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發展增量空間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趙忠秀
十八大以來,以黨中央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從佈局國內區域發展和“一帶一路”的戰略角度，提出了對東西部均衡發展的內在要求，提出了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要求。然而，長期以來，乾旱缺水始終制約著西部地區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承載力的發展——沒有水就沒有生態、就沒有適宜的發展空間。水利興則地區興、地區興則民族興、民族興則中華興。近期提出的“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是對我國當前發展階段具有重要意義的舉措。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從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業國變成了中等發達的工業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只佔世界比重的1.8%,而2017年佔比接近15%。但在這個長期發展過程中也累積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發展到今天，現有的經濟圈發展空間格局逐步固化、飽和化以及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凸顯,而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的外部經濟環境也發生了對我不利的變化。因此，“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將成為我國調整未來經濟發展策略的重要抓手，也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繁榮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其一，隨著我國現有的經濟圈發展空間格局逐步固化及飽和化，需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來應對這些挑戰。
由環渤海京津冀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構成的中國經濟圈格局固化，大規模的鄉村人口向城市群遷移，粗放式的城市化經濟發展模式快速的推動了長達2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其中，2002年至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最近幾年,這種城鎮化的趨勢一直在持續。
城市化帶來的人口、環境承載力、資源配置再失衡等問題逐步凸顯。中國是人口大國，94%的人口生活集聚在“胡煥庸線”以東，這一經濟地理現象歷經一個多世紀都未發生改變。改革開放40年，由中國人口紅利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化進程致使中國的經濟增速逐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環境代價，存量經濟圈空間內的環境承載力和資源配置再失衡等問題均成為了巨大挑戰，空氣汙染、水汙染、固體廢棄物汙染等問題嚴重。而“胡煥庸線”以西的西部地區以佔國土面積一半的比例僅生活了約6%的人口，這樣的發展不平衡的空間格局急需被打破。而從國際經驗來看，在類似西部的內陸地區形成新的發展極是完全可行的，如以色列的發展以及美國內華達州城市的發展。就此，中央提出了“東西部經濟結構平衡的協同發展戰略”。
“大城市病”逐步爆發迫切要求拓展西部增量空間。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了50%，標誌著我國進入了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發展階段，隨之而來的就是不可阻擋的“大城市病”帶來的諸如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症狀”。未來一段時期將是我國各大城市“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一方面要加大城市治理，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增量發展空間的拓展，在西部地區建立新的生態城市鏈將人口導流刻不容緩。西部增量空間的拓展開發時不我待。
其二，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產能過剩、政策調控作用減弱等大背景，要求加快西部基礎建設投資和發展。
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一直以“快”為主，“快”在“好”之前，始終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長期以來的“粗放型”快速增長方式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能源的高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在“好”字上做文章已成為當務之急。由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論述。我國目前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拓展全新的發展空間的攻關期。十九大報告同時提出了六大戰略舉措，包括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推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轉型升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東西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
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我國經濟系統逐步產生了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創新發展的動能仍顯不足。當前仍有相當數量資金、土地、勞動力資源，沉澱在嚴重過剩產能、高汙染產業中，拖累了經濟轉型和效率提高。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這些要素資源逐步轉移注入到新興綠色產業中去，逐步把人口、技術、資源和資本向西部欠發達地區轉移。通過投資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是擴大內需的關鍵。在過去的五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佔全國的比重呈現上升的趨勢，佔比達到20%，如果持續注入新的動能，則西部還會實現更大規模的發展。
