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師曾與湖州籍藝術家交遊考

來自《榮寶齋》期刊 | 藝林紀事 文 / 徐惠林(供職於《湖州日報》文化副刊部)

陳師曾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貢獻是多方位的,學者朱中原說“陳師曾的地位,已經不僅僅侷限於美術和美術史,而是整個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社會界,涉及有關‘美’和美術的本體問題”。齊白石生前在《口述自傳》中曾說“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得交陳師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紀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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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1844——1927)

而此次畫展大氣、悲壯的名稱“朽者不朽”,則是他的老師、浙江湖州安吉人、一代宗師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所題。朽者,是陳的別號;不朽,指的是他的人品、藝品。知人論藝,評價至為精當。對吳昌碩的評價,也代表了當時的一種普遍認可。

民國畫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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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師曾(1876——1923)

陳師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又名衡恪,號朽道人、槐堂,江西義寧人(今江西省修水縣)。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著名詩人陳三立之子,歷史學家陳寅恪之兄。曾留學日本,攻讀博物學。歸國後從事美術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到北京,次年任教育部編審,之後歷任北京各大學教授,是吳昌碩之後革新文人畫的重要代表。在文人畫遭到“美術革命”衝擊之時,陳師曾高度肯定文人畫之價值,擅詩文、書法,尤長於繪畫、篆刻。其山水畫在承襲明代沈周,清代石濤技法的基礎之上,注重師法造化,從自然景觀中汲取創作靈感;寫意花鳥畫近學吳昌碩,遠宗明人徐渭、陳淳等大寫意筆法,畫風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畫意筆勾描,注重神韻,帶有速寫和漫畫的紀實性;風俗畫多描繪底層人物,如收破爛者、吹鼓手、拉駱駝、說書、喇嘛、賣糖葫蘆者、磨刀人,等等。著有《中國繪畫史》《中國文人畫之研究》《染蒼室印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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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師曾 梅竹

浙江北部的湖州,是一座有著二千三百多年建城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也是環太湖地區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景色旖旎、民風淳厚、物產豐富、人文薈萃,歷來被譽為絲綢之府、魚米之鄉、文化之邦。作為“文房四寶”之首——湖筆的誕生地,湖州書畫歷史悠久,淵源深厚,享有“中國書畫史,半部在湖州”的雅譽,歷史上曾哺育或吸引了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米芾、趙孟、吳昌碩、沈尹默、費新我等一大批書畫大家,譜寫了璀璨的書畫文化。

在近代,無論是海派還是京津畫派,才俊輩出的湖州,又走出了一批傑出者,在上海與北京南北兩個舞臺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其中,有數位藝術家或文人,曾先後與輾轉滬京的“弄潮”代表人物陳師曾發生著聯繫,或收納為弟子,或攜手共組書畫社團,或與其切磋砥礪、筆墨酬唱,或私淑接續其藝脈,或與其保持著學兄學弟的相系情誼……如此一起共襄藝事,齊同踐行,豐富著近代藝術的天地,也重塑“五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的民族文化之大義。

“在民國初的畫壇上,陳師曾是位天之驕子,尤其對北京美術界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對美術史論的建樹、美術創新的探索,美術教育的提倡,畫會畫社的組織,中外美術的交流等方面,堪稱獨步。梁啟超認為:‘陳師曾是現代美術界可稱第一人。’蕭謙中說:‘近代畫家才氣最高者,莫過師曾。’陳師曾不投趨時尚,不人云亦云,嚴肅的治學態度,潛心於弘揚中國畫的發展,其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

陳師曾不同流俗,畫吾自畫,集詩、書、畫、印和新知識素養為一身,來自於他的深厚家學、稟賦與好學,他到日本留學的眼界開闊,也離不開他的師承,特別是他的金石寫意之風,與吳昌碩的指導有必然的聯繫。

