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敘利亞庫德人的訴求與挑戰

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的重要民族，被稱為“沒有國家的民族”(Stateless Nation)。學術界一般認為，庫爾德人在中東地區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庫爾德總人口數量統計不一，大體上在3500萬到4000萬之間，散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亞美尼亞和敘利亞等中東國家，以及歐洲、北美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其中敘利亞庫爾德人口大約200萬。庫爾德人一般認為自己是中東歷史上米底人(Medes)的後裔，是中東地區的古老民族。而在敘利亞國內，庫爾德人是僅次於阿拉伯人的第二大族群。從2011年以來，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團體“民主聯盟黨”(PYD)及其武裝團體“人民保衛軍”(YPG)迅速崛起，控制敘利亞北部大片地區。隨著敘利亞內戰漸趨平息，尤其是由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主導的阿斯塔納敘利亞和平會議取得一系列進展，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及其與敘利亞未來政治重建的關係，也成為熱點議題，值得我們分析和探求。

隨著土耳其在2018年1月針對敘利亞北部庫爾德人控制區發動軍事進攻，敘利亞庫爾德人這一獨特的政治群體也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本文試圖通過概述敘利亞庫爾德人政治團體在2011年以來的變化和發展，尤其是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的相關情況，來分析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以及未來敘利亞庫爾德政治團體的意願。本文的材料主要來源於外文媒體和分析報告，在整合現有文獻資源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觀察與推測。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簡要地介紹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歷史背景，闡述敘利亞庫爾德人與敘利亞政府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重點介紹2011年以後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黨發展和演變，列出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第三部分介紹敘利亞庫爾德人實現政治訴求所面臨的內外挑戰。本文認為，敘利亞庫爾德人所提出的“地區自治”和“民族平等”的政治主張，仍將會面臨巨大的挑戰，需要敘利亞庫爾德人處理好內部黨派紛爭、與敘利亞政府以及與周邊鄰國的複雜關係。實現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仍需時日和耐心。

一、敘利亞庫爾德人歷史簡述

庫爾德人是敘利亞國內重要的族群。作為一個多民族、多信仰並存的國家，敘利亞國內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群體之間的地理界限很難在地圖上明確劃分。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大體上分佈在該國北部的三個地區：以該國北部城市卡米什利(Qamishli)為中心的賈茲拉(Jazira)地區、以該國北部與土耳其鄰近的邊境城鎮科巴尼(Kobane)為中心的地區，以及該國西北部阿勒頗省阿夫林(Afrin)為中心的區域。這三個區域在地理上相互割裂。此外，在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等敘利亞大城市，也居住著不少庫爾德人。近代的敘利亞庫爾德人問題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定》確定了英國和法國在近東地區的勢力範圍，而1920年在聖雷莫會議上，法國與英國殖民者在中東地區的“委任統治”邊界線劃定。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對於法國委任統治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一些庫爾德人歡迎法國委任統治，認為這是幫助庫爾德人擺脫奧斯曼帝國束縛、對抗日益高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重要契機。比如敘利亞西北部阿夫林地區的庫爾德人就非常歡迎法國軍隊駐紮，並沒有發生針對法軍的抵抗事件;大馬士革的庫爾德人也歡迎法國委任統治，認為法軍會保護庫爾德人免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衝擊。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敘利亞庫爾德人對法國人的到來持觀望態度，比如在賈茲拉和賈拉布魯斯(Jarabulus)地區的庫爾德人，在法國人和當地的土耳其軍隊之間保持中立態度。

