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由於納粹瘋狂反猶，造成大批猶太人逃離德國及其佔領區，形成了衝擊全球的猶太難民潮……
當時，面對大批猶太人的出逃，經濟發達的歐美各國本來是可以施以援手的，但除了口頭上表示同情，並沒有採取實際援救行動，不少國家甚至嚴格限制難民進入。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那場危機導致的經濟崩潰和社會動盪，使歐美國家的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上升。政府為了迎合這股思潮，紛紛採取拒移民和難民於門外的政策，大批猶太難民首當其衝。1938年，在法國埃維昂舉行了一次專門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國際會議，與會國家對猶太難民都表示同情，但沒有采取任何具體的救助措施。用一位觀察家的話來說，這次會議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蓋它們無能為力的門面”。美國當時已是世界上猶太人最多的國家，卻對猶太難民進入實行嚴格限制。1939年5月，美國政府將載有900名歐洲猶太難民的“聖路易斯”號輪船拒之門外，其中大多數人被迫返回歐洲後遭殺害；1940年，美國國會否決了向難民開放阿拉斯加的議案；1941年，美國國會又拒絕了接納2萬名德國猶太兒童的建議。
正是在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中，面臨絕境的猶太難民想到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無需簽證就可進入的大都市上海。從1933年到1941年，通過上海進入中國的猶太難民超過3萬名。除數千人後又去了第三國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萬名左右猶太難民避難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這一數字比當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和印度所接受的猶太難民的總數還多。描寫德國實業家奧斯卡·辛德勒保護猶太人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就是根據真人真事創作的。下面的案例不為人盡知，但這段歷史不容忘卻。
1939年，一家猶太人離開德國前往上海，踏上難民之路
各國正義人士伸出援救之手
儘管歐美各國政府向猶太難民關上了大門，但廣大民眾、社團組織、慈善機構乃至不少中下級官員都對猶太難民非常同情，並想方設法救助他們。瑞士各界明裡暗裡接納了3萬名猶太人。西班牙吸收了一些猶太難民，並把他們送往美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各接受了一些“聖路易斯”號上的猶太難民。國際紅十字會一直竭盡全力營救猶太難民。一些國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設法救助猶太人。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是最早通過發放簽證的方式救助猶太難民的外交官之一，他頒發的簽證使數千猶太難民逃離納粹佔領區。日本駐立陶宛的領事杉原千畝在緊要關頭給數千波蘭和立陶宛的猶太難民簽發了去日本的中轉簽證，使他們得以逃脫納粹的捕殺。
瑞典“白色巴士”遠征軍
1944年底，挪威流亡政府派駐斯德哥爾摩的代表迪特萊夫（Niels Christian Ditleff）向瑞典政府提交了一個計劃，試圖救援仍滯留在德佔區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公民，包括猶太人。瑞典政府對此表示支持。1945年2月，瑞典政府派瑞典紅十字會副主席伯納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前往柏林與德國人商談。當瑞典人答應支付行動花費後，猶豫不決的德方同意了救援提案。瑞典政府派遣了一支“白色巴士”小組前往德國，其主要目標就是救援猶太人。
