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有約 | 陳平原教授
今天，
米果君要給大家介紹一位知名教授：
一位地地道道的潮州人——陳平原
人物簡介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1987年夏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執行院長。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1995、1998、2003、2009、2013）等。
一起來傾聽陳平原教授的自述：
我們和我們的時代
1977年12月，陳平原全家照
“埋葬過去，但不無留戀。”
一個人的命運與某個偉大的歷史事件聯繫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為，你從此很容易“自我介紹”，也很容易讓時人或後人“過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說自己是77、78級大學生，大家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閱歷以及前途等等。
“埋葬過去，但不無留戀”，這是魯迅《墳》中的一句話，我常用它來自比。1954年，我出生於廣東潮州，父母都是汕頭農業學校的語文老師，藏書頗豐，對我來說，喜愛讀書，是順理成章的事。“文革”中，父親因為曾在臺北的《中華日報》工作過，被打成“牛鬼蛇神”，初中畢業後，我就不能繼續學業了。15歲那年，我帶著兩個弟弟和祖母回到老家插隊，在鄉親們的關照下，我當上了山村民辦教師，一干就是八年。成為北大博導時我追憶道：“平生最得意的，是從小學一年級到博士班，我都教過。”
陳平原與父親在潮州西湖（1990年春節）
決定命運的高考1977年，高考恢復，我的命運由此改變。不僅生逢其時，而且有機會成為某種意義上的“代表”，這種幸運感，類似於“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就有這種感覺。因當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登在《人民日報》上，以致每當新聞界、文化界或歷史學家需要追懷改革開放如何起步，以及恢復高考的戲劇性場面，我經常被要求“配合演出”。時至今日，還不時有同齡人或對當代中國歷史感興趣的後輩，用欣羨的口氣向我提及此事。這確實“很光榮”，可同時也是一種尷尬，彷彿自己從此被定格，很難再有大出息。20年前，我寫過一則短文，題為《永遠的“高考作文”》（《瞭望》38期，1992年9月21日），嘲笑自己再也寫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響的文章了。
考場上的作文，再好也好不到哪裡去，怎麼能登上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呢？你只能從“文革”剛剛結束、整個中國百廢待興這個角度，才能理解我的不虞之譽。其實，不僅是我個人，我們這一代，都面臨相同或類似的處境。當初驚天動地的大變革，今天看來不過是“恢復常識”而已。換一個歷史時空，上大學無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這有什麼好激動的？再過百年，那些子孫後代們，肯定覺得我們很奇怪，嘮嘮叨叨大半天，說的就這麼點芝麻小事。只有設身處地，才能理解我們當初的激動，以及日後為何不斷追懷這個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時刻”。
也正因此，我們很容易有意無意中誇大了自己的感受，以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們一樣，特別看重“恢復高考”這件事。五年前，為了紀念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並刊行了《永遠的1977》一書，我為此書撰寫了題為《未必“永遠”的記憶》的序言，提醒大家注意，本書的作者，基本都是恢復高考這一決策的直接受益者，這就決定了其敘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說全書瀰漫著某種“成功人士”的“躊躇滿志”，不算太刻薄。可這主要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文體的特性決定的——30年後“追憶逝水年華”，很容易就走到這一步。
從教師到教授
平生第一次離開潮汕，進入中山大學中文系就讀。入校那年我24歲，在今天已是碩士畢業的年齡。回憶起來，不無遺憾，但也有好處，就是自學能力強。很長時間裡我全憑興趣讀書，不受現代學科設置的限制，倒是跟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趣味比較接近。
在中山大學一氣兒讀到碩士畢業，抱著到外面走走的想法，我來到北京，本來是打算“轉一圈，不行再回來”。幾經輾轉，我的論文《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送到了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王瑤教授助手的錢理群手中，他於是向王瑤推薦了我。起初，王瑤先生希望我來北大任教，但校方不願接收一名外校的畢業生，於是王瑤先生轉而將我招收為博士生。就這樣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兩名文學博士之一，後來也順利成了北京大學的教授。
王瑤先生不拘一格的傳道授業方式，對我影響至深。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似乎是離題萬里的閒話，可談鋒一轉，又成了題中應有之義。王瑤先生好抽菸鬥，講講停停間，煙霧繚繞，弟子都跟著受“薰陶”了。
讀博期間，我與從事晚清文學研究的夏曉虹結為夫婦，成為北大中文系一對著名的“學術伉儷”。我倆挑了一個週末，在夏曉虹的筒子樓宿舍裡拼了兩張書桌，叫上幾位同學、好友，就算是辦了婚宴。當時，我正與錢理群、黃子平合作“20世紀中國文學”的選題，這場“婚宴”理所當然地變成了學術研討會。婚後，我們輾轉居住於校園內外的筒子樓裡，每到晚上，屋中老鼠奔跑，玩得很歡，我們照樣閉門讀書，自得其樂。
陳平原、夏曉虹夫婦