《賽克斯－皮科協定》所劃邊界

在法國委任統治開始後不久，尤其是1925年庫爾德人反抗土耳其的謝赫·薩義德(Shaikh Said)起義失敗之後，一些庫爾德人為了躲避土耳其軍隊的追捕，穿越邊境從土耳其來到敘利亞北部。這些土耳其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受到了法國委任統治當局的保護，被安置在了賈茲拉地區。這些新來到敘利亞的庫爾德人，仍然保持著對於庫爾德民族主義的熱忱，於1927年在黎巴嫩成立了“獨立運動”(Khoybun)。最初“獨立運動”旨在遊說西方大國支持土耳其庫爾德人獨立，籌集資金支持庫爾德人在土耳其的武裝運動。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現代土耳其國家政治逐漸平穩，通過武裝鬥爭實現庫爾德人在土耳其的政治獨立希望渺茫，“獨立運動”轉而發掘庫爾德傳統，通過創辦報刊書籍，開辦廣播節目，推廣庫爾德語，促進庫爾德人之間的民族認同感。

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開展的民族運動，事實上受到了法國委任統治當局的庇護和利用。一方面，法國對於在敘利亞和黎巴嫩不斷高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十分警惕；另一方面，當時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少數族群——尤其是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德魯茲人、阿拉維派和基督徒——對於阿拉伯民族主義中遜尼派的作用十分擔心。

1936年“民族陣營”贏得敘利亞議會選舉後，該黨派駐哈塞克省的官員鼓勵來自哈馬省、阿勒頗省和霍姆斯省的遜尼派阿拉伯農民遷徙到哈塞克省，這加劇了庫爾德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懷疑和擔心;與此同時，賈茲拉地區的安全機構開始抓捕庫爾德活躍分子，這直接導致了庫爾德人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的對立情緒。1937年6月，賈茲拉地區的庫爾德人集體暴動，不僅趕走了“民族陣營”在當地的官員和安全部隊，而且還建立了庫爾德人自己的地方臨時政府。而隨著1939年“民族陣營”政府倒臺，敘利亞議會也被法國委任統治當局關閉，法軍也進駐賈茲拉地區，對當地進行直接的軍事管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敘利亞成為法國維希政府和同盟國爭奪的焦點。1941年，英軍和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抵抗運動攻取敘利亞，為了安撫人心，戴高樂許諾將會賦予敘利亞和黎巴嫩政治獨立。1943年，敘利亞議會舉行新一輪選舉，“民族陣營”再次獲勝，但是其提出的法軍立刻撤離的要求被同盟國拒絕。1945年5月，敘利亞民族主義者開始發動起義，最終迫使法軍在1946年4月從敘利亞撤離，敘利亞取得了最終的政治獨立。

獨立之後的敘利亞，對於庫爾德人的自治要求始終非常警惕。無論是1963年之前的敘利亞歷屆政府，還是1963年之後長期執政的阿拉伯復興黨(Ba’ath)，一直將敘利亞定位為一個“阿拉伯國家”，將庫爾德人視為“外國人”和“帝國主義”在敘利亞的“第五縱隊”，試圖將庫爾德人“阿拉伯化”。在政治上，敘利亞政府拒絕承認庫爾德人的自治要求，比如敘利亞憲法就明確提出：“阿拉伯敘利亞是阿拉伯祖國的一部分”，“阿拉伯敘利亞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在社會經濟上，敘利亞政府希望通過“遷徙”“混居”的方式，在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地區提升阿拉伯人的比例，比如20世紀60～70年代，敘利亞政府曾經在靠近土耳其的邊境修築“阿拉伯帶”(Arab Belt)，十多萬庫爾德人被迫遷徙到敘利亞;在文化上，敘利亞政府禁止在公共場合使用庫爾德語，禁止慶祝庫爾德傳統節日;1962年敘利亞政府在北部組織人口普查，剝奪了12萬庫爾德人(當時庫爾德總人口約60萬)的公民資格，這些被剝奪公民權的庫爾德人被稱為“外國人”(maktum)，其財產被充公，政治權利被剝奪。

