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數稱……柳下惠”(《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孟子也“反覆差……柳下惠之德”(《孟子·萬章下分趙咬注)，柳下惠對孔、孟產生了影響是可以肯定的。那麼，柳下惠到底在哪些方面對孔、孟產生了影響呢?要而言之，還是在道德的層面上表現較為明顯。
在春秋時期，“仁”字是道德的代名詞，生活在春秋前期的柳下惠曾以“仁”評人。“仁這個字，在殷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中都沒有發現。《尚書》二十八篇有一個仁字，《詩經》三百篇有兩個仁字，其意義都不很清楚。只是到了春秋時代，仁才被人們越來越多地提起。在《國語》中，仁字凡二十四見，基本意義是愛人。《左傳》中仁凡三十三見，除愛人外，其它幾種德行也被稱作仁。”(匡亞明《孔子評傳》第181頁，齊魯書社1985年版)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說，仁“這個字不必是孔子所創造，但他特別強調了它是事實”，這是沒有疑問的。一部《論語》，“仁”字凡，絕大多數都是作為道德概念出現的。繼孔子把“仁”作為一種道德思想體系之後，孟子也對作為道德規範的“仁”進行了發揮。既然如此，從柳下惠的口中說出召仁”字，就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了。
《國語·魯語上》記，減文仲令國人“祀愛居”時，柳下惠批評道:“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韋昭注曰:“仁者心平，故可論功。”有功則祀，無功則否;無功而祀，即為不仁。這與孔、孟“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份》)以及仁者“愛人”(《論語·頑淵》、《孟子·離委下)))的思想是相通的。
應該說，柳下惠是我國古代較早談論“仁”這個概念的人。由於文獻不足，柳下惠的有關言論僅此一見，但是，前已述及，柳下惠的這一看法卻為孔子所接受。我們當然不能說孔子“仁”的道德思想與柳下惠有必然聯繫，但孔子在柳下惠那裡借鑑了某些思想材料卻極有可能。學者們在論述孔子思想體系的淵源時，無不認為他的思想受到了魯國特定環境即當時魯國國情的影響，那麼，處在魯國社會中的著名人物對孔子的影響就更為直截。楊伯峻先生就說，孔子對春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評，有的作惡評，有的不加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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