畢業時，我交出了32萬字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在學術界取得轟動，被認為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不可不讀的書目，至今不斷再版。
“好讀書”與“讀好書”
我曾閒刻一枚藏書章，印章上，兩個戴眼鏡的小人肩並肩坐在一盞檯燈下讀書，右邊長頭髮的是妻子夏曉虹，左邊就是我。雖然寥寥數筆，卻神形兼備。我們夫妻二人經常在各種舊書店、小書攤淘書。如今家中究竟有多少藏書，自己也說不清。書不在多，真正的讀書人是一本一本買下來，一本一本地讀。
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為了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我在《讀書》等刊物上不斷髮表隨筆。2012年6月，我的新書《讀書的“風景”》出版，收錄了我一系列演講、隨筆。在引言中，我寫道：“書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經濟實用的‘指南’，只不過是一片鬱鬱蔥蔥、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間並評頭品足的‘讀書的風景’。”
當今社會，讀書似乎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不唯大眾，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甚至精英階層，也不再以讀書為樂。讀書其實是一種精神生活。讀書意味著你沒有完全認同這個現世和現實，還有追求，還在奮鬥；還有不滿，還在尋找另一種可能性、另一種生活方式。讀書最關鍵的功能並非求知，而是自我修養，保持一種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態和能力。
讀書不再被認為是嚴肅的、認真的、必須面對的事情，閱讀不像以前那麼執著和要緊。周作人說過，庸劣之書，“非特無用，且為大害”。現在，讀書人更需要選擇的眼界、自我閱讀的定力，還有批判的眼光。書有好有壞有雅有俗，相對於整個文化生產，經典的書還是更值得閱讀。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層次的經典。有2000年的經典，有200年的經典，有50年的經典。在我心目中，能夠在讀書人書架上長期站立的，就算經典。換句話說，經典的定義及含金量，在現實生活中的命運，以及是否值得認真品鑑，有時代性。
“好讀書”與“讀好書”，二者應該有一個結合。讀自己喜歡的書，為自己而讀書，這就是我的基本立場。閱讀需要最基本的經典著作。《論語》、《詩經》等幾十種經典著作，是非讀不可的。讀進去，你會發現，書帶書，書引書，讀多了，就會逐漸形成自己的口味，也會不斷調整自己的視野。
直麵人文之困
我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至今不開博客，更沒有微博，經常“缺席”熱門話題。早在20年前，我在《學者的人間情懷》中寫道：“我個人更傾向於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一種人間情懷。我不談學者的‘社會責任’或‘政治意識’……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而不過分追求‘發言’的姿態和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只是在努力兼及“學問”與“人生”，“著作”與“文章”。
晚清以降，一直到今天，毫無疑問，“西學東漸”始終是主流。既然是“時代潮流”，不必唱讚歌也能奔騰萬里。像我這麼發言，其實只是在給當道諸公提個醒，拾遺補缺，敲敲邊鼓而已，根本就不指望“登高一呼，應者雲集”。
中國有句老話，叫“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問題在於，今天中國學界，對到底什麼是好的教育方式並無共識。教書這一行，本就是良心活，做多做少，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學生知道。當代大學教育的問題，可能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問題，“從夫子遊”、“詠而歸”這樣風雅、閒適的教育方式，似乎已難以實現。
很多人在評價當代社會時，都會用到兩個詞：浮躁和急功近利。因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全都變了。一邊是“天涯咫尺”，另一邊則是“爭分奪秒”，像陶淵明那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很難了。遠離古代文人雅士的沉潛與靜穆，現代人之所以只爭朝夕，有其合理性。
近年來，我一直在關注以文史哲為代表的人文學科，以及當代人文學者面臨的困境。我想特別強調三點：第一，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之所以得到政府及民間的普遍尊重，有其合理性；第二，人文學科的命運與人文學者的命運，既有聯繫，也有區別；第三，人文學者必須在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和學術觀念的同時，努力理解這個時代，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及工作策略，主動出擊，大聲地說出我們的好處，向世人展現自身存在的意義及價值。我不主張一味地孤芳自賞或冷嘲熱諷，那樣久而久之，真的會變成“深宮怨婦”。
自願選擇教師職業的，十有八九都是理想主義者。因為投入這個行業的前提，就是相信“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後的“人才輩出”以及“民富國強”，是看不見的，最多隻能見其端倪。也正因為有此願景，現實中的諸多缺憾、奮鬥時的無數挫折，都能泰然處之。我曾說過，自己屬於低調的理想主義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某種意義上，強調耕耘而淡化收穫，甚至將耕耘本身作為目標，這與魯迅先生說的“直面慘淡的人生”，其實是異曲同工。
懷舊與自我表揚
“紀念77、78級畢業30週年”，到底是懷舊，是自我表揚，還是從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角度審視“這一代”的得失成敗？我的願望當然是後者，而實際效果呢，很可能是前者。