但是敘利亞政府旨在將庫爾德人“阿拉伯化”的努力並沒有取得成功。首先，敘利亞庫爾德人內部的政治團體一直存在，並在庫爾德人中間保持一定的影響力。

庫爾德工人黨武裝

其次，敘利亞政府長期支持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反過來增強了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民族認同感。在20世紀60～90年代，敘利亞政府利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庫爾德問題，來謀求在地緣政治鬥爭中的優勢地位。比如允許賈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領導的“伊拉克庫爾德愛國聯盟”在大馬士革開設代表處，允許“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北部地區駐留。這種與鄰國庫爾德反對派合作的戰略，反過來影響了敘利亞庫爾德群體。比如1960年塔拉巴尼曾經幫助組建了“敘利亞庫爾德斯坦民主黨”，而“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北部則秘密發展了大批成員;在1998年之後同情和支持“庫爾德工人黨”的敘利亞庫爾德人成立了“民主聯盟黨”，成為敘利亞庫爾德人中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團體。

第三是周邊國家的庫爾德問題，仍然容易刺激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民族情緒。比如2004年3月在庫爾德人佔多數的敘利亞東北部城市卡米什利爆發了激烈的衝突，起因是庫爾德足球球迷和阿拉伯球迷之間的矛盾。在比賽中，來自代爾祖爾的客隊阿拉伯球迷羞辱伊拉克庫爾德領導人巴爾扎尼和塔拉巴尼，而庫爾德球迷則高呼反薩達姆口號。雙方球迷的對罵最終導致大規模流血衝突，在敘利亞安全部隊的鎮壓之下，衝突最終結束。在這次衝突中，鄰國伊拉克庫爾德問題，成為刺激敘利亞庫爾德人民族情緒的重要原因。

二、中東動盪與敘利亞庫爾德人的崛起

在2011年敘利亞動盪發生之後，敘利亞庫爾德人政治力量也藉機在該國北部擴展。2011年10月，十多個敘利亞庫爾德小黨派組成的“庫爾德全國委員會”(Kurdish National Council)宣佈成立。“庫爾德全國委員會”明確提出了希望在敘利亞國家內獲得“自治權利”的要求：“庫爾德人生活在自己的傳統土地上，是敘利亞人民的一分子;敘利亞憲法明確了庫爾德人是敘利亞人民的一部分;庫爾德人是敘利亞國內的第二大族群，尋求公正的、民主的解決庫爾德問題的方案，保證在敘利亞現存的國家邊界內民族自決的權利。本次會議認為，解決敘利亞庫爾德問題，一方面代表著敘利亞真正民主的實踐，另一方面則檢驗著敘利亞反對派為全體敘利亞人民爭取更好的敘利亞未來的承諾。”

對於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庫爾德全國委員會”並不贊成在敘利亞領土內建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庫爾德全國委員會”多次強調，“民族自決”從來都不是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目標，而“庫爾德全國委員會”的政治訴求則在於促使敘利亞憲法承認庫爾德民族身份，將庫爾德語列為官方語言，在國際公約和國際習慣的框架下承認庫爾德民族的其他權利。

敘利亞庫爾德反政府力量內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陣營。其中一個陣營主要以“敘利亞庫爾德自由黨”(Kurdish Freedom Party in Syria)和“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in Syria)為主。這兩個政黨在2012年12月組建成了“庫爾德民主政治聯盟”(Kurdish Democratic Political Union)，較為堅決地主張推翻巴沙爾政府，倡導與其他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合作。“庫爾德民主政治聯盟”受到來自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KRG)領導人馬蘇德·巴爾扎尼(Massoud Barzani)及其領導的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執政黨“庫爾德民主黨”(KDP)的支持。巴爾扎尼和“庫爾德民主黨”對於敘利亞反對派持同情態度，與土耳其時任總理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關係較為密切。另一派則以“敘利亞庫爾德進步黨”(Kurdish Progressive Party)以及“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為代表，主張在敘利亞內戰中與敘利亞反對派武裝保持距離，爭取敘利亞政治力量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敘利亞庫爾德進步黨”和“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主要受到來自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的另一大地方實力派、賈拉勒·塔拉巴尼領導的“庫爾德愛國聯盟”(PUK)支持，而“庫爾德愛國聯盟”則長期與伊朗關係密切，因此在對待敘利亞政府的問題上較為曖昧。

