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絡輿論熱點之一是因央視《開學第一課》引發的、我稱之為“娘炮圍攻”的事件。瀏覽此事的大部分評論意見，很顯然發現，引發洶湧群情的，既不是行政命令小學生，也不是公帑媒體把手伸進家庭課桌，以及這些事背後莫須有的運作機理，而是對參與演出的一些青少年藝員形象風格的口水義憤！這是很令人驚奇的輿論失焦。
《開學第一課》被網友批：少年娘則國娘
韓非有“說難”之論。有些議題未便深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即使淺論，應以不誤導和不失焦為度，這其實是當代公共論說不言的前提。
就此事而論，參與演出的青少年藝員的形象風格，或者如有人稱為的“審美”標準問題，是不是就值得大加抨擊呢？這種自以為天然正義的抨擊是不是就真的沒有問題呢？無疑，必須明確指出，對所謂“娘炮”的指斥正是未經省思的傳統男性立場權力思維的體現，壓根不像辯解者所說得那麼中性和無辜。
熟悉前幾日有關輿情的朋友應該知道，對“娘炮”的指責甚囂塵上，而這種對某些男性形象“女兮兮”的貶斥，其實是女權觀念興起之前很普遍的社會意識。
這種出於某種歷史悠久的“狩獵/護衛者”意識基本含義為：男性因為體格的粗壯和體能的優勢而成為地位與道德優越的社會分子，女性則反是，被形容為天生弱小、需要保護的性別群體，她們因為在能力上更為低下，因此可以豁免與男性平等的社會責任，乃至公共義務，因此，當然地，她們也就應該安於更低下的社會地位，訴諸稍低的公共倫理標準，擁有更少一些的社會權利。
一句話，之所以對某些男性給予“娘炮”的貶斥，能引發巨大的共鳴和共情，其明顯的傳統“雄性”性別文化基礎在於上述。
問題在於，這種傳統男權意識的男性“審美”觀念並不正確，其歷史形成的過程正是男權文化支配下的性別不平等的性別倫理的體現。支持這種所謂男性“審美”性別自我意識的人或許在許多社會價值問題上持自由主義的觀念，是社會平等的真心支持者，但一旦涉及性別形象的審美問題，其根深蒂固的男權意識立即就不加省思並理直氣壯地冒出來。這正是“娘炮圍攻”需要加以討論的現實必要性所在。
被罵為“娘炮”的藝人們
對現代性別評論理論和時間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性別平權的觀念實質是社會權利平等思維，而男性價值與倫理的自我優越感是基於潛在和現實的權力思維。
從權力到權利，這是思維現代化的主軸，而權利的優先觀念是一種起碼的現代的價值，它勿待能力或知識的形而下論證。權利的思維是普世的，而權力的思維則是差序等級的。
換言之，就邏輯而論，接受所謂反“娘炮”的男權觀念不僅包含對女性平等的否認，實際上也是男性之間，以及全社會因性別身份和其他身份構成權力/權利等級的思想基礎——男女既因體能和外部的審美特徵而構成權利差序，則男性內部，君子與小人等亦可以因種種差異而構成權力與權利的差序。“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這樣的古老格言，相信大多數並不陌生。
然而，就經驗的層面而言，性別或基於其他身份差異的權力思維並不可靠。特別是，在價值實踐而言，性別身份與倫理的體驗幾乎毫無關聯。那種鼓吹身份倫理的優越感言說，自《十日談》以來早已淪為笑柄。
以中國歷史文化來說，“仗義每多屠狗輩”之類俗話廣為人知。為分析方便，可以舉一個大家熟知的例子，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霸王別姬》，其塑造的京劇藝員、演花旦的程蝶衣可算典型傳統“娘炮”角色，而善演西楚霸王項羽的段小樓則是典型的反“娘炮”男性形象。作家在小說情節起始和發展部分，通過細膩的個性描寫，刻畫程蝶衣單純，尖銳，乃至刻薄和偏執，這些都是典型的傳統男權思維下的女性形象，而段小樓作為程蝶衣的保護者，具備傳統男性長兄的形象。然而，所有鋪墊，到高潮部分，在文革中，真正大是非臨頭，大考驗降臨，能堅守內心，壯烈殉難的，不是段小樓，而恰恰是按時人標準十足“娘炮”的程蝶衣！霸王型的“大男人”是多麼脆弱和軟弱！
