些地名並非隨意得來，幾乎每一個都對應著一座佛寺或者庵堂。涇川自古便佛教興盛、叢林遍地，根據文獻記載，清朝末年，縣境內共有佛寺庵堂153座。
“不過，”他說，“這153座寺廟，僅僅是涇川佛教道場的一小部分。”
我知道，他說的，便是那條涇川百里石窟長廊。
“百里石窟長廊”，指的是涇川境內，西起涇河、汭河交匯處的王母宮石窟，東至涇明鄉太山寺石窟之間，累計長度一百餘里的範圍內，開鑿出的數百個佛教窟龕（據涇川文化學者張懷群等人勘察，現存窟龕數至少有822個），主要包括王母宮石窟群、南石窟寺石窟群、羅漢洞石窟群、丈八寺石窟群、吊吊塔石窟群、南石崖石窟群等。這條百里石窟長廊，都是開鑿在涇河或其支流的兩岸岩石上，可能是中國石窟群分佈最密集的區域。
很多石窟開鑿在懸崖峭壁上，進入得靠棧道或豎井、秘道
羅漢洞石窟修築在涇川縣羅漢洞鄉羅漢洞村的紅砂岩壁上，始建於北魏，以16羅漢洞著名，在綿延2公里多的涇河北岸石崖上鑿有窟龕260多個，距離地面約15米，現在人要通過梯子才能上去。
過去，人們主要通過豎井，在石窟內部進行上下攀爬。
石窟有上下兩層，在長2公里多的地段上，存有由廊道相連通的上百個窟龕。從涇川幾百個石窟窟龕的構造形式來看，許多是僧眾修行習禪、宣教講經的場所或講堂。有不少石窟開鑿於河道兩邊的懸崖峭壁上，進入石窟，有些由棧道而入的，也有從秘密入口處經豎井再到上層石窟裡的，還有從險道進入石窟內，再橫向通過近10米的井狀通道，才能到達更裡面的石窟內。而且洞中還有套洞，還有秘密的出口與轉移通道。
在魏館長陪同下，我們逐一探訪了這條長廊上最具代表性的石窟。
王母宮石窟，位於涇川縣城以西一華里，因開鑿於王母宮山腳下而得名。這是一座典型的中心塔柱式窟，深10米，寬12米，高11米，中央鑿出6米見方的塔柱，四角以四白象馱四塔的造型直託窟頂。早期塔柱四面和窟內四壁分三層雕塑有佛、菩薩、天王、羅漢、力士、脅侍等造像一千餘尊，俗稱“幹佛洞”。目前塔柱殘缺一角，佛像也只餘二百餘尊，但依然恢宏富麗，最大的佛像有4米多高。環顧洞窟，有一種被天地十方諸佛菩薩垂視的肅然。
在這條佛光璀璨的珠鏈上，南、北石窟寺和王母宮石窟是最為閃亮的明珠
南石窟寺，地處涇川縣城東涇河北岸的溫泉開發區蔣家村。保存至今的南石窟寺碑，有“大魏永平三年”的題記，涇州刺史奚康生始鑿。南石窟寺與慶陽北石窟寺，被譽為“隴東石窟雙明珠”。現存5窟，均坐北向南。第1窟最有價值，窟內正壁及左右壁臺基上雕七身立佛。以表現七佛為主的七佛窟的出現以此窟和北石窟寺為最大。
相比王母宮石窟，位於涇川縣城東15裡處的南石窟寺，更令我震撼。南石窟寺現存5個洞窟，其中最大的第1窟，高11米，寬18米，深13米。環形正壁臺基上，雕有7尊均高7米的巨大立佛，隆鼻大耳，長衣垂膝；每尊佛都有兩尊女身造型的菩薩脅侍，前壁門兩側各雕一尊彌勒菩薩交腳坐像，窟頂則浮雕佛教經典故事。窟體之宏偉，佛像之壯觀，於我平生實屬罕見。當陽光從前壁門頂上方的方形明窗中灑下，光線輪轉，七佛微笑，一剎那間，如睹佛國。
魏館長告訴我，南石窟寺的開鑿極富傳奇性。它不是由表及裡、從外到內，而是從最高處的天窗開鑿，一次性完成窟頂浮雕，再一邊去石、一邊鑿像。如此由上到下一點點雕琢掏空，石窟與佛像渾然一體，一氣呵成。
也就是說，我眼前的大佛，每一尊都是先露螺髻，再露額頭、眉、眼、鼻、唇…最終到腳趾，如此一寸寸從地底“湧”出來的。
