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人類的遺傳密碼儲藏在神秘的DNA中，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的性格、作風也“隱藏”在父親的生活言行中。父親給他起名寄予厚望，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對理科產生興趣，熱心腸地幫助鄰里鄉親解決生活困難，帶領工廠做技術革新……這一切都在施一公的生命中刻下烙印，更是影響到他如今做科學的準則：育人、為民，一心為公。就像2017年他在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上所說的一樣：“父老鄉親，我不能給你們丟臉。”
1975年施一公與父母的合影
想到父親，就覺得應該要做些什麼
1967年5月5日，施一公出生於中國河南鄭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父親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母親則在北京礦業學院讀書。彼時大部分人給孩子取名都是“敬東”、“頌東”等有時代烙印的名字，父親卻為他取名為“一公”，希望他長大以後能一心為公。
父親施懷琳聰明、性格爽朗、無所不能，好像無論什麼困難都打不倒他。1969年，父母被下放到河南省駐馬店地區汝南縣小郭莊勞動，施一公和他們一起住進了當地的牛棚。為了讓家人住得更舒適，父親弄來高粱杆、石灰、黃膠泥，把牛棚裝修一新，還隔出好幾個小房間。
父親還是很出色的裁縫、理髮師，施一公說：“我從沒有去過理髮店，總是父親給我理髮，到小學畢業也幾乎沒有買過一件衣服，都是由父親親手裁剪縫紉的。”除了剪髮和裁衣，父親還有一手木工好手藝，上世紀70年代，他家裡用的床、櫃子、桌子、椅子等大部分傢俱，都是父親親手製作的。
父親還很熱心，鄰里鄉親遇到困難，他總是第一時間去幫忙。他曾樹起一根根用樹幹削制而成的電線杆，使小郭莊成為附近十多個村莊中第一個通電的村。“鄉親們為了感謝我們家的幫助，常常拿來自己家裡的土產，比如紅薯幹、豌豆角等，父母則還以一些白麵細糧”，而當時，施家也不富裕，晚餐經常沒有熱菜。
在施一公印象中，即使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父親依然“很大氣，很開朗，很有範兒”，尤其那種大公無私的性格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施懷琳曾當過一家工廠的廠長，廠裡分房子的時候，許多人到他家送禮，“不少人拿著一串一串的香蕉。那時香蕉是奢侈品，能吃一根香蕉是件了不得的事。還有送煙送酒的。無一例外，我父親全部擋回去。我那時候還是個孩子，看別人把香蕉拎進來又拎走，口水都快流出來了。我很奇怪，父親怎麼這麼不近情理”。
等到長大了再回想，施一公才發覺父親這種無私的精神，正是他現在努力做科研的一個動力，他想到父親，就會想到曾經一起在河南生活的那些人，“我意識到我小時候認識的一些人，比如我的同伴，他們已經不在了，我覺得我有責任和義務為他們做些什麼”。而施一公從事的結構生物學正是解開生命神秘之處的鑰匙，它可以為那些困擾人類已久的疾病找到“根源”。
拼命努力，只為不負父親的期望
讓施一公走上如今這條科研之路的也正是父親，1977年恢復高考，10歲的施一公常看到父親給表哥、表姐和大姐輔導數理化。“在地上拿一塊石頭隨便畫幾下，寫一寫，然後再擦掉重寫。X平方、圓周率π、一元二次方程、氧氣和氫氣變成水……我當時一點都聽不懂，但感覺科學真酷！” 施一公從此對數學等理科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85年他被保送進清華大學生物系，成為清華生物系復系之後的第一屆本科生。
父親對孩子們既慈祥又嚴格，他總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做得再好一點，不能知足常樂，這種成長環境，對施一公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在清華他對自己也要求極為嚴格，不僅學習成績年年都拿第一，他還是運動健將，曾經創下校園競走比賽的紀錄。
但父親的車禍才是對施一公最大的震動。1987年9月21日，父親被一位疲勞駕駛的司機開車撞倒，儘管剛到醫院時，父親的血壓心跳都正常，但急救醫生要求交500元押金才肯救人。500塊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字，肇事司機花了4個半小時才籌夠，可父親的生命卻在等待的過程中悄然消逝了。
悲劇發生後，施一公產生過怨恨，也對社會一度感到失望，但當他回憶起父親從前總是熱心幫助他人，總是開朗樂觀後，也漸漸明白了該如何做才不辜負父親的教導。於是，他開始更用功地學習，並於1989年提前一年從清華畢業，他知道只有讓自己更強大，才有能力改變他人的處境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像父親當年做的那樣。
2015年1月5日是施懷琳的80歲冥壽。這天，施一公恰好在父親的出生地杭州開會。在酒店裡，他想起父親，淚流滿面，寫下一句話：“27年來，兒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負了您的期望。”
毅然回國執教，震驚世界
為了父親，施一公更加努力地學習。1990年初，他獲全額獎學金進入美國十大名校之一的霍普金斯大學。1997年，還未完成博士後研究課題的他，被美國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聘為助理教授。2003年，年僅36歲的他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也成了世界各個頂級大學爭相競聘的對象。