77、78級的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我們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時代，是時代的受益者。我們趕上了幹部年輕化，趕上了社會轉型。我們從那麼低的地方起步，走過來是不容易的，但從歷史角度看來，並不因我們走來不易就獲得很高評價。我們要警惕過分地自戀，清醒認識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作為。
我終於想通了——“學術性”與“紀念性”本就是兩回事，幾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當初的莘莘學子，如今成了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借畢業30週年的機緣歡聚一堂，有何不可？誰讓你把事情想得那麼偉大？不就是一次聚會嘛。若這麼定位，更合適的組織形式，應該是以學校或院系為單位，彼此之間互相熟悉，多少總有點“情意結”。
記得十年前，中山大學舉辦過類似活動，我專門從北京趕去參加，還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的專訪。針對所謂的“77、78現象”（即“這兩級學生無論是從事學術研究，還是從政、從商，大都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成就”），我的回答是：“77、78級大學生基本上都是從社會底層摸爬滾打走過來的，是中國教育史上成分最複雜、年齡跨度最大的一群。他們在時代轉折關頭進入大學，具有自我審視的能力，學習比較認真，也取得了一定成績，如此而已。”“其實，77、78級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神奇，他們的成績被放大了。”這麼說，並非妄自菲薄；在我看來，這代人的“成功”，只是從一個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十年後重讀這篇專訪，基本立論還是站得住的。
時代給予的光環
自我評價不是特別高，是因為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1916、1917、1918級的大學生。“五四”運動爆發那一年，北大中國文學系三個年級的學生，合起來85人，日後常被提及的有：1916級的傅斯年、許德珩、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1917級的鄧康（中夏）、楊亮功、鄭天挺、羅庸、鄭奠、任乃訥（二北）；1918級的成平（舍我）、孫福源（伏園）等。“要是你對現代中國政治史、文化史、學術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這一名單的分量。”單就人數而言，參與“五四”運動的北大國文系這三個年級的學生，與中大中文系或北大中文系77級的規模不相上下。可兩相對照，無論北大還是中大，都再也拿不出如此輝煌的名單。
“五四”前後，北京大學成為新思潮的傳播中心
我曾提及：“對於當事人來說，曾經參與過‘五四’運動，無論在京還是外地，領袖還是群眾，文化活動還是政治抗爭，這一經歷，乃生命的底色，永恆的記憶，不死的精神；毋須諱言，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象徵資本’。”對於77、78級大學生來說，何嘗不是如此。上大學時，社會對我們殷切期待；走上工作崗位後，又獲得了絕好的發展機遇。如此幸運，難怪我們對自己身上的“徽記”念念不忘。
“五四”一代和77、78級大學生不一樣，前者的“光榮和夢想”是自己爭來的；我們的“幸運”，則很大程度是時代給予的。日後被提及，人家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則是大轉折時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隨後漫長的歲月裡，“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飽含激情與深情的追懷與敘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續了其青年時代的夢想與追求，或強或弱地挑戰著當時的主流思想。而77、78級大學生則習慣於頌揚鄧小平的英明決策，還有就是誇耀自己如何因參加高考而“翻身得解放”。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這是當時北京大學學生的遊行隊伍
說實話，我們都是幸運兒，從那麼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因踩上了大時代的“鼓點”，於是顯得有板有眼。有人從政，有人經商，有人搞實業，有人做學問，30年後盤點，我們到底成功了沒有？回答五花八門，因為這取決於你設定的標準。想當初，我們在康樂園裡指點江山，看不慣社會上諸多先輩的保守、平庸、專橫、貪婪、碌碌無為，馳想將來我輩掌權，將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檯面上的“重量級人物”，無論政治、經濟、學術、文化，很多都是77、78級大學生，那又怎麼樣？比起此前此後的各屆大學生，我們處在“出擊”的最佳位置，那麼好的歷史機遇，是否將自家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捫心自問，言人人殊。
大學畢業合影（1982年1月）
畢業30週年聚會，除了熱淚盈眶，懷念母校，感謝老師，祝福同學，還能說些什麼？若你不滿足於鞠躬、謝幕，希望對早已失落在康樂園的“青春”有所回應，建議諸位在各自專業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審視“我們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誇耀的成績，錯過了哪些本該抓住的機遇，留下了哪些無法彌補的遺憾。今天的我們，已過了“天高任鳥飛”的時節，但認真反省自家走過的歷程，將其作為思想資料，留存給學弟學妹們，這是一種“貢獻”——當然，也是一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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