一九〇九年夏,三十四歲的陳師曾從日本回到中國。初在江西任教育司長,第二年應張謇之邀到江蘇南通師範學校教授博物學。其時,習藝不輟的他,居於南通城東一村墅,曰通明宮。他經常到南通市內的 “翰墨林”會友、作畫、論藝。“翰墨林”主人李苦李是海派巨匠吳昌碩的弟子,當時以吳昌碩為代表的海派在畫壇影響如日中天。對吳昌碩書畫篆刻藝術早已心嚮往之的陳師曾,遂與李苦李一起常去上海。通過李苦李的介紹,他得以拜識吳昌碩。後拜吳為師,得到了吳昌碩的親授,由此藝事大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吳昌碩對這位後起之秀也是讚許有加,他說:“師曾老弟,以極雄麗之筆,鬱為古拙塊壘之趣,詩與書畫下筆純如。”可謂知人之言。

吳昌碩對陳師曾的影響主要在篆刻、書法方面。“陳師曾在南通創作了不少篆書、石鼓文、楷書、隸書作品,並有不少篆刻,想必多為吳氏指點的結晶。”陳師曾師從吳昌碩時間雖然較短,但他對這段師生之誼一直未曾忘懷。一九一三年八月,吳昌碩七十大壽,陳師曾特地為之作《山居圖》以賀;一九二二年立秋日,還為吳師作《花鳥圖》。同年,陳師曾居上海月餘,與吳昌碩等文宴過從。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陳師曾作《題畫寄懷吳缶老》詩,表達對老師的景仰深情:

萬物皆芻狗,千山有臥龍。

不才天地閉,充隱古今同。

問道青苔滑,談經白鶴。

是非二耳聽,莫擾大聾翁。

(吳昌碩曾作印曰“二耳之聽”,邊款雲:“一耳之聽不若二耳之聽也”。)

陳師曾曾治印“染倉室”,取“染倉室”為堂號以示敬仰,表達著對老師的極重推崇。

著名翻譯家、美術史論家傅雷先生曾在評論陳師曾和吳昌碩時說:“這兩位在把中國繪畫從畫院派的頹廢風氣中挽救出來這一點上,曾盡了值得讚頌的功勞。”

一九一三年,陳師曾到北京後,把以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吳昌碩為傑出代表的“金石畫風”從上海伸延到北京,並促使齊白石“衰年變法”,成為與吳昌碩齊名的寫意大師。

“金石畫風”是清代“樸學”思潮的衍生物,是乾坤和嘉慶年間“考據學”盛行之下,“碑學”運動的成果被引入繪畫領域而形成的新傳統、新畫風。這一新傳統被所謂詩、書、畫“三絕”發展到詩、書、畫、印“四全”;這一新畫風,是由於融合“碑學”古拙雄強的書法筆意入畫,一掃“帖學”書法影響下繪畫用筆流宕柔媚的主流審美傾向;同時,由於篆刻藝術成為繪畫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及鍾印學理論的引入,不僅增加了繪畫的金石趣味,也增多了畫面各種形式色彩的對比因素,強化了傳統繪畫的“視覺”感染力。自十八世紀以來,“金石畫風”在江南一帶漸成氣候,到了趙之謙、吳昌碩更得到廣泛承認。

在陳師曾逝世後,當年《湖社月刊》刊出的一篇文字,極好地狀述了吳昌碩陳師曾師徒二人的藝術相應與在南北及至日本的影響,堪為佳話:

“陳先生,我國有名之藝術家也。前數年飄然長逝,舉國悼之。吳缶老在我國藝林,頤年碩望。久為各界所景仰。不幸於前數日因中風不起,藝林之大憾。吳缶老作畫,專工花卉。陶鑄撝叔雪個,自成一家。師曾則融合白陽清湘,更輔以充沛之氣。缶老精篆刻,其作品遠追秦漢,近與悲庵相媲美。師曾之刻印,間也取法秦漢,而一種書卷氣,乃其筆端之特長。缶老精通書法,其臨石鼓,識者皆爭先珍致。師曾之書法,則通籀篆漢隸八分北魏,信乎兩先生之藝,允堪為後生楷則也。不特此也。

