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範棋敏、江宇琦
“得知侄女成為內地票房最高女導演時，我潸然淚下。侄女從一個十七八的小女孩在北京跌跌撞撞奮鬥拼搏了17年，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超時空同居》大賣後，影片導演蘇倫的姑姑王秀豔在一篇文章裡如此寫道。
蘇倫成功了，但這不是她一個人的成功。
2018年，對於絕大多數中國的女性影人來說，都可以說是特殊的一年。整個上半年裡，華語電影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有三部（《後來的我們》13.5億、《超時空同居》8.5億、《無問西東》7.5億）出自女導演之手，這在歷史上還是首次——在此之前女導演還時常和“不賺錢”畫上等號，而這些成功顯然大大沖擊了這一偏見。
《後來的我們》導演劉若英、《超時空同居》導演蘇倫、《無問西東》導演李芳芳
事實上，在毒眸（ID：youhaoxifilm）看來，整個影視行業裡，對於女性的偏見遠遠不止這一點。儘管手執導筒完成光影間的創造是不少人的夢想，但是從高校錄取、就業歧視，到家人的不理解與反對，受行業環境和傳統觀念影響，從演員到導演，全世界的影視圈一直以來似乎都對女性影人並不友好。
在談及女性導演的生存現狀時，一位女性從業者就曾這樣寫道——
“在過去的130多年中，電影行業經歷了許多重大變革，我們見證了諸多技術的進步，從愛迪生電影機到Blackmagic，從使用電影放映機播放影片到使用智能手機。然而越來越多的女性以導演的身份出現在電影圈裡，卻是近些年才有的變化。”
但這種天然的不公，卻從沒有澆滅一代又一代女性影人的執念，反倒激起了更多的不甘心與抗爭。正如在被問到女性做電影有多難時，有史以來首位奧斯卡最佳女導演凱瑟琳·畢格羅就很平靜地說道：“
男人能幹的事情，我能幹得更好。如果說女人拍電影確實存在著阻力，那麼我只會選擇無視，只因為我不能改變我的性別，同時又沒法停下來不拍電影。”
“父母希望我學音樂
安靜地過一個女人的一生”
1978年，從動盪中走出的中國電影產業正處在百廢待興的階段，各大藝術高校陸續恢復了招生和教學工作，整個行業對於人才的渴求也來到一個頂峰。正是在這一時期，包括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在內的眾多第五代導演都獲得了接受專業教育培訓的機會，從而走上了創作之路，並開啟了中國影視的黃金時代。
然而，並不是所有心懷影視夢的人，都能順利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追求理想。出身戲劇世家的楊陽，從小跟著身為國家話劇院導演和演員的父母在劇場里長大，內心中早早就埋下了對舞臺和戲劇熱愛的種子。只可惜，這樣的家庭背景非但沒有為她成為導演提供足夠的便利，反倒一度成為了一種桎梏，讓她無法像同齡的男生一樣自由選擇自己的未來。
楊陽導演的代表作之一《心術》
“父母希望我學音樂，安靜地過一個女人的一生，在高考之前，我也一直以為自己將來會做一個樂手。”作為從業者，楊陽的父母深知做導演的不易，而女導演想要在影視行業這個“男人的世界”裡競爭更是難上加難，因此他們一直不願意楊陽踏入這個行業，而是讓她學了十年小提琴，“音樂”、“安靜”是其給楊陽的人生設定的關鍵詞。
但究竟什麼才是“一個女人的一生”？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的思考伴隨了楊陽許久。1979年高考前夕，原本一隻腳已經邁進音樂學院大門的楊陽突然對自己是否適合學音樂產生了疑惑，在不斷地思考中她意識到了一件事情：她在內心深處真正想做的其實一直是導演，但是卻從未正視這件事情，如今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有機會重新去做選擇，那為什麼不去改變呢？她下定決心要報考導演專業。