它們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批石窟，其意義不亞於敦煌
南石崖石窟群，位於涇川縣城7公里處的山崖上，總共有石窟106個。
這些石窟外觀並不顯眼，但進入之後卻發現，裡面別有洞天：有禮拜窟、禪修窟、講經窟、寢窟、倉儲窟，還有壁櫥、鍋臺、水井，甚至東司（廁所），也一應俱全。而且呈現某種複式套房的構造，以兩三個或數十個窟龕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群落。
王母宮石窟的中心塔柱東壁佛造像，高3米，北魏石胎，唐代泥表。涇州自周、秦以來就是中原地區通達西北的要道，也是絲綢之路東段靠近都長安的重要站口，歷代皆為邊陲重鎮。傳說周穆王西遊與西王母在此地相會。今天的王母宮沒有留下西王母造像，而是佛教造像，可見當時佛教勢力之大。
這些石窟最大的特點便是：絕大多數都沒有佛造像。張懷群先生告訴我，涇川石窟822個的窟龕中，現有造像的僅35個，較為完整的造像只餘436尊，絕大多數是沒有任何造像的空窟。涇川百里石窟長廊，最大的價值，恰恰正在這裡，“我認為，沒有造像的洞窟價值更大。”正是窟龕中的空無，令這段石窟與敦煌、雲岡、龍門乃至同屬隴西的麥積山石窟區別開來。
昔人已去。看著空蕩蕩的石窟，我想起了最初的佛教石窟。
作為一種佛教建築形式，石窟由古印度傳人中國。佛教提倡遁世隱修，最初，僧侶們還沒有寺院，往往選擇在山林的大樹下禪修，或在崇山峻嶺的幽僻之地開鑿石窟。不過，印度早期佛教並不立偶像崇拜，即便造像，也通常間接表述，只雕塑蓮臺、法輪、菩提樹、佛足跡等來象徵佛。
也就是說，同樣都是禮拜窟，沒有佛像的很可能要早於有佛像的——魏館長驗證了我的觀點。他說，涇川石窟的開鑿年代並不統一。雖然以北魏為主，但有很多空窟的年代顯然要早許多，有一些還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批石窟，其意義不亞於敦煌石窟。在涇川縣玉都鎮太陽墩村，曾經出土過一尊華蓋鎏金銅佛（十六國前涼時期，約公元4世紀），是國內佛教早期聖物的典型代表，也可以佐證涇川傳入佛教之早。
早期開鑿的石窟形制一般都很小，後來隨著佛教的發展與興盛，石窟的功能和用途開始發生變化，由最早只是單純供僧人修禪，轉化為宣傳佛教教義的講經堂或教化大眾的地方。
南石崖石窟的主人，應該都是真正的苦行僧，最原生態的佛教修行者。相比以高姿態向信眾開放的著名佛窟（如雲岡、龍門石窟等），這些空窟令我明顯感受到了某種滲入崖壁深處的堅忍與孤獨，甚至還有一份對外界的戒備與排斥。
我注意到，這些石窟的封閉性很強，防禦功能很好。有很多甚至開鑿在懸崖峭壁上，進入石窟得靠棧道；有的則通過豎井或秘道進出；往往窟內有窟、洞中套洞，深不見底。用石窟，僧人們毅然將自己隔絕了世俗。
魏館長還帶我去看了羅漢洞石窟群。這個石窟群同樣始鑿於北魏，之後歷代都有所擴建，是涇川石窟群中規模最大的一處。現保存263個大小洞窟，也有一大部分屬於空窟，上下多層，通過長廊、甬道、豎井相互連通，硬是在山崖內掏出了一座易守難攻的“迷樓”。
我注意到，無論是南石崖還是羅漢洞石窟，大都開在懸崖上，即便是底層，離地也至少有十餘米，而且往往以豎井為進出通道，其實存在相當的危險性。