遠征軍由250名軍方人員組成，他們卸掉了制服上的軍徽，以紅十字會的標記代之。進入德佔區後瑞典人不得不在集中營裡一個接一個地尋找目標。4月初，絕大多數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囚犯—包括400名猶太人，都已成功找到。“白色巴士”遠征軍於4月中旬到達特雷西恩施塔德，從這座集中營內，他們帶回了423名猶太人。此後，“白色巴士”將行動焦點放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他們居然從那裡救出了7000名婦女，其中一半是猶太人。歷史學家估計，為“白色巴士”所拯救的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區的囚犯約有2萬至3.1萬名，其中猶太人有5000至1.1萬名。
瓦倫堡拯救匈牙利猶太人
1944年4月初，負責“猶太事務”的納粹高官艾希曼制訂了一個計劃，要將匈牙利的猶太人送去奧斯維辛集中營，其中三分之一充當勞工，其餘的則在毒氣室裡處死。從5月15日至7月8日，共有437403名猶太人被運走。7月7日，匈牙利總理霍爾蒂在國內外壓力下停止這一行動。幾天後，瑞典駐匈牙利公使館一等秘書瓦倫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抵達布達佩斯。他與布達佩斯的外交官群體密切合作，向匈牙利猶太人發放特製的“保護通行證”。擁有此通行證的人，將被視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
瓦倫堡還在布達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這些“瑞典猶太人”在等待轉移期間居住，並宣稱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領土。在這30幢房子裡，共藏匿了近1萬名猶太人。瓦倫堡一次又一次冒著生命危險，儘可能多地救援猶太人。有人描述了他的一次冒險經歷：“他爬上火車車頂，透過尚未被封死的窗戶，向車裡的人分發保護通行證。德國人命令他下來，可是他全然不為所動……發完護照後，他讓所有拿到護照的猶太人下車，走向附近停著的大篷車，這些車都噴成瑞典國旗的顏色。我不知道確切數字，但他的確拯救了好幾火車猶太人的性命。”1945年1月，蘇軍到達布達佩斯，那裡仍有9.7萬名猶太人倖存。1月17日，瓦倫堡前去與蘇聯軍方協商，從此失蹤。1957年，蘇聯宣告瓦倫堡已死於監獄。為表彰瓦倫堡的功績，以色列授予他“國際義人”稱號，美國也授予他榮譽公民。
門德斯向法國猶太人發放“救命簽證”
1940年春德軍入侵法國後，葡萄牙駐法國波爾多的領事館立即擠進了各類難民，都試圖獲得簽證，以逃離即將開始的納粹迫害行動。總領事門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對猶太難民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決定為所有申請者簽發簽證。面對下屬的質疑，他解釋道：“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人死去……我打算向所有申請者發籤證—無論他們有沒有能力償付簽證費。”門德斯的承諾立刻在波爾多的難民圈子中流傳開來，數不清的簽證申請表如雪片一般飛來。他只得開放領事館和自己家的房子，以容納擠得水洩不通的申請者。
他的侄子回憶道：“從1940年5月10日到這座城市被佔領之日，餐廳、畫室和領事辦公室都允許難民任意使用，男女老少擠滿了屋子，大多數是老人和病人。…… 叔叔因為勞累過度而生病了，下不了床。他權衡利弊得失之後，決定將領事館的全部設施向所有難民開放。”
葡萄牙外交部對門德斯的行為大為震怒，並命令他立即返回里斯本，還派遣了兩名“密使”，將他“挾持”至葡萄牙。當門德斯抵達西班牙城鎮比亞里茨時，發現西班牙邊境警察正依照葡萄牙政府的請求阻擋波爾多領事館所發籤證的持有者通過邊境。門德斯最終還是成功說服西班牙警察，使猶太難民拿著“波爾多簽證”通過邊檢站。門德斯回到里斯本後，葡萄牙外交部解除了他的職務，還剝奪了他應得的所有政府津貼。1951年，門德斯去世。1966年，以色列宣佈授予他“國際義人”稱號。22年之後，葡萄牙政府恢復了他的名譽。1996年，外交部重新給予他領事資歷，並決定對他的家庭“作出賠償”。人們會永遠記住門德斯說過的話：“對於我曾經做的一切，我毫不後悔。”
佩拉斯卡和布利茲救助匈牙利猶太人