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來嚴控女兒“走父母老路”的念頭，沒曾想如今到了關鍵時刻，“不安分”的女兒卻還是要選擇學導演，憤怒的楊父氣得直戳她腦門，隨後又戳了戳自己的腦袋：“你腦子出了什麼問題嗎？你要是能考上導演，我就把頭給你切下來！”
對於楊陽來說，父親的打擊與反對反而成了一種激勵，讓18歲的她堅定了要做一名導演的想法。在和家人爭執無果的情況下，楊陽執意報考了原北京廣播學院的導演系專業，併成功通過了考核。“我能考上這件事，就已經令我父親感到挺不可思議的，所以最終他們還是答應我去學導演。”
父親自然是沒有“兌現承諾”，但正式踏上這條道路的楊陽卻漸漸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想做導演只有電影、電視劇兩條門檻較高的路可以選擇，即使是名校科班出身，一名年輕的女生能夠獲得的機會也十分有限。
198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張藝謀和陳凱歌被分配到了廣西電影廠工作。很快，攝影系畢業的張藝謀就獲得了為《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等掌鏡的機會，拿下無數國內外攝影大獎，並在1987執導了自己的首部電影《紅高粱》。陳凱歌則在畢業後兩年就拍攝了個人的首部長片《黃土地》，緊接著又接連拍攝《大閱兵》《孩子王》等電影。和他倆同一屆的田壯壯等人，也都在畢業一年後就獲得了極好的資源與機會。
而晚一年離開學校的楊陽卻沒有那麼幸運了。畢業後她被分配到了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在那裡，渴望成為導演的幾乎做了所有能想到的嘗試：“我出道比較艱難，當時沒有一個大導演或是編劇、製片人能夠帶著我，所以現實逼迫我從助理、場記做起，同時還會自己練習剪輯和嘗試做編劇。”
學習做編劇的時候，楊陽買下了劉心武先生的一部小說，並將其改編成了單本劇（類似於電視電影）的劇本。“我拿著劇本找到了我的領導，表達了我想做導演的想法，之所以選擇單本劇，主要是因為成本比較低，而且比較好駕馭。”
在楊陽的努力和爭取下，畢業三年後她終於執導了自己的電視處女作《非重點》，並獲得了在央視播出的機會。日後聊起這段經歷，她自己也坦言：“年輕女孩想做導演，需要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人多太多。我當時相信，如果我自己不去嘗試，就不會有人給我這樣的機會，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在成功證明了自己後，楊陽陸續獲得了不少機會。1999年，在決定要做導演後的第二十年，她憑藉《牽手》獲得了飛天獎優秀導演獎，六年後又靠著《記憶的證明》再度獲得該獎，進而成為歷史上首位兩度獲此殊榮的女性導演。要知道，這個獎項雖然早在楊陽上大學時就已經設立，但在將近二十年的世界裡，除演員外很少有女性電影人能收穫其他專業獎項。
楊陽憑藉《牽手》獲得了飛天獎優秀導演獎
《牽手》的成功雖然讓楊陽進一步證明了自己，但她卻發現很多人還是把她當做一個只擅長情感劇的“溫柔女子”。“當時找我拍情感劇的特別多，他們可能覺得女導演更適合拍情感劇，但他們知道我心裡有著怎樣的熱血豪情、慷慨激昂麼？”
於是乎，楊陽骨子裡那股不認輸的勁就又上來了。她接連拒絕了二三十部情感劇和電影的邀約，其中甚至包括一次來自海巖的邀請，一頭扎進了戰爭題材電視劇《記憶的證明》的創作當中。為了這部作品，光是前期籌備楊陽就花了三年時間，從採訪、查閱歷史書籍、出國蒐集資料，到寫劇本、找投資、跑外交部聯繫事宜，她幾乎參與到了每一個環節當中。儘管當時不少朋友都勸她，“那錢就在你腳底下，你彎個腰就撿到了”，但楊陽不想彎腰撿錢，她要“伸手往上夠”。
豆瓣9.0分的《記憶的證明》
