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歌》這首詩以感嘆古代和氏璧與"燕石十襲"等真假不分、不識良材的歷史典故為引子，表達作者對明代中期奸官當權，不同政黨之間相互攻擊現象的不滿。有明一代，自嘉靖、萬曆以來，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吏治腐敗，官員結黨營私，相互攻擊不止，致使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嘉靖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是以藩王繼承帝位的，其父親是興獻王朱祐杬，但他實際上是以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繼承人的身份登上皇位的，所以朱厚熜即位後就面臨著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即他是要稱自己的生父為皇考呢？ 還是稱孝宗為皇考呢？世宗下旨令群臣討論這個問題，朝臣各抒己見，產生了分歧。以楊廷和為首的一派，主張應遵循封建禮法， 稱孝宗為皇考，而稱興獻王為皇叔考。而以張璁為首的一派則積極迎合世宗的態度，主張繼統不繼嗣，應稱興獻王為皇考，稱孝宗為皇伯考。兩派爭了三年，最終以世宗作為後臺的張璁派取勝，反對派一百三十四人被廷杖下獄，十六人被杖死，還有一些被罷官或謫戍。而張璁卻因迎合世宗的旨意得寵， 取得了內閣首輔的地位。
封建史家把統治階級內部這場大辯論稱之為"大禮議之爭"，其實質是官僚集團為爭奪內閣首輔權力而進行的鬥爭。不過，嘉靖朝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雖然激烈，但還沒有形成固定的門戶。而到了萬曆朝，由於社會危機的加深，各派官僚集團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衝突發展到了高峰，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更為尖銳複雜，黨爭也就更加激烈了。
明世宗朱厚熜
明朝黨爭的尖銳化是從萬曆朝的"爭國本"開始的。明神宗的皇后無子，王恭妃於萬曆七年（1579）生下朱常洛，鄭貴妃於萬曆十四年生下朱常洵。而王恭妃不得龐，鄭貴妃卻最得神宗的喜愛，因而鄭貴妃就恃寵企圖為其子朱常洵謀取皇位的繼承權。但是，當時的一些大臣根據封建宗法制度所謂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屢次上書請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而神宗意在立朱常洵為太子，所以對冊立太子的事一再推託延遲。於是輿論蜂起，有的懷疑鄭貴妃從中作梗，有的則攻擊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沒有依法辦事。申時行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辭官。但是，另兩位主張立朱常洛為太子的輔臣許國和王家屏，也因違反了神宗的意願，被逐出閣。這個問題爭了十五年，一直到萬曆二十九年，神宗才最終冊立朱常洛為太子。
朱常洛，影視劇照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地主階級認為太子為"天下之本"，所以歷史上把這次事件，稱之為"爭國本"。在"爭國本"時，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主張冊立朱常洛，引起了神宗的強烈不滿。萬曆二十二年在推舉內閣大臣時，顧憲成又推舉了因擁立朱常洛為太子而被罷官的王家屏，再次違逆了神宗的意旨，因此不久就被罷職回老家無錫。無錫城東有座東林書院，是宋朝楊時講學的地方，顧憲成和其弟顧允成等人提倡把它修復。修復後，顧憲成和高攀龍、錢一本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在裡面講學， 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當時一些對世道看不慣， 和執政當局合不來的的士大夫，紛紛聞風響應。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在講學之餘，還在東林書院議論時政，和當權派相對抗。他們的言論得到社會上一些對現實不滿的地主、官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支持。東林書院無形中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就把他們稱為"東林黨"。
顧憲成，雕像
浙江寧波人沈一貫善於迎合神宗旨意，於萬曆二十二年入閣，三十年始任首輔。他糾集浙江籍京官，專與東林黨人作對，被稱為"浙黨"。此外，還有"齊黨"、"楚黨"、"宣黨"、"昆黨"等。他們都是以地緣關係串通為幫派體系，其中以浙黨勢力最大，齊、楚諸黨都依附於它，聯合攻擊東林黨。在激烈的鬥爭中，各黨都利用"京察"的機會作為打擊對立派的手段。所謂"京察"，是明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在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 分別給予升任、降調或罷免等獎懲，凡是在京察中被罷官的，終身不得起用。所以京察也成為各黨排斥異己，打擊政敵的最好機會。
明朝萬曆年間，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東林黨人目睹政治的腐敗，要求改革弊政，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他們在位時敢於彈劾執政大臣，抨擊貪婪奸詐的太監，甚至直言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朝政弊病；罷官閒居的時候，則通過"清議"的方式，發表政治主張，議論時政得失。東林黨人的言行和政治見解，雖然贏得了社會廣大階層的同情和支持，但不能為腐朽昏聵的皇帝所採納， 也引起了反對派官僚集團的仇視。所以，不僅他們的改革夢想破滅了， 而且還招來了日後反對派對他們進行殘酷無情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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