兩先生之文采風流,雖東瀛遠方之人,皆知愛慕。……前載東京復開會,敦勸缶老往遊。缶老以年邁不堪長途之跋涉,未能果行。日人失望,不可言狀。二先生一居京華,一則逍遙滬濱。相隔迢迢,而其生平事蹟,大體相類。吾知缶老門下士,與槐堂弟子,其悲感當與餘同也。或曰,缶老之畫,劍撥弩張;師曾之山水,如峻坂駑馬,得無為瑜之玷,曰不然,書畫之氣度。”

著名畫家潘天壽曾評價陳師曾“天賦高,人品好,學識淵博,國學基礎深厚,金石書畫無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則,他的藝術成就定在吳昌碩之上”。歷史雖然不能假設,我們也不能確定他若活得長“藝術成就定在吳昌碩之上”,但他對吳昌碩先生的敬仰、吸收老師指點並在北京進一步發揚光大“金石書畫”藝術,是有目共睹的。這即是對恩師的某種“致敬”、“回報”,更是時代之文化使命賦予他的“必須”與“必然”,而他卻確是演繹弘揚得極為精彩。

發起組織中國畫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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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1878——1926)

祖籍浙江省吳興(今湖州)的金城(一八七八——一九二六),中國近現代畫家。字鞏北,一字拱北,原名紹城,號北樓、又號藕湖。生於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卒於上海。著有《藕廬詩草》《北樓論畫》《畫學講義》等。

他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天性喜愛繪畫,山水、花鳥皆能,兼工篆隸鐫刻,旁及古文辭。他早年在英國倫敦鏗司大學攻讀法律,曾道經美國、法國考察法制兼及美術。回國後先後在上海、北京任職。

金城是一位傳統功力極為深厚的畫家,擅長山水、花鳥,師法宋元,筆墨謹嚴,以工帶寫。也是一位頗有革新思想的藝術家,是中國畫家中較早接觸西畫者。他留學的世紀初,正是法國印象派影響歐洲藝術的盛期,這對西方藝術懷有濃厚興趣的金城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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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 秋山雨後

金城與陳師曾同是民國前期北京畫壇的領袖人物,他們以藝術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等多重身份活躍於北京藝界,二人合力倡導了中國畫學研究會,推動了中日之間的美術與文化交流。

中國畫學研究會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於北京,是以中國畫為研究中心的美術社團,湖社畫會的前身。它由金城、周肇祥、賀良樸、陳師曾、陳漢第、蕭謙中、徐宗浩、徐燕蓀、吳鏡汀、陶瑢等二十餘人發起,得到前大總統徐世昌支持,將日本退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於開辦。

畫會以“精研古法、博採新知”為宗旨,提倡學習宋元及南北各家,不專宗“四王”,反對革新派的革新。名譽會長為周肇祥,會長為金城,副會長為陳年、徐宗浩,聘請陳漢第、陳師曾、胡佩衡、溥雪齋、溥心畲、張大千、黃賓虹、蕭俊賢等人為評議,進行對傳統繪畫研究的教學活動。除每月逢三、六、九日開會觀摩外,還主要組織畫家參加中日繪畫聯合展覽。資料顯示,中國畫學研究會中,經金城一九二六年去世後的改組,直到一九四二年還舉辦過第十九次成績展覽,是民國期間北京和北方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藝術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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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師曾 北京風俗圖之一、二

