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人際傳播的娛樂方式也由它的超穩定性而逐漸積澱形成了民俗性的文化生活方式，並在全體人類的範圍內呈現出豐富多彩、迥然有異的娛樂內容和形式，比如愛爾蘭的風笛演奏和傣族的潑水節之間的形式差異和內容差異。大眾傳播方式的出現，不僅使娛樂的傳播方式得以超身體、超自然、超時空，而且把先前各種地域性的、民俗性、季節性的娛樂內容普遍化、類同化、標準化為大眾傳媒所能理解和欣賞的方式，也就是說，在大眾傳播的視野中，娛樂越來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乃大眾公共的娛樂對象之一。
書籍閱讀是18世紀以來大眾主流的休閒選擇方式之一，儘管目前它有一點式微的趨勢（中國近幾年的讀書調查統計數字都十分令人失望，書籍閱讀量和書店堂皇的建築構成有趣的反諷）但依然是不可忽視的文化渠道。書籍傳播的權威性一方面是建立在它被認為是文化修養的必須途徑上，所以書籍常常被看成是個體修養的重要手段。看書不僅是大眾的高雅消費，同時是一種文化認同方式。按照尼爾·波茲曼的說法：“閱讀過程能促進理性思維，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沃爾特·翁格所說的‘對於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閱讀文字意味著要跟隨一條思路，這需要讀者具有相當強的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1]另一方面，書籍的傳播權威建立在人類對語言能指符號的長久信仰基礎上，弗萊曾經說過，“書面文字遠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提醒物；它在現實中重新創造了過去，並且給了我們震撼人心的濃縮的想像，而不是什麼尋常的回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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