“庫爾德全國委員會”內部的分歧，使得其與敘利亞反對派的關係十分微妙。一方面，“庫爾德全國委員會”在2013年9月正式加入了敘利亞最大的反對派組織“全國聯盟”(National Coalition)，表明了在“推翻阿薩德”這一目標上與敘利亞反對派存在一致立場;但是另一方面，敘利亞庫爾德人也擔心自己謀求的“政治文化權利”不被敘利亞反對派所重視。事實上，儘管敘利亞反對派，包括“全國聯盟”和“全國協調委員會”(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都強調支持賦予庫爾德人與阿拉伯人同等的政治權利，但是這種同等權利的具體內容並不明確。此外，敘利亞反對派更不贊成在本國北部地區建立庫爾德自治的地方政府。比如“全國聯盟”的領導人就在2012年4月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敘利亞庫爾德斯坦’。”

在2014年日內瓦和談失敗之後，敘利亞庫爾德政治力量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一些與敘利亞反對派關係密切的庫爾德人，一方面對於反對派忽視敘利亞庫爾德人利益的做法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受到群體內部政治鬥爭的影響，轉而組建新的政治力量。比如2014年4月在巴爾扎尼領導的“庫爾德民主黨”支持下，“庫爾德民主政治聯盟”宣佈解散，組建成了新的“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 Syria)，而一些“庫爾德民主政治聯盟”的領導人對於巴爾扎尼的干預十分不滿，轉而謀求加入塔拉巴尼支持的敘利亞庫爾德陣營。與敘利亞庫爾德人內部“黨爭”相伴隨的，是敘利亞北部政治力量——庫爾德政黨“民主聯盟黨”——在2011年之後的強勢崛起。

“民主聯盟黨”的支持者

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能夠在短期內迅速成長為敘利亞北部的重要政治軍事力量，有著自己的獨特條件。一方面，歷史上“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庫爾德群體中的巨大影響，保證了秉持相似意識形態的“民主聯盟黨”能夠迅速在敘利亞北部崛起。該黨與長期活躍在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工人黨”關係密切，甚至被認為是“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的“分支機構”。由於“庫爾德工人黨”與土耳其之間的長期對立關係，且在歷史上也受到過來自敘利亞政府的支持，使得“民主聯盟黨”被認為與敘利亞政府之間關係曖昧不清。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末，敘利亞政府曾經長期支持“庫爾德工人黨”，敘利亞北部也成為“庫爾德工人黨”襲擾土耳其的“大後方”。儘管在1998年《阿達納條約》之後，“庫爾德工人黨”成員被驅逐出敘利亞，“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Ocalan)也被土耳其拘押，但是“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庫爾德人中的影響卻依舊存在，關於“庫爾德工人黨”和奧賈蘭的書籍也在2000年前後在敘利亞庫爾德人中廣泛傳閱，奧賈蘭也依舊被敘利亞庫爾德人視為英雄和領袖。因此，當秉持與“庫爾德工人黨”相似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的“民主聯盟黨”出現時，敘利亞庫爾德民眾很容易接受和擁護。

另一方面，“民主聯盟黨”不僅在敘利亞庫爾德人中擁有較為密切的社會網絡，而且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人民保衛軍”。“人民保衛軍”的主要骨幹幾乎都是“庫爾德工人黨”成員。1998年被敘利亞政府驅逐之後，“庫爾德工人黨”向東退往伊拉克東北部山區(Qandil Mountains)堅持游擊戰。2003年“民主聯盟黨”在敘利亞北部成立，一些“庫爾德工人黨”返回敘利亞加入其中。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伊拉克東北部山區的“庫爾德工人黨”大批進駐敘利亞北部，成為“民主聯盟黨”旗下的武裝力量“人民保衛軍”的基層骨幹。“人民保衛軍”當前擁有大約20000名武裝人員，而其他的敘利亞庫爾德政治團體要麼沒有武裝力量，要麼只有少量的武裝人員，比如“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只有一支百餘人的武裝團隊，在敘利亞戰場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強有力的軍事實力，保證了“民主聯盟黨”能夠在敘利亞庫爾德人政治陣營內部佔據絕對主導權。在2012年敘利亞政府軍主力從該國東北部撤離之後，“人民保衛軍”逐漸填補了敘利亞東北部的真空地帶，而“民主聯盟黨”也成為敘利亞庫爾德人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截至2017年6月，敘利亞東北部的哈塞克省、拉卡省大部分地區，以及代爾祖爾省和阿勒頗省的部分地區，已經處在庫爾德“人民保衛軍”的控制之下。