在很多崖壁的高處，我還看到了一種小窟，窟口嚴實地填滿了石塊。魏館長說，那便是瘞窟。修行的僧人去世後，同伴就地將其封葬在裡面，與石窟同眠。
日出日落，日落日出。面壁枯坐，佛在心頭。每一座石窟，都在空蕩蕩的崖壁深處，綻放著一個七寶琉璃的極樂西天。
魏館長介紹說，在百里石窟長廊中，類似南石崖石窟群這樣沒有佛像的空窟，大約有600個。而僅南石崖石窟群，至少可容納上千人修行。
這些石窟的主人應該是真正的苦行僧，最原生態的佛教修行者
羅漢洞的主窟，是一座平頂四柱式方形窟，面積近100平方米。美國賓夕法尼亞博物館學者霍勒斯·傑恩曾評價：“羅漢洞的主窟為中心塔柱結構，這是早期洞窟普遍的建築結構，唐以前幾乎沒有變化，羅漢洞在風格上確實有6世紀初的雕像。佛像面部的泥皮已剝落，顯示出魏代雕塑特有的風貌：鼻子稜角分明，雙眉彎曲，笑容古樸。這些特點清楚地說明此佛像早於6世紀中葉。”遺憾的是，“文革”期間，羅漢洞裡的那些6世紀初的雕像，已經被毀掉了。
同一遺址連續三次出土佛舍利，低調隱藏驚世聖蹟
1964年，大雲寺遺址出土舍利銅函金棺銀槨一套舍利容器。這套舍利容器，是現今發現最早的棺槨式瘞埋舍利的實物資料，是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習俗相融合的一個例證，被定為國寶級文物。這套佛教葬具，由石函、銅匣、銀槨、金棺和琉璃瓶組成，層層套置，精巧華麗，光豔奪目。攝影／趙廣田
黃土地上的涇河，靜靜地流淌出了一條橫跨甘陝兩省的石窟密集帶
當我逐一在地圖上尋找這些石窟的位置時，立即發現，這些石窟群，竟然絕大部分都分佈在涇河兩岸的山崖上——涇川因為涇河由西北向東南穿城而過得名。
涇河流經涇川境內的只是一段。這個念頭突然啟發了我。我想起來，前來涇川的途中，我經過一座名叫彬縣的陝西邊城。我知道，彬縣有一座著名的大佛寺，也是因山起剎，雕石成像，400米長的崖面開鑿出了130多個石窟。
還有南石窟寺。有南自然就有北，北石窟寺——那座與涇川同時開鑿、互相呼應的石窟群，位於甘肅慶陽市境內。
彬縣與慶陽，距離涇川都只有幾十公里。更關鍵的是，它們同樣屬於涇河流域：涇河，發源於寧夏六盤山東麓，東流至甘肅平涼、涇川進入陝西長武縣，再流經彬縣、淳化、涇陽等縣後注入渭河。
當我們將視線突破行政區劃之後，地圖上赫然出現了一條沿著涇河兩岸延展、跨越甘陝兩省、超過100公里、氣勢恢宏的佛教石窟帶。黃土地上，隨著河勢蜿蜒曲折，隱然閃現一脈連綿不絕的佛光。
其實，早在上世紀初，這條石窟帶就曾引起了外國人的關注。1923年，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蘭登·華爾納和賓夕法尼亞博物館的霍勒斯·傑恩，組成了第一支到中國西北考察的美國遠征隊——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
這支調查團除了到敦煌“盜寶”之外，還對涇河流域的石窟群做了考察，霍勒斯·傑恩認為：“橫跨現陝、甘兩省的涇河流域，6世紀時，顯然是一處重要的佛教藝術中心。雖然它不像雲岡、天龍山和龍門石窟那樣著名，但是曾有眾多的朝拜者……”