陳師曾與被稱為“北平廣大教主”的金城在此之前也有詩畫往來。“清廷一九〇一年以來實行的‘新政’,在教育、軍事、法律、官制,甚至政體等方便進行了改革。……金城曾先後任職農商部商務司,兼造法庭工程處會辦、民政部諮議等。……這時期,他先後相交往的有徐世昌、朱啟鈐、陳寶琛、張謇、耆壽民、梁啟超、周肇祥、姚華、湯定之、陳半丁等。一九一〇年下半年,金城奉法部命充任美洲萬國監獄改良會代表,並赴歐洲考察監獄制度。”——根據此撰述,一九一〇年前金城即與陳師曾相識。一九一四年,周肇祥為母親陳太夫人記懿德求畫界友人作《篝燈紡讀圖》,金城、陳師曾皆在應求而作之列。一九一五年,陳師曾作《北京風俗圖》,金城在扉頁題寫“風采宣南”四字,使這本在中國畫史上有著獨特地位的藝術佳構“錦上添花”;一九一六年,陳師曾與金城、湯定之、陶寶如等雅集汪東寓齋,置箋扇面,揮灑狼藉。湯定之言,此會當有名,因此取名為“西山畫會”。一九一七年,金城與葉恭綽出面組織賑災義展,包括陳師曾在內的京津藝術界名流都拿出自己的珍藏,在中山公園組織藏品展覽,成為一時佳話。

而通過中國畫學研究會的工作,兩人的關係日漸密切。“中國畫學研究會除設會長外,另有評議若干。‘評議’是畫會中學術地位最高的,要求較高的資歷。評議多為金城朋友,定期聚會時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輔導畫學研究會的研究會習畫。最初的評議包括:陳師曾、陳漢第、賀良樸、蕭謙中、徐宗浩、顏世清、楊葆益、金陶陶、陶瑢等。”中國畫學研究會自成立初期約三十餘人,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會員最多時曾達五百餘人。研究會培養了大批傑出的繪畫人才,如胡佩衡、劉子久、祁井西、秦仲文、惠孝同、馬晉、於非闇、王雪濤等,並舉辦了數次影響較大的展覽,包括一九二二年在東京取得空前成功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一九二二年五月,應日本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之邀,陳師曾與金城、吳鏡汀、金勤伯攜北京、上海畫家的四百餘幅作品赴日,包括齊白石的作品若干幅,參加東京廳工藝館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齊白石的畫在日本被一搶而空,引起轟動。齊白石與陳師曾的交往,藝術界多被提及。他與金城的交往不多,但還是有詩畫唱酬,齊白石也為金城刻過印。一九二三年三月,齊白石還應邀為金城作《貝葉秋蟬圖》。

在上世紀初,“中日繪畫聯合展覽”共舉辦了四次:第一回展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中國北京達子廟的歐美同學會和天津河北公園商業會議所舉行;第二回展覽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府商工獎勵館舉行;第三回展覽一九二四年四至五月,在中國的北京和上海舉行;第四回展覽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七月,在日本東京府美術館和大阪市公會堂舉行。這四次的中日繪畫聯合展覽,緣起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北京畫壇領袖金城、顏世清出面召集了北京畫家,在為旅中日本畫家渡邊晨畝舉行的招待會上,雙方決定了由中日畫家舉辦以兩年一次的聯合畫展一事。這四次的中日聯展,發起於民間,其主要組織成員是中方的金城、周肇祥、陳師曾和日方的大村西崖、渡邊晨畝、小室翠雲等。展覽的參加者彙集了中、日兩國大多數的重要畫家,最後在第四回展覽上,才得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的後援。因此,它應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美術史上的大事件。

至於平素的交往,金、陳兩人也是連綿不斷。一九二一年,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崖到中國訪問,金城介紹他與陳師曾相識,後陳師曾譯其《文人畫之復興》一卷,並附己作《文人畫之價值》一文,合刊成《中國文人畫之研究》一書,由中華書局一九二二年發行。“(陳師曾)在維護傳統畫學這一根本點上與金城是同道;但在對傳統的具體認識、選擇和個人創作上,他不像金城那樣強調工筆畫的地位,而更強調奔放的文人寫意;同時,他還較為重視創新求異,擺脫傳統束縛,與金城的重視摹古、強調對傳統的全面學習不同。陳師曾、金城兩人儘管有這些具體的不同,但仍是相互支持與砥礪的戰友。”一九二二年,陳師曾、姚華等共同參與組織了紀念蘇東坡誕辰八百八十五週年的“羅園雅集”,金城與眾多藝術家參加。大家合作繪畫,極一時之盛。兩人立足中國藝術之本體,溯源中國藝術傳統,以溫故立新、彰往察來的藝術態度迎接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戰,以“遠交近攻”的方式尋求自身突破,復活中國藝術文化之精神。