1944年夏天，西班牙駐布達佩斯公使館負責人布利茲（Angel Sanz Briz）爭得西班牙外交部支持，與匈牙利政府協商後，向200名西班牙裔猶太人發放西班牙護照。他在布達佩斯四處奔走，詢問帶有黃色大衛星標誌的男男女女：“你們中有人與西班牙有關係嗎？”然而，在以德裔猶太人為主的布達佩斯，他一共只找到了45名符合條件的猶太人。於是他便向其他猶太人發放“保護通行證”，原本200人的限額也被他刻意解釋為200戶猶太家庭。他甚至通過一直髮放序列號小於200的證件來規避人數限制。為了保護得到通行證的猶太人，布利茲還建立了四座領館下屬的庇護所，讓猶太人居住在內，以躲避納粹的侵襲。他聘請了一名叫佩拉斯卡（Jorge Perlasca）的意大利裔西班牙人，負責監管這些庇護住宅。
後來，布利茲因西匈兩國關係惡化而離開布達佩斯，佩拉斯卡承擔起了救助猶太人的任務。他宣稱：“布利茲已留下特別指示，在他不在布達佩斯的這段時間，任命我全權履行他的一切權力與職責！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此後，佩拉斯卡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國官員都相信，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辦。實際上，他根本沒有任何官方外交職位。一天早上，他前去布達佩斯的約採夫法羅斯火車站尋找兩名被劫走的猶太兒童。他找到這兩個男孩後，催促他們趕緊上他的黑色別克轎車，這輛車懸掛著西班牙國旗。此時，一名德國士兵走過來，命他交出孩子。佩拉斯卡厲聲對德國士兵說，自己的車屬於“外國領土”，如果他碰這兩個男孩，就觸犯了“國際法”。德國士兵遂推開佩拉斯卡，試圖抓住孩子。正在雙方推搡扭打之際，一個納粹官員走過來，命令士兵別再管那孩子。然後他告訴佩拉斯卡：“走吧，儘管帶他們走吧。反正遲早他們得死。”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還有一次，一批人闖入西班牙庇護住宅，掠走了一些猶太人。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時出現，並警告這夥人的頭目，這一行動將破壞匈牙利和西班牙的關係。於是，那些人不得不將猶太人交還給佩拉斯卡。歷史學家認為，佩拉斯卡和布利茲共救助了大約5200名猶太人。他倆都被以色列授予 “國際義人”。
荷蘭外交官用“無需簽證”印章救助猶太難民
1939年9月德軍攻佔波蘭，大批波蘭猶太人湧入立陶宛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對於這些猶太難民來說，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是：如何在德國人來到之前離開這個國家？為此，他們必須獲得某個國家發的入境簽證，至少是中轉（過境）簽證。在這緊要關頭，荷蘭駐拉脫維亞大使暨波羅的海各國代表德克（L.P.J.de Dekker）收到一位荷蘭籍猶太人來信，詢問去荷屬殖民地庫拉索是否需要簽證。德克回信告訴他，進入庫拉索無需簽證，但需要獲得該島總督頒發的登陸許可證。德克明白，猶太人幾乎不可能獲得這樣的許可證，但他突然想到，“去庫拉索無需簽證”的印章也許能幫助猶太人獲得其他國家發放的中轉簽證。於是，他立即通知荷蘭駐立陶宛代理領事茨華登迪克（Zwartendyk）可以在猶太人的護照上加蓋這一印章。
當時，茨華登迪克也正在想盡辦法幫助猶太人。此後一段時間，他給數千名猶太難民的護照加蓋了“去庫拉索無需簽證”的印章。獲得這個印章的猶太難民又從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處獲得了去日本的中轉簽證，從而逃離了立陶宛。1941年6月22日德軍進攻蘇聯，隨即佔領立陶宛，沒有離開那裡的猶太人全部被殺害。獲得中轉簽證到日本的數千猶太難民無法獲得去美國的簽證，也沒有去庫拉索，最終來到上海，並在上海度過了整個戰爭時期而倖存下來，其中包括歐洲最有影響的密爾經學院的全體師生。戰後，密爾經學院在紐約和耶路撒冷重建。至今，該院師生每年都要來到上海，以紀念他們逃離大屠殺的難忘經歷，也感謝荷蘭、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著名的密爾經學院師生們奇蹟般地逃脫了大屠殺的魔爪，從歐洲來到上海，在上海阿哈龍會堂繼續學習
瑞士在納粹壓力之下的暗中救助