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主要表現在實現“地方自治”和爭取“民族平等”兩個方面。一方面，敘利亞庫爾德主要政黨，大多希望能夠實現“地方自治”。在2012年的《埃爾比勒協議》中，敘利亞庫爾德各個政黨就明確表示：“我們有一個統一的目標……所有庫爾德人是一個民族，而敘利亞庫爾德人是敘利亞境內的一個族群，應當努力推翻大馬士革的獨裁政府，建立民主的、多元的國家，建立一個多族群的嶄新的敘利亞……敘利亞庫爾德人的問題應當通過民主的方式予以解決。”有人認為，“民主聯盟黨”對於未來敘利亞庫爾德人政治藍圖規劃十分模糊，“‘民主聯盟黨’並沒有明確在‘革命’之後應該如何妥善解決敘利亞庫爾德問題……‘民主聯盟黨’的主要興趣在於從敘利亞獲得資金和資源，以支持‘庫爾德工人黨’在土耳其的武裝鬥爭”;與伊拉克“庫爾德民主黨”關係密切的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並沒有明確提出在敘利亞境內建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而是希望建立一個類似於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那樣、擁有較高政治自主性的敘利亞庫爾德地方自治機構。

“民主聯盟黨”多次表示反對分裂敘利亞，不願意建立一個類似於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那樣的地方自治機構，而是希望能夠在敘利亞統一完整的前提下謀求敘利亞庫爾德人自己的民族權利。

在“民族平等”方面，敘利亞庫爾德人渴望通過“民主”方式，建立“民主的”地方“自治機構”，來促成敘利亞國內阿拉伯人和其他各個少數族群權利平等。比如1962年產生的“敘利亞庫爾德人公民權”問題，導致四十多萬被剝奪“公民權”的敘利亞庫爾德人及其子女無法進入學校、從事正規工作。儘管在2011年4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頒佈了第49號政府令，許諾將會給予這四十多萬庫爾德人“公民權”，但是那些在1962年人口普查時“未登記”的敘利亞庫爾德人及其後代的公民權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敘利亞庫爾德人認為，只有通過“民主”的方式，實現“民族平等”，才能最終解決敘利亞庫爾德問題。在2014年1月“民主聯盟黨”發佈的《社會契約憲章》(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中，提出“民主政治”代表了敘利亞北部阿夫林、賈茲拉和科巴尼地區“庫爾德人、阿拉伯人、亞述人、迦勒底人、阿拉姆人、土庫曼人、亞美尼亞人和車臣人”的共同意願。該《憲章》將敘利亞定義為“自由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國家，以‘分權制’和‘多元化’為原則，由議會制政府來管理”。其中第11條規定“自治區有權使用自己的區旗、區徽和區歌”，第12條指出“自治區是敘利亞的一部分，是未來敘利亞‘分權制’政治的樣板”。第15條指出“人民保衛軍是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唯一合法的軍事組織”。第23條明確了“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種族、文化、語言和性別的權利;每個人都可以在生態平衡的原則下享有健康的環境”。而地方的“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則享有制定自治區的法規、修改相關的國際條約與協議、宣戰和締結和平等重大權力。