“當時我就是想挑戰我內心的激情。”最終，楊陽的倔強再度為她贏來了觀眾和專業評審們的認可，給她帶來了包括飛天獎在內的一系列獎項。但比起獲獎本身更重要的是，靠著這部作品，楊陽再一次掙脫了性別偏見帶來的枷鎖與偏見，做了別人認為“不是她應該做的事情”。
“要轉變類型，就得耐得住清貧和寂寞”。面對“標籤”的說法，楊陽一直相信，導演的類型標籤不是被別人貼上的，而是自己主動選擇和改變的——就像當年違背父母的意願一樣，沒人可以定義女人就“應該做怎樣的事情，過怎樣的人生。”
家庭是軟肋，但也是盔甲
1979年，和楊陽一同考入了廣院導演系的還有另外4位女生，但四十年後的今天，仍舊作為導演從事影視工作的只剩楊陽一人了。“她們有的導了一些作品之後就轉型去做其他工作了，家庭和孩子是一大重要的原因，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做選擇是件特別困難的事情。”
不久前，演員姚晨登上了騰訊的“星空演講”，演講的題目叫做“中年女演員的尬與惑”。她透露，2012年後，她有過兩次想要“大幹一場”的想法，但卻因為兩次懷孕而不得不將工作放在一邊；而在生完兩胎孩子後，她又發現自己的身材開始走形；好不容易通過堅持鍛鍊瘦了下來，卻又發現年近四十的她，似乎已經很難找到合適她的角色了……儘管和兩個孩子相處的時光讓她收穫了許多，可這五年裡她也失去了許多。
資方和市場偏愛年輕美麗的女性，留給她們的選擇少之又少；但受到傳統的“女主內”的思想和家庭模式影響，家庭也在盼望著女性的迴歸。很多女性即使能夠成功在影視圈裡立足，也往往因為家庭的需求和行業的偏見而最終捨棄自己的事業。尤其是對於像姚晨這樣，正值事業發展巔峰的70後一代來說，如何料理好家庭與工作的關係，已是她們生活中的一大重要命題——男性在事業上的打拼很多時候沒有那麼多羈絆，而女性首先就要過家庭與孩子這一關，他們收穫同等的成功，付出的可能是成倍的努力。
濟南百麗宮影城的總經理董文欣對此深有體會。
上世紀80年代初，董文欣的父親在地方公社擔任領導，在職期間，他曾在山東菏澤的一個貧困小鎮上建起一座露天電影院，希望藉此此來豐富當地民眾的文化生活。可沒曾想，這個電影院卻成了他女兒電影夢萌芽的地方。
在董文欣的記憶中，少年時期最美好的記憶無不與電影相關：夏天，她坐在父親的自行車後座上，晃晃悠悠十多公里去看《白蛇傳》，電影放映到一半，天下起小雨，雨點斑斑駁駁地映在銀幕上，幕前的觀眾卻沒有一個人離開；冬天看《畫皮》的晚上，回家路上積雪壓成了冰，哥哥拉著董文欣在雪地溜冰，雪映亮了黑夜，手上的掌紋、一里地外的樹林都看得清楚……
離開校園後，董文欣先是成為了一名新聞工作者，在長達12年的娛樂記者生涯中，她也逐漸從一名普通的電影愛好者轉變成了一個專業的影迷。“我在深圳《影視雙週刊》工作時的總監是北電導演系畢業，他算是我的第二位電影啟蒙導師，經常帶我們去淘碟，也正是這段經歷讓我徹底愛上了文藝片。”
抱著對於電影的熱愛，董文欣有了進入電影行業的想法。2005年，董文欣辭去了記者的工作，來到濟南當地的一家新世紀影城就職；六年後，百麗宮影城進駐濟南，董文欣隨即加入到了這一團隊當中成了影城經理。和同行們不同，董文欣想做的不僅僅只是開門賺錢，而是像當年父親做得那樣，將影院變成一個能夠讓觀眾感受到電影美好的“天堂電影院”。
從此，電影從董文欣的愛好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的主旋律。文藝片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電影市場的一大冷門，市場情況十分不樂觀。也正因如此，在影院生意不夠好做的情況下，影院經理們都更願意將資源傾斜給商業大片。但在濟南百麗宮開業的七年多時間裡，無論市場環境如何變化，董文欣都一直在能力範圍內努力為各種藝術片爭取排片，並多次攬下各類影展、小眾佳片的放映活動。
濟南百麗宮多次攬下各類影展的放映活動