遺憾的是，到後來，幾乎很少有人從涇河流域的整體，來關注、研究這些規模驚人的石窟群落。與這條體量巨大的石窟帶相比，中國其他著名石窟群，如敦煌、麥積山、雲岡、龍門等，都是呈現散點狀分佈。
不過，一個疑問接踵而來：為何會有這麼多佛教徒，不約而同聚集到涇河兩岸進行苦修呢？
既然涇河石窟帶的核心與精華都在涇川，那麼這個答案還得到涇川上去找。
涇川大雲寺遺址建有大雲寺博物館
羅漢洞被認為是一處重要的佛教藝術中心，曾有眾多的朝拜者
羅漢洞石窟北宋窟，在西面牆壁上殘存的壁畫浮雕上，生活場景、人物形態都很鮮活。上左側小圖是“文革”期間，甘肅省攝影家司馬先生拍攝的壁畫浮雕。就在他完成拍攝不久，很多石窟、造像毀於一旦，又以羅漢洞石窟為最。羅漢洞其餘窟龕有的無造像，有的殘存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墨色壁畫、詩文、題記等。窟內的十多個窟龕以走廊連通。主窟外石崖上其他多層窟龕難以進入，多為禪窟、僧房窟，以井道為上下和汲水送食物的通道。此窟是百里石窟長廊中最大的石窟群，集中展現了涇川佛教從北魏到民國的延續更替，也折射出中國佛教在絲綢之路千餘年中的興衰情景。
涇河多石窟，渭河多草堂：落戶涇州的國際禪修中心
“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墜。”（宋·陶谷語）涇川，古稱涇州，位於關中上游，距離西安僅240公里，自古便是關中門戶。由於隴山、關山、秦嶺等山脈的阻隔，從匈奴開始，五胡十六國直至吐蕃等西部族群進攻長安，很少走今日的天水、寶雞，即渭河川一線，而多從內蒙古、寧夏經涇州東下。故而清代學者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評價涇州：“外阻河朔，內當隴口，襟帶秦涼，擁衛畿輔，關中安定，此之系也。”長安以西，涇州為第一衝要，涇州穩而天下定，故自漢以來直至元代，“恆為重鎮”，有“安定”之名，歷朝都命重臣鎮守。
隋文帝擇涇州建舍利塔、武則天敕涇州建大雲寺，也可以看出這座古城對於帝國的重要意義。
除了軍事重鎮，涇州還是絲路要塞。以長安為起點向西延伸，絲綢之路東段分為南、中、北三條線路，涇州正處在東段北線和中線的交會點，從漢至唐，涇州都是絲綢之路上的關隴中心，也是西出長安的第一座大城。而海運未闢之前，包括佛教在內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基本都沿著絲路傳播，也就是說，無論東來傳法還是西去求經，涇川都是一大樞紐。
對佛教的信奉，從北朝到隋唐是一脈相承的，尤其是北魏，幾成國教。我忽然意識到，作為京都，無論長安城內佛剎再多，也難以容納源源不斷湧來的信徒，勢必有眾多沙門需要在附近另尋修行之處。而作為一門來自異域的宗教，入華傳法與西行求經，也需要在進京最後一站抑或西行第一站，互相交流包括語言、旅途攻略、學習心得等在內的種種知識。此外，對於進入實修階段的修行者，京城的環境未免過於喧囂，也需得在附近另擇幽靜之地。
古時候的涇州一帶，植被茂密，氣候溫潤——直到今天，涇川還是甘肅省綠化第一縣。又兼物產豐富，農牧業發達，有“隴東糧倉”之譽，求取供養容易。更重要的是，作為帝國門戶，有重兵把守，形勢安定。