三、敘利亞庫爾德人的內外挑戰

在實現庫爾德人的“地區自治”和“民族平等”的道路上，“民主聯盟黨”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在庫爾德人內部關係上，一方面，“民主聯盟黨”主導的基層政府有時會舉措失當，一些民眾示威活動也零星地出現在該黨控制地區。“民主聯盟黨”在2011年11月自主建立了“西庫爾德斯坦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uncil of Western Kurdistan，簡稱PCWK)，作為敘利亞北部“民主聯盟黨”控制區的“自治機構”。2012年7月在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領導人馬蘇德·巴爾扎尼的斡旋下，“西庫爾德斯坦人民委員會”和“庫爾德全國委員會”在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簽署了《埃爾比勒協議》(Erbil Agreement)，兩個政治團體宣佈成立“庫爾德最高委員會”(Supreme Kurdish Committee，簡稱SKC)。從法理上講，“庫爾德最高委員會”應當是全體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最高代表機關，但是“民主聯盟黨”主導的“西庫爾德斯坦人民委員會”則在實際上控制敘利亞庫爾德地區。

一次對“民主聯盟黨”的抗議活動

與其他的庫爾德政治團體相比，“民主聯盟黨”在財政上並不過多地依靠一些國外組織的政治捐款，而是通過有效地管理所佔領地區的民眾和組織來獲取資金。而一些事件處理失當，也使得“民主聯盟黨”和“人民保衛軍”被地方民眾所譴責。比如2013年7月，在哈塞克省北部與土耳其鄰近的邊界城鎮阿穆達(Amuda)，爆發了民眾反抗“人民保衛軍”和“民主聯盟黨”的示威遊行。事件起因是“民主聯盟黨”在當地拘押了一名同情敘利亞反對派的人士，並且向其家屬索要贖金。示威活動不僅受到了來自敘利亞反對派“全國聯盟”的支持，而且一些當地的“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成員也參與其中。民眾手持石塊與“人民保衛軍”發生衝突，隨後“人民保衛軍”宣佈宵禁，並且向示威民眾開火，衝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

另一方面，“民主聯盟黨”與敘利亞其他庫爾德政黨關係也較為緊張。在敘利亞庫爾德政治團體關係上，儘管“民主聯盟黨”領導人多次強調要與其他敘利亞庫爾德政治黨派合作，但是其“一黨獨大”的現實，仍然遭到了一些學者和觀察家的批評。喬迪·塔基勒(Jordi Tejel)認為，“民主聯盟黨”在敘利亞庫爾德地區不會推行類似於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會加強“一黨政治”，防止出現其他的地方力量與之競爭在庫爾德內部的主導權。一些敘利亞庫爾德政黨，如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經常批評庫爾德民主聯盟黨“獨斷專行”，而民主聯盟黨則批評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和其他親“伊拉克庫爾德民主黨”的敘利亞庫爾德政黨“暗中搗亂”。2017年9月敘利亞北部庫爾德地區基層選舉舉行，此次基層選舉涉及3700個地方鄉鎮(commune)，共有約12700名候選人參選，約79萬人投票。在11月舉行“地方選舉”，在2018年1月舉行“聯邦議會”(Federal Parliament)選舉。儘管有學者曾經認為，敘利亞庫爾德政治團體中“親奧賈蘭派別”(民主聯盟黨)和“親巴爾扎尼派別”(敘利亞庫爾德民主黨)將會為爭奪敘利亞庫爾德地區領導權而展開角逐，但是“庫爾德全國委員會”宣佈抵制“地方選舉”，認為這個選舉“違背了庫爾德人民的意願”。