在猶太難民事務上，瑞士之所以被迫與德國人採取合作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德軍潛在入侵威脅的恐懼。同時，瑞士銀行是德國從佔領地區攫取大量錢財的主要儲存和流通管道。1939年10月19日，瑞士政府發佈法令規定，將驅逐所有非法進入瑞士領土的難民。有些官員無情地執行如上法令，然而在很多地方，當地官員卻千方百計地幫助“非法難民”。例如，為了使3600名猶太人繼續留在瑞士境內，聖加侖市警察局長格呂寧格爾上尉（Captain Paul Grüninger）修改了他們的簽證，結果遭革職處分。儘管很多人警告他停止此類“非法”行動，但格呂寧格爾堅持憑自己的良心行事，終於招致蓋世太保的關注，將他的行動報告至伯爾尼的瑞士警察部門。格呂寧格爾失去了公職和所有政府津貼，在貧困中度過了餘生。
1971年，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宣佈他為“國際義人”。在耶路撒冷舉行的“國際義人”稱號授予典禮上，格呂寧格爾對自己行動的解釋是：“那施予救援的傾向，根植於我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和我的世界觀……上帝一直在以一種充滿力量的方式幫助我。”瑞士對難民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正是這種模糊政策，提供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空間。整個二戰期間，約有29.5萬名難民通過或滯留瑞士領土，其中51129人是沒有入境簽證的平民，約3萬名猶太人在瑞士某處找到了避難所。
拉丁美洲各國對猶太難民的救助
拉丁美洲國家雖然遠離歐亞大陸的戰火，卻也難以避免遭受世界大戰的衝擊，歐洲猶太難民試圖在拉美尋找避難地，就形成了這樣的衝擊。1941年前，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國向猶太難民打開了國門。到1941年後，由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不斷披露，拉美不少國家都開始接受猶太難民。到二戰後，拉美更成為許多歐洲猶太難民包括來華猶太難民的新定居地。
多米尼加共和國
前文已提到，1938年在法國埃維昂舉行了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國際會議。會上，32個與會國家中只有拉美國家多米尼加共和國表示願意接受猶太難民。瞭解到多米尼加願意接收從事農業的猶太人之後，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JDC）立即創建了一個特殊的組織，名為“多米尼加共和國定居協會(Dominican Republic Settlement Association, DORSA)”，隨後資助該協會在多米尼加城鎮索蘇阿（Sosua）購置了26000公頃曾被開墾為香蕉種植園的土地。
1940年1月30日，DORSA官員與多政府簽署了協議：“共和國……同意給予定居者及其後代完全的機會繼續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免受騷擾、歧視或迫害，給予完全的宗教自由……民事、法律和經濟權利，以及其他人類生而擁有的權利。” 然而，由於大西洋的潛艇戰以及同盟國運輸軍隊和物資對船隻的需要，難民的遷移極其困難。在該計劃開始的第一年，只有50名猶太人抵達多米尼加共和國。這些猶太難民定居在當時還是叢林的索蘇阿，每戶領到80公頃土地，10頭牛，一頭驢和一匹馬。DORSA從巴勒斯坦請來了基布茲的專家，向索蘇阿移民傳輸集體農業的知識。專家們還幫助難民設計並建造了肉類加工廠、黃油和奶酪工廠。美國參戰後，海上交鋒愈發激烈，橫跨大西洋變得更加艱難，但是仍有少量難民陸續抵達多米尼加。
1941年10月，納粹開始禁止歐洲猶太人向外移民。此時，索蘇阿的猶太人口達到頂峰，共500人，DORSA已投資約一百萬美元。1944年，索蘇阿的狀況得到了進一步改善。DORSA開始給予定居者私有產業。猶太居民們此後專注於畜牧和黃油、奶酪的生產，乳業生產也日趨繁榮起來。戰後，儘管一些人遷居美國或以色列，另一部分人仍選擇留下。此後，索蘇阿一直有約25戶猶太家庭。多米尼加的大部分黃油和奶酪消費都由他們的乳業生產供應。在索蘇阿猶太會堂的邊上，有一所博物館。館內展覽的最後一行解說詞是：“索蘇阿，生於痛、長於愛，終將代表生命的勝利。”
玻利維亞