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世界，就個人有限的觀察而言，只要隨便留意平時各種公私事務，以及相關討論，不得不說，在中國當代社會，女性的社會責任感、公德心、公共參與的熱情與起碼的是非恥辱觀念，乃至個人學養、涵養和個性發展，在很多情形下，實在是遠勝同時代的男性。這本身即是一個值得當代男性認真對待和思考的現實。
這一切背後，更重要的問題是，人們是不是有權對自己不喜歡與不贊同的他人形象加以指斥？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現代價值的基本尺度之一是寬容，而寬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自己不喜愛乃至不適應的他人的個人選擇持包容態度。限度是個人的選擇，操作和趣味，不至於影響其他人的同等權益。假設，有關節目不是行政敕令必須觀看，則有關表演就是純演出者和觀賞者之間的事宜，預他人何事？
而且，此次“娘炮圍攻”借青少年教育為名，大約說，不願意自己的孩子效仿此類“不男不女”的形象審美。此種議論實際上也是站不住的。撇開觀念的爭議不說，就這類意見本身來說——難道家長們真能以自己粗鄙的審美經驗指導下一代人嗎？自前些年《還珠格格》演出遭非議以來，一直有一種起自社會的審查意見：要規定哪些文藝作品的審美是“健康的”、“有益的”，哪些
則是不健康的，因此也是可以要求行政干預，從而禁絕的。
這種主要來自中年知識界的強烈意見，與其說反映了古典和正當的審美經驗，不說折射了為人父母這代人自身的時代審美的扭曲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扭曲的藝術和娛樂觀念，甚至可以說普遍的攻擊性男權人格。無可否認，生於五六十年代的這代家長，事實上既缺乏豐富和深厚的古典文藝修養，更缺少自然和自由的娛樂，這代人恰恰在審美和娛樂方面最不足為人師。倒是命令式的審美，強迫症似的假道學浸潤日久，餘毒不淺，這是需要通過長期學習和自省加以克服的。
還有一點也值得一說。義正辭嚴抨擊所謂“娘炮”的，同時自然主張和提倡一種“陽剛”的人格與審美。藝術審美中陽剛是否一定勝於所謂陰柔，這是另一個問題。以相關的人格形象而言，現實中，所謂陽剛在很多場合下是什麼？那不正是戾氣橫行地“亮劍”嗎？
稍有這些年社交媒體經驗的朋友應該不陌生這些詞彙吧——“必有一戰”、“核平東京”，打打打，殺殺殺，張嘴問候他人娘，閉口約架某公園，負氣論理，李逵自居，這種胸口貼假胸毛的崑山刺青男風氣，難道還少見嗎？這種所謂“陽剛”究竟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於社會進步更為有益？我想，這不應該是今天的哥德巴赫猜想難題吧？
所以，搞“娘炮圍攻”者，本質上還是文明程度較低，說句不客氣的話，就是東北人所說的“山炮”。還沒進化完全。
最後，幾句題外話。更現實的考慮是，作為參與“娘炮圍攻”的一代人，我們正是被師長批評“不成熟”、“愛聽靡靡之音”、“要變修”、“忽略道德修養”等等長大的，言猶在耳，其實，我們這一代自身的經歷就最清楚不過地證明了，孩子小時候玩什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風氣，這些事未必是高尚和有益的，但它們構成了一代人特別的自我經歷和共同的少年記憶，聲嘶力竭的長輩“有益”和“正確”訓誡徒傷兩代人和氣，卻絲毫不能撼動少年人娛樂追星的熱情。在這個意義上說，那一檔問題重重的節目，其策劃主事者懂得邀請那些藝員，可能這是節目唯一可取的事情了——這一點，可能“娘炮圍攻”人群尚沒有主辦者明白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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