而且，涇河兩岸山塬橫亙，居然都是質地鬆軟的砂岩，用來雕琢佛像固然質地稍遜，但開鑿洞窟卻是再合適不過。
涇河石窟帶也是一條彙集北魏至清代佛教文物的文化長廊
涇川縣佛教文物資源豐富，至目前，各類佛教文物總件數達一千多件。有專家將這些遺存分為5個類型：第一就是三次出士的舍利；其次，就是百里石窟長廊；第三，是佛教的造像，銅像、石像、泥像都有；第四，是碑銘；第五是寺廟，歷史上有很多，目前仍有幾十處，分佈在各個鄉鎮村落。因此，學界也有“西有敦煌，東有涇川”的說法：如果說敦煌是佛教藝術的寶庫，那麼涇川就是佛教信眾的聖殿。
常言道“涇渭分明”。被石窟夾護的涇河，突然令我想起了另一條同樣由西而來、奔向長安的河流——渭河。絲路東段，南線走的便是渭河。正如涇河流域密佈的釋迦石窟，渭河流域則多儒、道兩家修行的終南草堂——涇河多石窟，渭河多草堂。兩條几乎同樣流向、相距不遠的河流，為何流出的卻是風格迥異的文化軌跡？
我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答案：畢竟，渭水之濱、岐山周原，是周王朝故地，文王周公教化所在是最傳統最純粹的中華文明發祥之地——佛教畢竟是外來，短時間內不易調和，還是另起爐灶更為自在。
在叮叮噹噹的斧鑿聲中，一個絲路上最重要的佛教交匯點落地生根，隨著涇河的水流悄然擴張。從北魏到北周，從北周到隋唐，隨著長安成為世界之都，緊鄰長安的涇河兩岸，也成了一個國際性的禪修中心。
禪杖駝鈴。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曇摩蜜多等東來，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西去。東、西方的僧人在涇州相互禮拜，在巖壁上比鄰而居。
在涇河大橋上俯瞰這條凝重而流速緩慢的河流，我想起了印度的恆河。我猜測，這段流域巔峰時期，應該有著不亞於佛陀住世時的盛況。
而在平常的日子，這條河又會恢復修行者的寧靜。
每個晨昏，僧侶都會來河畔洗濯衣缽，他們彼此謙讓、微笑默不作聲。入夜之後，誦經聲隨同夜風在河谷間飄逸，兩岸崖壁上則紅光萬點——那是石窟佛龕前燃起的燈燭——將這夾水峙立的百里峰巒，點綴得玲瓏剔透，而又法相莊嚴，儼然是佛祖的靈山。
不過，正如涇河石窟的低調與質樸，除了少數幾位高僧，比如前秦時的竺佛念、鳩摩羅什的弟子道溫，涇河邊上的絕大多數修行者都沒有留下名字。
屢遭天災人禍，千年石窟群終究難逃毀滅的劫難？
“涇川有個倒吊塔，把天墜得咯吧吧，行人時常從此過，不知金塔在哪噠？”這是一句在涇川廣為流傳的民謠。根據語意似乎是某處隱藏了一座奇怪的倒懸寶塔。其實它說的也是一座石窟：蔣家村鳳凰溝內一處偏遠坡崖上的“吊吊塔石窟寺”。
事實上，像王母宮石窟一樣這座石窟也屬於“支提窟”。所謂支提窟，也叫塔廟窟，即在洞窟的中央設有塔，供信徒迴旋巡禮。為了使建築結構更牢固，通常塔頂上接窟頂，就可以像柱子一樣起到支撐的作用，因此被形象地稱為中心塔柱。吊吊塔不過是因為下部經歷水浸風化，日久消蝕，以至於上粗下細、形如倒掛罷了。
2000年文保人員考察吊吊塔石窟時，還能見到這一倒懸於洞中的石塔。基座四周，分數層雕刻有許多佛像，外層以泥表造形並加以彩繪，是一個十分精美的覆缽形造像塔——覆缽形塔這種特殊塔形，在我國早期佛塔中雖有記載但之前並未見到實例。
