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9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開國人自建鐵路之先河的工程師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梁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啟錨了。船上30名統一著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意。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篾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首先不能不說，在對華交往中，美國是當時西方列強裡不良記錄最少的國家，清廷對美國有一種信任感。
其次要談到“蒲安臣條約”。蒲安臣於1861年至1867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並調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紛爭，成為第一個對清政府具有重大影響的外國公使，離任後還被清政府聘為出使大臣，委託他代表中國政府訪問歐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訪問中，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世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公民有居住、入學互惠權利。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即奠基於此。
最後應該歸功於“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容閎。因其畢業於耶魯大學，熟悉美國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業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學生留洋的地點定在美國，也便在情理之中。
自1872年(同治11年)起，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最幼者10歲，最長者16歲，平均年齡12歲。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照值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政客著眼於“更大的實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謀遠慮。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抵達康州哈德福城時，容閎親自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中。
當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際，中美外交關係尚未正常化，美國在中國派有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在外卻無使節。以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名義，常駐美國康州哈德福城，負責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別是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和容閎。1874年，李鴻章撥款美金四萬三千元，授權容閎在哈德福城建造寬敞的3層樓房一座，可同時容納幼童出洋肄業局的所有職員、教師和75名學生，餐廳、廚房、宿舍及浴室俱備，作為幼童肄業局永久性的駐美總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
讓陳蘭彬、容閎出任肄業局的正副委員，出於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重臣的薦舉。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後來成為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講辭中回憶：“最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著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為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15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為忠君愛國象徵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肄業局委員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為數典忘祖。
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沒有消歇過。光緒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個摺子，彈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語。……或習為遊戲，或流入異教，非徒無益，反致有損，關係實非淺鮮”。
總理衙門接連聽到對留美幼童事業不利的聲音，開始徵求重臣及相關人士之意見，有的主張全撤，有的主張半撤半留，有的主張整頓。而主張全撤者佔據主流。
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赴美120名幼童中，於1882年返華者計94名。其餘或因犯規，或因品學欠佳，或因剪辮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幾位違令不歸，而長居美國。
清廷關於是否撤回幼童曾經開展討論，但對於撤回的幼童，怎樣助其完成學業，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卻沒有擬定任何辦法。作為直隸總督，又在大興實業急需人才的李鴻章，努力不讓幼童埋沒於官場，94名幼童中，頭批21名送電信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安插於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但正如黃開甲所抱怨，這種“完全不按個人志趣及在美所學”的辦法，傷了幼童們的心，他憤怒地質問：“這就是東西雙方影響下，中國政府的‘進步政策’嗎？”並強烈質疑清王朝的統治的合法性，認為其必須徹底改革，“才適合治理它的萬千子民。”這裡，“美國化”的影子顯示出來了。
儘管有種種不如意，回國的幼童們還是綻放了他們的才華。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9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開國人自建鐵路之先河的工程師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梁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幼童為國家獻出了生命。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於軍中的幼童表現英勇，慷慨捐軀。美國駐華公使特地於1884年中法海戰後，照會總理衙門，說“中法閩省之戰，中國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為出力者，則系揚武船內由美國撤回之學生。……想該學生等出洋習業，曾有謂其惟務洋學，恐與中國事理，諸多未諳，難為有用之才。茲閱前因，足見深明大義，均能以死力報效，實為不負所學。”最後建議，“尚望貴國於幼童出洋一事，嗣後仍按時舉辦，將見人才輩出，貴國興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這時慈禧已借中法海戰撤換全部軍機大臣，政局的動盪，加上主持中樞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計劃終未恢復。
（本文摘自：中國新聞網，作者：佚名，原題：晚清留美幼童中途撤回 僅有詹天佑等二人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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