陳師曾與湖州籍藝術家交遊考

1920年中國畫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攝於中央公園董事會。一排左起:第三人金城、第五人周肇祥、第六人陳漢章、第八人金城之妹金章,二排左起陳鹹棟、劉子久,第五人吳熙曾、第六人胡佩衡、第七人管平,三排左起第二人馬晉

陳師曾與金城的藝術風格,在審美情趣上有較大差異,留學東西的背景差異是影響二人審美情趣的一個重要外因。陳師曾繼承並弘揚了海派的金石畫風,金城利用古物陳列室的古畫資源進行大量臨摹,畫藝精進。但“兩人在繪畫之於社會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張復興中國繪畫之傳統,實現文化救國。他倆都是由南入北、入京為官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同構的典型。他們身上有著藝術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其角色功能十分相似。從政治官僚轉而追求藝術,陳師曾與金城需要應對相似的角色衝突與心理調適。儘管二人的創作風格不同,但是其社會認知結構十分相近,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及社會管理是自然結合在一起的。故此,兩人能在復興傳統這個‘藝術意志’的推動下能夠自然聯合,共同倡導並創立中國畫學研究會”。

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第五十一冊《湖社月刊》上,刊有陳師曾題金城之詩,狀述拱北先生的藝術人生,也無疑是惺惺相惜、彼此相契的友誼見證:“林泉幽雅稱吳裝,避世真堪老此鄉。觸手周秦金石刻,好同詩料付奚囊。未容小技薄雕蟲,寸鐵能通造化功。平世誰為丈夫事,安排畫稿與酬庸。

有緣“大西街王家”之孫

湖州市長興縣大西街著名的王家,自明初至民國,一門風雅,屬丹青世家。民國“浙西三名士”之一的王修,乃長興大西街王家第十七代,清末畫家王毓奎之孫。字季歡,又號楊弇、雲藍等。喜金石,工書畫,為我國近代知名的金石、書畫、版本學家,編輯並刊行了《長興詩存》《箬溪藝人徵略》《長興先哲遺著徵》《崇雅堂集輯存》等多種書籍,保存了長興歷代文著。

王修於一九一六年赴良山(原良鄉縣,今屬北京房山區)纂修縣誌,次年書成(未付印)返里。一九二〇年秋,他再次北上,此次偕眷居北京,任財政部僉事,前後五年。期間,他廣交畫師文友,夫婦二人與陳師曾相識。同為飽學之士,也同是來自南方的文人藝術家,又痴心金石之收藏研究,由此拉近彼此的距離,成為殷情良友。目前雖沒有文字發見他倆聚會、切磋交流的具體記載,但留存紙上的書畫是最好的見證。一九二五年春,陳師曾王修兩人合作了一幅水墨立軸《老樹騎崖》。款識:(一)修水陳衡恪;(二)圖醉後宿墨亂塗鴉,不問窮山與盡水,只知巖樹即瓊花,無礙又無遮。乙丑四月長興王修。(三)鈐印:師曾(朱)。——分明抒寫了兩位藝術家一番把盞所展露的才誼、性情與風雅。其時,王修夫人溫匋拜胡佩衡、姚茫父學畫。胡因此還創作了《長興十景圖》十幅條屏。陳師曾先後“嘗為其王修夫婦治印十餘方。後師曾弟子歷城俞劍華輯印《槐堂師弟子畫集》,他併為序作。”

一九二五年當年,溫匋南旋省親,王修旋亦寓居上海,發起組織了以研究金石書畫為宗旨之巽社,約集同好,自編週刊,名曰《鼎臠美術週刊》。“《鼎臠》是專說金石書畫的刊物,它在當時有如雨後春筍的雜誌和畫種中是別樹一幟的。”“該刊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創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張,至一九二七年停刊,共六十期。……為了影印書畫及金石拓本,所以用道林紙。”根據上海地方誌相關資料記載,《鼎臠》當時不僅在國內藝術界頗具影響,且遠銷日本與東南亞。就在這份“金石專業”的美術週刊上,王修約發了陳師曾的《摹印淺說》。它和一九二六年傅抱石所著的《摹印學》一起,顯示著當時印學研究的整體實力,構築著在篆刻創作領域一直迄今的深遠影響。