為了他這個難得的人才，普林斯頓給他提供了無比優厚的條件：他的實驗室佔了整整一層樓，是普林斯頓分子生物學系最大的，他的科研基金也是系裡最高的。生活上就更不必說，學校資助他購買了500平方米的獨棟別墅，還有很大的花園。2007年，他又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終身講席教授。
但優厚的待遇並沒能改變他惆悵的心情。“在美國總的感覺是很安逸，如果你這輩子只希望安逸地做研究，可以不回國。但是如果你有另一種想法，就要重新考慮一下。我們這代人經常會有這樣的感覺：每次回國講學交流或短期訪問，飛機落地的一瞬間都特別激動，覺得今後幾天會非常激動人心，看到中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變化都很大，會很激動，但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在美國，今天都可以預測到幾十年後的生活：無非房子會再大一些，錢掙得再多一些，在學術界的名聲再大一些。但在中國，生活的變化預測不到。”施一公說。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國參加中國生物物理學年會。其間，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陳希找到他說：“清華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國。”在與妻子商量後，施一公只用了一個晚上就接受了這個邀請。
當時在美國學界風頭正盛的施一公，出人意料地突然選擇“裸奔”回國為清華大學全職工作。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極力挽留他，教授羅伯特·奧斯汀更是驚呼：“他是我們的明星，我覺得他完全瘋了。”
對於施一公的決定，他的妻子不無抱怨但仍然支持。先回國的施一公把自己回國後的感受告訴了當時仍在美國處理家務的妻子：“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講課時很盡責，那時我只是履行一份工作責任。現在講課時，下面全是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感覺他們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我恨不得將平生所學都教給他們。”聽到這些，妻子覺得丈夫的決定是對的，也於2008年辭去世界500強公司的工作回到國內。
“恨不得將平生所學都教給他們”
施一公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提到過，自己回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他手把手地親自教學生做實驗，給本科生上課，每年將近100個課時，鼓勵學生有理有據地跟他唱“反調”，慫恿學生挑戰他，盡力啟發學生的思維。
《細胞》《自然》《科學》（合稱CNS）是世界公認的三大自然科學類權威學術期刊，從他回國後，他和清華團隊就在CNS上頻繁發文， “從1984年清華大學恢復生物系到2009年，全系在《科學》雜誌上只發表過一篇研究論文。但在過去8年中，我們在《自然》和《科學》上一共發表了60多篇。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5年在結構生物學領域，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所大學比清華大學發展得更快。我們完成了從遠遠地看著別人領跑，到跟跑，再到現在領跑的飛躍。”施一公自豪地說。
目前，施一公除了在清華的科研以外，另一個重要工作是今年剛剛成立的西湖大學，擔任西湖大學校長的他，希望集結社會力量和資金為中國辦一所世界一流的民辦大學，他不斷強調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靠的將是人才，而這也正是他回國的初衷“育人”，他做到了真正的初心不變。
科研不敢忘，“閒事也要管”
除了學校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外，施一公也有許多社會職務。回國後不久，施一公就和北京大學的饒毅、陳十一等科學家聯名起草了一份建議 書，希望國家實施“國家教授計劃”，用特殊的方案和政策積極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我們當時做過調研。以生命科學為例，2007年，在美國34個州的研究型大學中，擔任生命科學學科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或者教授的華人有2600人，其中教授超過800人。這個數字和1998年相比，增長了15—30倍。至少證明，中國在海外的人才資源是世界一流的。”施一公說。
“恰好當時中央有關部門已經在著手研究和制定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政策措施，我們的建議恰逢其時。”2008年底，國家“千人計劃”正式啟動，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作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施一公的回國，影響了一批批海外學者回到祖國效力，他們中很多人直言，“施一公都回來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短短5年，他就先後把全球70多名優秀人才引回清華大學全職工作，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紐約時報》驚呼：“也許因為施一公，中國對美國的人才流失開始反轉了！”