在她的努力下，2014年《青春派》在百麗宮點映後，帶動了整個濟南《青春派》的排片高達17%，甚至北京百老匯的同事都打電話來諮詢經驗；2016年《路邊野餐》在濟南百麗宮剛上映時，多個場次接近滿場，上映首週末排片達到12%，遠超全國平均排片的0.9%。
而在這些成績的背後，更多的是董文欣的“放棄”。影城剛開業的第一年，董文欣的上班時間基本都是早九點到晚九點，為了料理好各種事情，她不得不連續兩個月把兩歲的兒子送到自己父母家，甚至於期間有一個月的時間沒有與兒子見過面。而在那之後幾乎每一年的春節，董文欣也都要花大量時間守在電影院裡，與家人聚少離多。為此，就連她的父親也時常忍不住要念叨她，說她“整天工作，不關心家裡”。
兒子五歲那年，董文欣效仿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承辦了香港主題影展，這意味著她在常規工作之外又必須付出更多的心力。為了同時兼顧好工作和家庭，那段時間裡她每天要先把孩子哄睡著後，再熬夜加班工作，做展覽的策劃，工作壓力非常大，以至於每次辦完影展後，她都要睡上一整天。
第七屆香港主題電影展的濟南站在濟南百麗宮
好在董文欣的丈夫足夠負責且體貼，在家庭和孩子教育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為她分擔了不少壓力。但相較之下，更多人則像張艾嘉在自己的隨筆集《輕描淡寫》裡寫道的那樣被迫選擇妥協：“她們（女導演）要身兼數職，最難逃避的責任一定是家庭，有上一代要照顧的，會考慮不要再有下一代的包袱。有孩子的，必然就要面對選擇。遇到願意一起分擔的配偶也必然會有良心地減量工作，不然婚姻的破裂是難免的。 ”
同為70後，愛美影視創始人、知名製作人李亞平也一直在平衡兩種身份。
最近五年，她一共完成了五部電影和一部劇集，每一部都要從劇本開發開始，貫穿投融資管理，拍攝製作以及宣傳發行。同時愛美的新項目開發也一直沒有停止，每天都有多個項目處在不同的推進階段，李亞平和她年輕的團隊時刻都在頂著巨大的壓力。
愛美影視新項目《無主之城》
花更多的時間給工作夥伴、員工，還是給老公和孩子？被這些問題所困擾的她甚至曾在朋友圈裡感慨：“是時候做回全職媽媽了，在兒子面前潑婦一樣罵手下的感覺很差。”
“但是讓我糾結和歉疚的，往往也會從另一個角度給我一些啟示，在我看來這或許正是生活的藝術。”一次，她在兒子面前對一位同事發了火後，兒子反倒跑過來“教育”她：“你應該問他做的過程發生了什麼，你不能光盯著那個壞結果……就算你是個大官兒，大官兒也可以做小事，比如你是個國王，你也可以養養花兒……”
這些天真樸素的言語讓她羞愧也讓她冷靜，她逐漸意識到，其實家庭和工作絕不是站在兩個對立面的，職場上，家庭既可以是“軟肋”，但同時也可以是“盔甲”。尤其是對於電影人來說，和家人相處、養育孩子的經歷其實也是一筆獨一無二的財富，這種生活感悟能投射在作品中，也能改變她們在工作中的態度和方式。
“現在製片環境越來越好，對女性越來越有利，社會對女性自我價值的實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很多物理上的差異正在被縮小。女性非但不會不如男性，而且她們獨特的視角和承受力，也給女性從業者開啟了觀察人生和宇宙的多樣角度，為講故事提供了更多可能。”李亞平相信，在市場競爭下，女性也會有能力來打破那些“束縛”：
“人生邊界是自己定位的，和性別無關。”“所有人都認為我不適合做電影”
如果說60後一代需要為了機會而苦惱，70後一代需要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係，那麼大環境的變化，則給了80、90後的年輕女性影人們一個更大的舞臺：前輩們的努力，讓影視行業早已不是隻有男性才可以立足的圈子，不少接受毒眸採訪的人都表示，女性能獲得的機會正越來越多；而家庭和生育觀念的轉變，也讓更多人意識到了女性不是家庭的附庸，應該自己去選擇想要的人生。
用80後導演姚婷婷的話來說，她們這一代，是女性覺醒的一代，獨立女性會越來越多，找尋自我價值的女性會越來越多。
姚婷婷的代表作之一《匆匆那年》
豆瓣評分8.1