陳師曾通過對民國前期北京街頭的觀察和速寫,創作出了一部現實主義意筆人物畫《北京風俗圖》。《北京風俗圖》繼承了宋代的風俗畫傳統,以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反映民國前期北平底層勞動者的生存狀態。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北洋畫報》上連載了《北京風俗圖》。這本共計三十四圖的冊頁,打破了晚清人物畫囿於佛道、仕女、高士的藩籬,復興了宋代以來的風俗畫傳統,復原了民國前期老北京的風情;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關懷民生疾苦。這本冊頁一度為梁啟超收藏,當時他“花了七百金將其收購”。

同為長興大西街王家第十七代、居北京的湖州籍畫家王羽儀,在一九七八年離休後,歷時兩年完成了一百零三幅描述舊京風土人情的畫稿,題為《舊京風俗百圖》,海內外影響頗巨。而這批畫稿創作時直接“受影響”的源頭,是來自當年他觀賞了陳師曾的《北京風俗圖》冊頁。 據民俗學家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裡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王羽儀先生在梁啟超之子梁思成先生處借閱了冊頁《北京風俗圖》,非常喜歡陳師曾的風俗畫。王羽儀“即酷愛其深刻意義,加以鍾情於京華風物,因此也想畫京華風俗畫了。”

王羽儀(一九〇二——一九九六),字雨,祖父王毓辰、父王承吉均為畫家,自幼愛好繪畫。一九二五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今交通大學)鐵路機械專業,在平綏鐵路工作。一九二八年留學美國,獲普渡大學機械工程學碩士學位。次年回國後任平綏鐵路工程師、機務段長、廠長等職,曾任中國鐵路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王羽儀繪畫師從王夢白。工寫意花鳥,兼習寫意山水、人物。一九三二年為北京榮寶齋所作木版水印生肖花箋被魯迅與鄭振鐸收入《北平箋譜》。一九三七年曾遊歷長江三峽及西南各地,始作山水畫。一九七八年離休後,在好友端木蕻良的鼓動和協助下,繼陳師曾《北京風俗圖》之文脈,歷時兩年完成一百零三幅描述舊京風土人情的畫稿,題為《舊京風俗百圖》。經端木蕻良配詩和書法,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後在日本出版時改名《燕山風俗》。

扇面贈“學長”楊莘耜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春,陳師曾和六弟陳寅恪等由江南督練公署派遣赴日本留學。陳氏兄弟到達日本後,入東京弘文學院。該校是日本政府專門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一所補習學校。兩年後的秋季,陳師曾進入高等師範學校,所學專業博物科。

陳師曾斷斷續續在日本留學七年,中途曾於一九〇五年冬天回到南京省父,一九〇七年暑假回國一次。一九〇九年夏畢業回國。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認識了來自浙江湖州、同在東京、同學“博物科”的學長楊莘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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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莘耜(1883——1973)

楊莘耜(一八八三——一九七三),湖州人。十七歲中秀才,十八歲參加省考,因清廷廢科舉,而中途停考,被戲稱為“半路舉人”。一九〇三年經浙江省選拔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博物科。一九〇八年,畢業考試成績第一名,經浙江省留學生監督王志敏推薦,加上駐日使館內湖州籍館員埭溪人林鐵錚從旁推助,楊莘耜回國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博物科任教,兼任該校日籍教師翻譯,與魯迅同事,併兼任杭州府中學堂、安定中學生物教師。一九一二年,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篡奪總統之位後,繼續任命蔡元培為教育部長。蔡元培聘請魯迅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員,楊莘耜也被聘任為同司科員,兩人再為同事。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任命楊莘耜為吉林教育廳廳長。一九二〇年,冬回京任教育部編審,並在清華大學兼課。一九二一年,由總統黎元洪任命為安徽教育廳廳長。一九是二三年,辭職回到湖州,任設在湖州的浙江省第三師範學校校長、浙江省第三中學(現湖州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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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師曾贈楊莘耜扇面書法