儘管事實上控制了敘利亞北部大片地區，但是敘利亞庫爾德人謀求“自治”和獲得文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訴求，仍然在未來面臨巨大挑戰。首先，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政治實體，如“西庫爾德斯坦人民委員會”、“庫爾德最高委員會”和“庫爾德全國委員會”等，其合法性並不被敘利亞政府所承認，“民主聯盟黨”所主導建立的敘利亞庫爾德地方自治機構也並不被敘利亞政府所接受。敘政府多次強調將會收復對全部國土的控制權。在敘利亞內戰以及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戰鬥中，敘利亞政府軍和庫爾德武裝基本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隨著“伊斯蘭國”組織的敗退，敘利亞政府軍和“人民保衛軍”都在向“伊斯蘭國”組織的最後據點代爾祖爾省進軍，力圖搶佔更多地盤，未來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其次，敘利亞庫爾德人與敘利亞反對派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敘利亞反對派對於庫爾德人提出的“自治”和“保留民族文化”等權利並不熱衷，而敘利亞庫爾德人則擔心敘利亞反對派尤其是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擴張，將使庫爾德人面臨威脅。因此，敘利亞庫爾德人一直希望在國際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2011年敘利亞問題伊斯坦布爾會議中，敘利亞庫爾德人希望能夠單獨組成代表團參會，但是這一請求被有關各方所拒絕。除了“未來運動”(Future Movement)[4]領導人塔莫(Mishal Tammo)之外，敘利亞庫爾德政黨都沒有派正式代表參加。而在這次會議上，由於敘利亞各反對派都不同意從未來的敘利亞國家名稱中去掉“阿拉伯”的稱呼，塔莫也憤然退出會議。在2014年1月到2月於日內瓦舉行的敘利亞和平談判期間，敘利亞“庫爾德全國委員會”和“民主聯盟黨”要求派出獨立的敘利亞庫爾德代表團參會，成為敘利亞政府和敘利亞反對派“全國聯盟”之外的“第三方”。在這一要求遭到國際社會拒絕之後，“民主聯盟黨”表示決心抵制日內瓦和談會議，其和其他敘利亞反對派政黨的關係也日趨冷淡。

第三，敘利亞庫爾德人始終面臨來自土耳其的安全威脅。儘管“民主聯盟黨”否認自己是“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的分支機構，但是一方面其左翼意識形態，與“庫爾德工人黨”相類似，另一方面其組織內部很多領導人曾經是“庫爾德工人黨”的成員。土耳其政府認為敘利亞庫爾德人的主要政黨敘利亞“民主聯盟黨”及其武裝“人民保衛部隊”，與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關聯密切，屬於恐怖組織。雙方曾多次爆發武裝衝突。2016年土耳其軍隊及其支持的“敘利亞自由軍”在敘利亞北部發動的“幼發拉底河之盾”，以及在2017年10月發動的針對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軍事行動，其背後都有著“遏制敘利亞庫爾德人擴張”的考量。隨著敘利亞阿斯塔納國際和談的推動，土耳其、俄羅斯和伊朗會在敘利亞和平進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土耳其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軍事進攻已然展開。

四、餘論

從2011年以來，敘利亞庫爾德人堅持“地區自治”，並且期望通過“自下而上”的途徑，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在敘利亞北部建立起地方自治機構，以期獲得自己所提出的“民族權利”。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既是敘利亞庫爾德人為了對抗敘利亞內戰帶來的局勢動盪，在自我保衛的目標下而做出的“無奈之選”，也符合中東地區庫爾德人爭取民族政治權利的鬥爭傳統。

敘利亞庫爾德人所謀求的“地區自治”和“民族平等”兩個訴求中，“民族平等”可能相對容易被敘利亞國內各方以及國際社會所接受，並且體現在未來的政治進程之中，比如敘利亞外長穆阿利姆(Walid Muallem)就表示，敘利亞庫爾德人想在敘利亞領土內謀求民族權利的改善，這是“可以談判的”。與此同時，敘利亞庫爾德人的“自治努力”，尤其是“自下而上”構建地區治理機構，需要面對來自敘利亞國內其他政治團體以及境外土耳其等國家的挑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前對於敘利亞庫爾德人最關鍵的並不是如何協調內部的政治紛爭，而是是否能夠克服外部壓力，最終促成庫爾德人的權利在戰後敘利亞政治舞臺中得到尊重。

作者：王晉，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鈍角網-《新視角》，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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