高二那年，姚婷婷為了增強班級的凝聚力，拜託媽媽的同事幫忙，將同學們平日裡拍攝的一些素材剪成了一個視頻，配上《陽光總在風雨後》的音樂在班會上播放。沒想到，好多同學都看哭了。這件事給了姚婷婷很大的觸動，日後她在文章裡寫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魅力，覺得如果一個人能用影像表達自己的想法，並能和別人分享，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於是，做導演的想法就在她心裡萌芽了。然而和她的那些前輩們一樣，對於女兒希望踏足影視圈的想法，父母自然是反對的，做教師的母親一直希望姚婷婷能像自己一樣成為一名教師。“後來是因為我爸看我學導演心切，和我媽說如果不讓我去我可能會埋怨她，我媽這才妥協。不過她依然沒同意我去當導演，只是覺得學什麼最後都能去當老師，大學四年裡她也一直在嘮叨這件事。”
但既然鐵了心要去做導演，姚婷婷就沒有想過要給自己留退路。在被中國傳媒大學導演系錄取後，姚婷婷就一頭扎進了相關的學習與鑽研裡。只是沒想到，原本對語數外應付自如的姚婷婷，學起導演來卻吃力得很。整個本科期間，姚婷婷都是靠著“硬撐”度日的：別人一天能做完的事，她要花三四天，別人做一份作業，她要做兩份。
“我當時看的電影少得可憐，同學們討論基耶洛夫斯基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他們說得是誰。不得不承認，我可能是班上最笨的一個。”大二那年，姚婷婷終於獲得了一次拍攝短片的機會，可在看完她好不容易完成的片子後，老師卻告訴她，做導演還是需要一定的天賦，並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
研究生畢業那年，母親特地來北京找了姚婷婷一次，給了她三個選擇：回家找份別的工作、像媽媽一樣當老師、在北京找一個靠譜的工作，唯獨不能做導演。但是姚婷婷沒同意，於是母女二人間爆發了自她成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爭吵，最後甚至是“我媽在臥室哭，我在衛生間哭，我爸兩頭勸”。
而比起父母的不理解，工作上的不順才是姚婷婷最大的壓力來源。“我26歲的時候，有半年時間幾乎沒有任何收入，每天早上自己跑去咖啡廳裡寫東西，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然而，無論是家庭的反對、老師的否定，還是工作上遇到的諸多不順，甚至於崇拜的電影人給出的“轉行”勸告，都沒能讓姚婷婷停下來。
2012年底，電影頻道辦了一個微電影創投活動，每部入選的片子可以得到30萬的拍攝經費，姚婷婷創作的《特殊交易》在經過選拔後成功入圍，並被拍攝成了微電影。而這部作品也成為了姚婷婷事業的轉折點：不久後，電影《匆匆那年》的製片方看到了這部微電影，認定姚婷婷能夠駕馭好《匆匆那年》，於是便把機會交給了她。
就這樣，這位“沒有天賦”的姑娘，靠著一路硬撐，最終拍出第一部長劇作品《匆匆那年》，隨後又執導了校園青春電影《誰的青春不迷茫》，進而成為了當下中國最成功的青年商業片導演之一。
《誰的青春不迷茫》
在年輕一代的女性影人裡，像姚婷婷這樣為了理想而敢於拼上一切的，絕非個例。本科畢業於北京語言大學的李大喜也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大學期間喜歡上藝術的她在本科畢業後，提出想考中央戲劇學院的研究生，但被父母一口回絕了，讓她“不要去追求虛無飄渺的東西”。可在工作了一年後，李大喜還是覺得放不下這一念頭，於是果斷辭職，搬進了北京的地下室，一邊兼職一邊為考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做準備。