施一公也和父親一樣古道熱腸，愛“管點閒事”。回國後，施一公和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等人，聯名給時任國務委員劉延東寫了一封信，邀請80位學者簽名，希望提高博士生的待遇。“每月300塊錢，作為一名博士生，都沒有基本的尊嚴可言，太苦了，怎麼去做研究？怎麼讓農村孩子在做研究的同時不擔心日常的生活？”後來，博士生的待遇果然得到了提高。
施一公和吉林大學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相熟，他經常向朋友這樣介紹黃大年：“這是赤膽忠心、為中國玩命的人，他覺得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國的科技搞上去，就是要幫中國富強。”後來，黃大年生了病，病危期間，時任“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會長施一公電話聯繫了中組部人才局，請求醫療上的支持。黃大年2017年不幸去世之後，施一公又和聯誼會的同仁們建議中組部人才局向全國 人民介紹黃大年的事蹟。“如果我們培養的人才都像黃大年這樣，我們國家的科技水平何愁不會突飛猛進。”
施一公這種熱心腸其實早在他還是學生時就已有了苗頭。1988年的一天，正讀大三的施一公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個小夥子不肯給一位白髮老人讓座，就上前和小夥子理論，勸他讓座，小夥子不聽，“我只好動手，強行把他趕到了他該站的地方。”施一公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
上個世紀80年代的清華校園裡，每天下午4點半就會響起“鍛鍊身體，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廣播。今天，施一公自我鼓勵道：“50年對我來說可能已是奢談，但我會盡力爭取為祖國健康工作30年。”
與未來科學大獎結緣
2017年10月29日，施一公獲得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及100萬美元獎金，以表彰他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體這一關鍵複合物的結構”方面為世界做出的貢獻。
什麼是信使RNA？施一公做了一個簡單的比喻，如果說生命活動是一部電影，那麼DNA就是一部用密碼寫成的腳本，蛋白質們就是演員和道具，共同演繹完成這部電影。但從加密的腳本到最終的影片，還需要解碼、需要對腳本進行編輯成為成熟的劇本，這就是信使RNA要做的事情。解碼和編輯腳本的過程，會剔除無用信息，剪接有用信息，進而形成成熟的劇本（也就是成熟的信使RNA）。演員和道具們（也就是蛋白質們）辛勤做功，實現我們人類的運動、思維、感知、睡眠等等生理過程。
信使RNA重要到什麼程度？剪接過程有一步走錯，結果就會千差萬別，生命活動也就亂了套。所以毫不奇怪，人類的遺傳疾病，大約有35%都是因為剪接異常造成的。正是因為此，任何一點科研突破都引人關注。2006年，RNA聚合酶的結構解析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核糖體的結構解析則獲得了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但是中間這一步，也就是剪接，從不成熟的前體信使RNA到成熟的信使RNA這一步相對而言在分子層面很不清楚。
事實上，剪接這一現象早在1977年就被兩位美國科學家Phillip Sharp和Richard Roberts發現，他們因此在1993年就已經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但是這一步究竟怎麼完成，在2015年之前我們仍只是在遺傳和生化研究上有一些線索和證據，但在結構和分子機理上並不清楚。因為這一步也應該是整個信使RNA變化過程中最複雜的一步。
施一公獲獎，感謝大時代
穿著燕尾服走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紅毯的施一公是攜妻子趙仁濱、一雙兒女一起出場的。
“2017年對我來講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我50歲了，人過半百知天命；今年是恢復高考40年，我有很多關於1977年的回憶；今年也是我親愛的父親去世30週年，是我結婚25週年，也是我回國到清華全職工作整整10週年。”施一公有些許哽咽，一一列舉。
施一公在發表獲獎感言時的主題是“感謝”——“感謝我的妻子和孩子，沒有仁濱的支持和理解，我不可能今天能站在這裡。感謝陽陽和雪兒，在很多時候沒有機會和爸爸享受天倫之樂。感謝遠在鄭州的母親，一天天老去，不習慣飛機和火車。感謝106歲高齡的爺爺，在我回國前打電話回家時說；‘你在美國呆那麼久了，早該回來了，趕快回來吧。’”
“我獲得未來科學大獎的所有成績都是在清華做出來的，回國之初很擔心能否在普林斯頓一樣有一支可以戰鬥的團隊，（後來證明）是我多慮了。”施一公說：“感謝清華在我回國最困難的時候，不僅在實驗室（建設）和經費上支持我，還在我處在輿論漩渦、在我在網上有爭議的時候，義無反顧地支持我。”
“我特別想感謝大時代，我10歲在駐馬店的時候，受到父老鄉親的關愛，我們取得的每一個成績都和你們有關。在我困難的時候，我都跟自己說，我不能給父老鄉親丟臉。” 施一公說。
1。環球人物網，原標題：《“60後”施一公：做學問是最浪漫的事》
2。觀察者網，原標題《施一公哽咽致謝：回國時爺爺給了最堅定的支持，感謝大時代》
3。未來論壇，原標題《|未來·人|獨家專訪2017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得主施一公： 基礎研究的喜悅無與倫比》
4。新浪教育，原標題《“中國諾獎”得主施一公 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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