十餘年後，當張懷群先生再次找到這座石窟時，卻看到塔底被墊上了幾塊破磚——原來塔的下部消蝕速度越來越快，當地農民擔心石塔墜落，臨時採取了救助措施。
另一方面，由於涇河兩岸的山石屬於砂岩，極易風化。現存佛像，大部分的面目都已經開始模糊，而且風化的速度還在加速。我們在參觀每一座洞窟時，腳底都能踩到厚厚一層砂。
還有涇河的危害。我們看到的涇河，現在雖然只是一股窄小的淺流，但寬闊的河床喻示著，它同樣有著黃河般的暴戾。歷史上涇河多次發生嚴重洪水，明朝初年涇川城曾被洪水沖垮，不得不整體遷址。而每一次洪水，對於石窟都是一次浩劫。根據測算，從北魏至今，涇河的河床至少抬高了10米以上。也就是說，當年的石窟，有一大部分被埋入了河底的淤泥中。
涇河佛窟的盛況一去不返，千年石窟如何能逃脫劫難？
在歷史上，涇河流域的重要貢獻，可以說是周王朝的發跡和鄭國渠的興建。周王朝發跡於豳（今陝西彬縣，位於涇河流域），從公劉至周太王（古公亶父）十餘代在豳居住，開發農業。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略，周太王由豳遷岐，才由涇河流域遷徙到渭河流域，定居岐山下的周原（今岐山、扶風縣一帶）。至今北京先農壇還保留著古建築“誦豳堂”，頤和園內還有座“豳風橋”，可見涇河農業對我國農業影響之深遠。如此發達的農業，加上涇河流域在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作用，促使這裡形成了長達數百里的石窟長廊，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佛教禪修中心。不過，如今這些佛教瑰寶都面臨著被毀滅的危險。
1920年，發生人類有史以來最高烈度的海原大地震，涇河流域是重災區。沒人知道，這次地震究竟毀壞了多少石窟。
還有人為的因素。從北魏到隋唐，涇河石窟帶進入極盛期。據不完全統計，僅涇川境內，每年至少有近2萬人在此修行。唐安史之亂後，因為戰亂及唐末五代兩次滅佛運動，佛教元氣大傷。寺院毀壞，僧侶逃亡。宋元之後，雖然有所恢復甚至復建，但由於絲路已經轉移到海上，涇河佛窟的盛況一去不返，大量石窟開始荒廢、殘破，很多變成當地民眾避難的場所。羅漢洞還一度成為清代白蓮教起義的據點，至今能在洞中看到當時留下的宣傳文字。
上世紀初外國探險家的偷盜以及“文革”的打砸暫且不提，僅舉一例：羅漢洞鄉霍家溝口的千佛寺，東西長約1公里，石窟群中有石佛像千尊，故得此名。上世紀50年代修築南灌渠，從石窟中穿過，三分之一的石窟及佛像被毀；90年代，312國道改道，再次從石窟中穿過，又毀掉三分之一。
在尋訪過程中，我們發現，囿於經費限制，很多石窟還屬於原生態管理，沒有任何防護，就袒露在公路邊上，任車來車往。
佛家說，沒有什麼是長住的，所有的一切，終將毀滅。唏噓之際耳畔恍然若有佛號。不同語言、不同口音的禱祝聲，通過千百個崖窟共鳴、混響、放大，轟然盤旋在涇河上空……
圖片來自-------------絲路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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