“在我學電影之前，我父母幾十年不會走進電影院看一場電影，我的同事和朋友們覺得我只是在瞎折騰。他們的一切質疑來自於對電影的不瞭解，也無從瞭解。”如今，李大喜不但已經研究生畢業，而且還開設了一家電影專業考研培訓機構，目的就是幫更多像她一樣的人有機會圓夢，同時打消家長們的顧慮。
李大喜表示，現如今來她的培訓機構諮詢的家長們和自己的父母、朋友一樣，對電影行業和女孩子學電影存在著刻板印象，而他們的想法和經濟支持往往會影響到考生的選擇，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很多年輕女孩從事電影行業的想法多半會夭折。
所以如今已經投身影視教育的她，面對家長們的質疑和擔憂，經常會給出的一個回覆是——
“您可能沒有見過一名女製片人在工作時周身散發出的強大氣場，可能沒見到過一名女性編劇在寫劇本時眼睛裡閃出的那道光，也可能沒有見過一名女性導演在片場掌控全局的霸氣。這個社會潛在的危險千千萬，無論您的女兒從事何種職業，她都會學著保護自己的。如果她恰好遇到了自己熱愛的工作，那就是最最幸運的一件事了。 ”
看不慣女性成為英雄？讓他們見鬼去吧！
比起商業上的成功，更讓姚婷婷感到欣慰的，其實是母親的轉變。“《特殊交易》的故事其實是我媽提供給我的，就是發生在她們學校的故事。我媽其實一直在暗暗支持我，她就是怕我的選擇不靠譜。我媽在看完《特殊交易》後哭了，從那以後她就不再反對我做導演了，她原本是覺得做老師對社會貢獻大，現在來看做導演的貢獻同樣很大。”
因為這些女性電影人的倔強而發生改變的，絕對不止有姚婷婷的母親。
楊陽在2012年《心術》之後，連續執導了多部現實題材作品，如今又再次轉型，執導了古裝玄幻劇《將夜》；李亞平發了新的朋友圈：“已經感覺到自己慢慢開始不咆哮了，因為理出了條理”，配圖是兒子背影的照片；通過多年的努力和人們認知的轉變，藝考老師李大喜也明顯感覺到，投入影視專業學習的學生數量和熱情都有所增加了……
還有越來越多人因為受到這些時代裡女性影人的鼓舞而正走在路上。
“我出生在內蒙古，我和身邊的同學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很好的文化氛圍，所以我特別想將來去開一家電影院加書店，和當地政府合作，以半公益的形式鼓勵學生們多去看電影。”一位剛剛為了自己的電影夢而放棄穩定工作的女生告訴毒眸，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即使每天除了睡覺其他時間都是工作，也在所不惜。
她的家人多數都在體制內工作，都希望她作為一個女孩也能相夫教子過安穩的一生，這也是她堅持的原因：“我的家庭中以前沒有一個人瞭解和從事電影行業，那就希望從我開始，給我家以後的孩子們多一個瞭解和選擇的領域，希望我能影響我身邊的人。”
《嘉年華》導演文晏
今年戛納電影節期間，多位女性導演共同簽署了一個宣言，希望藉此來呼籲提升女性電影人的地位。活動後，憑藉《太陽之女》進入今年戛納主競賽單元的法國女導演於頌有些激動：“（在電影行業裡）我們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獲得和男性同樣的機會。而現在我來到戛納，居然有人說因為我是女導演，組委會才給我照顧？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因此，我們還需要一步步去改善這一狀況……我想，這應該是一個集體信念，我們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投入其中做點什麼，才能讓事情變得更好。”
戛納紅毯上，82 位女性電影人一同呼籲同工同酬
而在談到多位影評人對自己新作的批評時，於頌卻顯得十分平靜：“我認為我們做了該做的事情，他們的習慣還沒改變，他們很生氣是因為這部影片將女性視為英雄，男人們對此很不習慣。對此我只想說，讓他們見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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