與陳師曾的“關聯”,是楊莘耜一位現在湖州文化系統任幹部的外孫李之河發現的。今年春天,他在翻閱有關陳師曾的畫冊時,發現了兩張創作給他外公的扇面。一幅“行書七言絕句”扇面,十九cm×四十四cm,紙本,現中國美術館藏。釋文為:“雨餘石壁綠初齊,細拂苔痕認蕉題。讀罷支頤碧窗下,松花如雪打黃鸝。書此塵莘耜學長 陳衡恪”。鈐印:衡恪之印(白)。

一張《水仙蘭花》扇面畫,二十釐米乘以五十五點二釐米,紙本設色,作於一九二〇年,款識:“韻譜瀟湘 香生洛浦 莘耜道兄囑 衡恪”。鈐印“朽”“師曾”;鑑藏印有“安思遠”等。

根據兩張扇面創作的不同時段,楊莘耜外孫分析,那張書法,是兩人在日本東京留學“交集”期陳師曾送給“學長”楊莘耜的;那張畫,是楊莘耜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後所得。一九一三年,陳師曾辭去了長沙第一師範教員之職,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編纂處編審員,從事圖書編纂工作,自此,他的藝術活動範圍由南方移至當時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北京,直到逝世。而前一年,楊莘耜和魯迅受聘到了教育部。陳師曾與老友魯迅頻密交往,楊莘耜與魯迅既是同事又為良友,與陳師曾本是學長學弟關係,如今也成為教育部的同事。三人彼此很熟洽,陳師曾書法外再贈畫作給楊莘耜便在情理之中了。——魯迅在他的日記裡曾數十次提到陳師曾,三十一次提到楊莘耜,便是這種“淵源深長”情誼的一種見證。

清末民初,“文人士大夫”們因自身的文化素養也好、政治高壓下任職於官方機構的職員以一種“玩古董書畫嗜好可以保身免禍”也好、社會風氣使然也罷,讀博物科、後任公務員、教授而高收入的文化人楊莘耜,對收藏一直葆有熱情。按湖州地方研究史料記載,他“(祖上)是鉅富,所以既玩古董,又娶姨太太。……現代湖州收藏數楊莘老最富、最精。石濤精品有五六件之多。”李之河也曾多次跟筆者說起,小時侯外公家裡,牆面掛有很多畫,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將“舊”的取下,換上“新”的,幾乎就不重樣,都是名家大家之作,“我搞不清他到底收藏了多少畫。”故此,在彼此熟稔之下,是陳師增曾主動送“學長”,還是楊莘耜“有心”屬陳師曾而付潤資“求畫”,就變得不是太重要。而且,這只是目前發現的兩幅,也許還有更多。陳師曾與這位湖州教育家、文化人的更多的故事,為時光掩埋,只等有新發見的資料填充、豐富。

此外,就筆者目前較窄視域內所所查看到的資料,陳師曾至少還與其他一些在京的湖州人“交往”“交集”過。如與籍貫吳興的北大教授、書法家沈尹默。一九一五年,陳師曾與沈尹默及餘紹宋、林紓、王夢白等人組成“宣南畫社”,時常定時或不定時地聚會,因為聚會常常在餘紹宋位於宣武門南的家中舉行,所以命名為“宣南畫社”,此畫社持續了十二年的時間。再如錢稻孫。魯迅日記記載,一九一四年七月,“午同陳師曾曾往錢稻孫寓看畫帖”。此外,陳師曾還與錢玄同 、“三沈”中的另兩位沈士遠、沈兼士也相識、往來。因目前沒有尋訪、查找到更多資料,故不及在此詳述展開。

(節選自《榮寶齋》2017-08 總第1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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