1941年前，拉美國家之所以不願接納猶太難民，一是擔心外來新移民使失業率進一步上升，二是德裔居民受到納粹影響而同情反猶主義，對政府施加壓力。但是，1941年後納粹屠猶駭人聽聞的暴行不斷傳來，使一些拉美國家改變了對猶太難民的態度，其中玻利維亞最為突出。該國之所以能向猶太難民打開大門，是與猶太裔礦業巨頭霍卻系爾德（Mauricio Hochschild）的重要作用分不開的。此人控制了玻利維亞礦產的三分之一，還與總統關係密切。在與巴拉圭的戰爭後，玻利維亞政府急於通過吸收歐洲移民振興經濟。霍卻系爾德便抓住了這一機會，通過玻利維亞駐歐洲的五個大使館接納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難民。這些難民經海路抵達智利後，又坐被稱作“猶太快線”的火車進入玻利維亞。霍卻系爾德在玻利維亞定居協會（Sociedad Colonizadora de Bolivia，SOCOBO）和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協助下，共出資16萬美金支持培訓猶太人參與農作。許多猶太難民隨後又通過寬鬆的邊界進入周邊國家，尤其是阿根廷。據不完全統計，1941年後直至1948年，玻利維亞接納了超過2萬名猶太難民。
墨西哥
在納粹變本加厲地迫害猶太人之際，墨西哥駐法國馬賽外交官薩爾迪瓦（Gilberto Bosques Saldivar）命令領事官員向任何有意逃亡去墨西哥的難民發放簽證和護照，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和其他難民。薩爾迪瓦還在馬賽附近租了一棟城堡和一個夏日度假營地供難民短期居住，稱這些房產屬於墨西哥領地。1943年，蓋世太保逮捕了薩爾迪瓦一家和40名領事館工作人員，直到一年後墨西哥政府通過交換囚犯將他們救出。
薩爾瓦多 1938年，時任薩爾瓦多駐漢堡領事的卡斯特拉諾斯（José Arturo Castellanos）就注意到了猶太人在德國的絕境，請求上級允許他頒發簽證，幫助猶太人離開德國，但是卻收到了禁止發籤證的命令。1939年1月2日，他再次寫信給外交部長，但仍然沒有得到許可。1941年，卡斯特拉諾斯成為駐日內瓦領事。眼看猶太人的處境日趨悲慘，他作出決定，無視上級指示，向數千名猶太人發放薩爾瓦多護照，以保護他們免受驅逐。 這些猶太人與薩爾瓦多沒有任何聯繫，甚至連西班牙語都不會說，但是這份來自中立國的證件為他們提供了保護，甚至挽救了他們的生命。匈牙利猶太商人曼德爾 （George Mandel）在二戰前即與卡斯特拉諾斯密切合作，並給自己取了非常像西班牙裔的化名曼太羅（Mantello），後被卡斯特拉諾斯任命為領事館的一等秘書。經卡斯特拉諾斯同意，曼太羅向數千名歐洲猶太人發放了薩爾瓦多護照或身份證。1944年5月，薩爾瓦多政權更迭，新總統與積極拯救猶太人的西方國家意見一致，自此卡斯特拉諾斯的營救行動獲得了支持。2010年，以色列授予卡斯特拉諾斯“國際義人”稱號。
二戰結束後，拉丁美洲成為大屠殺倖存者的重要移民目的地。超過2萬名無家可歸的猶太人移民到了該地區。他們的目的地主要是已有一個活躍的猶太社團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前往玻利維亞、墨西哥、薩爾瓦多、巴西、巴拉圭、巴拿馬、智利、哥斯達黎加等國，其中包括不少來華避難的猶太難民。
漂洋過海的猶太難民
英美兩國在壓力下對猶太難民予以有限的救助
1933年德國開始排猶後，英國和美國對猶太難民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一方面，由於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國內民生狀況惡化、失業率急劇上升，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情緒瀰漫，嚴格限制乃至拒絕包括猶太難民在內的移民入境的主張一直居於上風。英國不但嚴格限制猶太難民進入本國，而且對猶太難民關閉了國聯委任英國統治的巴勒斯坦的大門。前已提及，擁有龐大猶太社團的美國也對猶太難民入境加以種種限制。另一方面，出於對納粹的痛恨和對猶太人的同情，英美各界人士，包括政府中的有識之士，也做了一些救助猶太難民的善事。特別是到了戰爭後期，隨著納粹大屠殺的真相逐漸披露，救助猶太人已經成為英美社會的共識，兩國政府的政策也隨之調整。從1938年到1945年的長時段看，英國救助猶太難童和美國安大略堡緊急難民庇護所是兩個“有限救助”的典型案例。
英國救助猶太難童
1938年11月16日，就在德佔地區發生的“碎玻璃之夜”暴行震驚世界後幾天，經英國內閣討論，英國難民委員會決定接納17歲以下、沒有親屬陪伴的猶太難民兒童。此後，跨教派聯合組織“德國兒童關愛運動”（後更名為“難民兒童運動”the Refugee Children's Movement）向德國和奧地利派出人員，遴選和運送兒童難民。他們吸引了不少當地的青年志願者，為了共同目標不分晝夜地工作。