過去五年，基建投資增速維持近20%的高增長，只是今年上半年大幅回落至7.3%。在外部環境“穩中有變”的背景下，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使得國際經濟環境收緊，經濟穩增長更需要拉動內需。從邏輯上講，“房住不炒”已經定調，即擴內需不能靠房地產，同時居民消費又是慢變量，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作為支撐，遠水不解近渴。於是，拉動內需還得靠基建。
從1998年到2018年這20年間，我國一直維持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投資對GDP的貢獻大約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投資構成中，基建投資屬於政府的有形之手，對促進經濟高增長功不可沒。2009年一季度，4萬億投資規劃主要投向在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減排、技術改造、以及地震災區恢復重建等內容。2008年的財政刺激，使得2010年的GDP增速跳升至10.6%，表明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尤其是基建投資對GDP的拉動越來越顯著。
在過剩產能的壓力下，宏觀政策，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效應都打了折扣，高質量發展需要擴展新的經濟地理空間。階段性的政策失靈是有前提的，主要是我們的經濟體太依賴於東南沿海經濟圈，大部分的經濟貢獻是在“存量經濟系統”中運行的，宏觀政策無法調控或引領局部區域的經濟運行，導致政策失靈、政策失效的尷尬情況出現。因此，在不發展新經濟空間(西部經濟空間)的前提下，宏觀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會遇到更多的棘手問題。擴大分母，分階段精準開發西部地區，拓展增量新經濟發展空間，使宏觀政策避免存量經濟系統的相對制約是中長期的發展策略。
未來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在西部，“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是戰略抓手。
黨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很長一段時間內，西部地區地處我國改革開放的末梢，且受地廣人稀、水資源匱乏等條件限制，著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西部地區如何與全國同步進入小康社會，尚沒有清晰的路線圖。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20年以來成績卓著，尤其是在路網建設(公路/鐵路)、大型基建(機場設施)、生態修復、產業鏈轉移/產業要素重構、扶貧措施等領域都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短期的政策效果顯而易見。那麼，西部地區的長期發展靠什麼?西部地區不是要“短期救濟”，而是要長期的發展繁榮;又是什麼限制性條件制約了西部地區的長期發展?表面看西部地區不缺政策，缺的是外來的產業人口、缺產業鏈要素、缺資金技術、缺貿易流量、缺公共設施(教育醫療養老)等要素;但更關鍵的是西北部地區“缺水、缺水、缺水”。人口遷移、產業鏈再佈局、經濟帶再平衡等一切戰略根源在於合理“引水”。
因此，“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是我國走出上述困境的絕佳方案，而且有更為深遠和廣泛的意義。
“紅旗河”是一條沿青藏高原邊緣全程自流進入新疆的調水環線，將一舉改變中國的生態格局。它從雅魯藏布江開始取水，經過易貢藏布、帕隆藏布到達怒江，於滇藏交界的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三江並流處穿越橫斷山脈，然後沿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山區依次經過雅礱江、大渡河、岷江、白龍江，繼續北上，穿過秦嶺開始進入主要受水區，過渭河、黃河以後，沿河西走廊向西進入新疆，再沿阿爾金山、崑崙山的山前平原向西延伸至和田、喀什。
紅旗河工程初步估算投資約為4萬億元，其中隧洞工程投資為2.4萬億元，明渠工程為1.0萬億元，水庫等跨越河溝工程為0.6萬億元。比較來看，2016年，中國鐵路投資就超過8000億元;2017年，全國GDP為82.7萬億元，紅旗河工程總投資約佔全國年GDP的4.8%。假如紅旗河建設期為十年，則分攤到每年只有4000億元，不足全國年GDP的千分之5。未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紅旗河工程投資佔國家GDP的比例還會進一步降低。因此，紅旗河工程完全在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之內，也完全在國家經濟社會建設承受範圍之內。而且紅旗河作為戰略性基礎設施，其意義遠超水利工程本身，效益也不僅僅是經濟方面，還包括生態修復效益、糧食安全效益、民族融合效益、邊疆穩定效益、地緣政治效益等等。
從短期投資效應來看，“紅旗河”將是載入史冊的世紀級大國工程，如工程的實施，投資帶動效應將突破2008年的“四萬億”經濟效果，帶動產業上下游投資約八萬億的經濟總量，通過基建投資帶動經濟動能增長，是當下時局的需要。今年7月底，黨中央國務院再次確定性的提出“基建投資”是十九大期間經濟貢獻的主戰場，擴大基建投資是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力點。2018年下半年，3.4萬億的基建投資已啟動。
從中期經濟影響來看，中國需要區域協調發展。依託“紅旗河”完善中國水網系統，修復大西北的生態環境、土地農田再造，未來的30年相當於開發了“半個歐洲”的增量經濟發展空間，使東中西三個區域內的人口、產業資源配置再平衡。紅旗河的實施有利於西部地區逐步追趕並達到中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實現2020年全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中期戰略目標提供可能性。
從長期戰略價值來看，“紅旗河”將創造新的“流域經濟”，帶來國運強盛、民族復興。水是生命源泉，水到渠成，有水就有人，有人就有一切。在進一步開放的政策環境下，人因水而集居，發展一個個宜居創新城市，在西部形成若干城市鏈，新增若干個類似於深圳這樣的創新型城市。“紅旗河”將成為西部區域的“萬物之源”。水流之處人口彙集，新增產業人口的內移有利於區域內的民族和諧發展(新疆、寧夏、內蒙)，從兵團建設新疆到塞罕壩大林場再到善林州林場，都是三代人努力創造出來的奇蹟，未來的“紅旗河”更將普惠於民造福一方。
“紅旗河”的實施將帶動產業鏈要素轉移並升級，發展新的“紅旗河·流域經濟帶”是一帶一路的有力支撐，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擴大投資內需的現實載體，是擴大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抑制貿易戰的緩衝區。
集中精力，匯聚優勢資源，專注於解決中國經濟體內部的區域發展平衡、產業結構優化、要素資源優化配置等問題，是“紅旗河”當下的歷史使命。未來，也是解決投資需要、消費需求轉化、經濟流量增量的有力補充。
新時代呼喚“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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