1938年12月1日，第一批難童離開柏林，並於次日抵達英國。1939年9月1日，就在二戰爆發之時，最後一批成功獲救的難童離開德國。此後，營救工作被迫結束。此次施救行動的範圍相當廣，除了德國以及德佔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還包括波蘭和但澤市。整個施救工作的重心前三個月在德國，之後轉向奧地利。從 1939 年 3 月德國軍隊開進捷克斯洛伐克起，後又轉向捷克斯洛伐克。在波蘭和但澤的施救工作，主要於1939年2－8月進行，但只救出了3車廂的兒童難民。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不少獨立的英國組織、家庭和個人，也為營救兒童難民作出了貢獻。例如“青年阿利亞” (Youth Aliyah)和德國猶太人理事會(the Council for German Jewry)兩組織，出於為巴勒斯坦培養農業人才的目的，將數百名年齡較大的猶太難童接到英國，再設法將他們送去巴勒斯坦。史勒辛格一家( the Schlesingers)不僅從德國營救了12名猶太兒童，而且為他們建立了一個青年旅館。被譽為 “英國辛德勒”的溫頓 ( Nicholas Winton) ，幾乎憑一己之力，從捷克斯洛伐克成功救出難童669名。拉比舍恩菲爾德( Solomon Schonfeld)成功營救了數千名猶太人，其中難童達300人。
戰爭結束後，大約有一半在英猶太難童繼續定居英國，其餘的則移居美國、以色列等，也有返回自己祖國的。英國救助猶太難童行動救出了上萬名猶太兒童，但也導致了他們與父母的分離。這些難童中有些人的父母后來到了上海避難，戰後得以與子女重逢。但是，大多數赴英難童的父母均在納粹屠刀下喪生。
美國安大略堡緊急難民庇護所
1944年年初，納粹在歐洲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消息不斷傳到美國，使各界人士義憤填膺，美國政府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全世界都希望擁有最大猶太社團的美國承擔起救助大屠殺受害者的責任。羅斯福總統因此決定建立“戰時難民委員會”，向美國和歐洲的救援計劃提供資金，該項行動為大約20萬名猶太人的獲救作出了貢獻。1944年6月12日，羅斯福總統宣佈在紐約州奧斯威格的安大略堡設立自由港，建立緊急難民庇護所。
接著，美國派出的特別代表阿克曼（Leonard Ackerman）前往意大利指導難民的挑選工作，並將被選中的難民集中在那不勒斯港。選擇難民的條件是：只有走投無路的難民才有資格進入美國，而且應以婦女和兒童為主；除了維持難民營運作的若干拉比、醫生和技工外，身體健全的參軍適齡男性將不被考慮。1944年8月3日，982名來自18個國家（大多是猶太裔）的難民抵達紐約，然後坐火車前往緊急庇護所。羅斯福將他們稱作自己的“客人”，從而避開了十分苛刻的移民人數限制。但是，這些難民也因此沒有移民身份，無法離開安大略堡，甚至不能尋覓工作或拜訪親人。關心難民的各界人士不斷地遊說國會和總統，懇請他們允許這些“客人”留在美國。1945年5月，德國投降，安大略堡的難民何去何從成了迫在眉睫的議題。1946年2月，國會小組委員會終於投票通過了將安大略堡緊急難民庇護所關閉的議案，於是杜魯門總統得以允許這些難民合法進入美國。同時，杜魯門總統向所有大屠殺受難者打開了美國的大門，於是大量猶太難民擁入，其中包括許多來到中國的猶太難民，他們也在美國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儘管存在諸多困難，1933年至1945年間仍有許多猶太人衝破重重障礙、利用各種政策縫隙進入美國。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總共有多少人，只知道他們中的一些名人，如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後來成為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等等。只有進入安大略堡緊急難民庇護所的那982個難民，卻是清清楚楚記錄在案的，儘管其中少數人並非猶太人。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18年07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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