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皇帝兩次伐遼,野史說他得位不正,毛主席評價其總不省,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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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中的“弒”,專用於卑者對尊者的殺害。

臣下把皇帝殺掉了,子女把父母弄死了,要用準確的漢語來表達,就得用“弒”。在我國數數千年的歷史上,登上龍位的帝王達三百多位,被“弒”掉的數量不少。所以,一提“弒”,在中國,專指皇帝腦袋搬家。被“弒”,很不快活。

外國有斷頭臺,咔嚓一刀,頭顱跌落下來,即使痛苦,也是瞬間之事。而中國皇帝被弒,推翻者絕對不會讓萬歲爺死得痛快。勒死,淹死,毒死,悶死,吊死,燒死,不一而足。

此皇帝兩次伐遼,野史說他得位不正,毛主席評價其總不省,無能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嗣後,由他起,從北宋的真宗一直到南宋的高宗,一百多年間,是他嫡傳的這一支掌控政權,自然,他們哪能給祖宗抹黑呢,宋太宗的一切惡行,都被漂白了。

修正史者,多為名列廟堂的官員,對於人和事,褒和貶,一字著筆,往往思量再三,持極審慎的態度。他們對於家國的盛衰興亡、人物的悲歡離合,也不是心如古井、無動於衷的,但提倡什麼、反對什麼的主流意識,總是要約束個人感情的弛張。野史作者多為藏身山林的文人,容易沸騰,容易爆炸,容易在筆墨中透露出愛憎分明的態度,所以,這種不受官方鉗制的民間話語,或許比正史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此皇帝兩次伐遼,野史說他得位不正,毛主席評價其總不省,無能

宮廷裡的權力鬥爭,從來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趙匡義的政變,無論怎樣掩人耳目,仍是疑竇叢生。儘管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在《涑水記聞》這部記載宋代早期史料的著作中,對這個“兄終弟及”的過程採取了諱莫如深的態度。但《湘山野錄》、《建隆遺事》、《東都事略》等野史,就沒有這種導向上的顧忌了,因而給後人留下了線索。即是以元代大臣脫脫主修的《宋史》說法“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遼史》說法“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一個“遂”,一個“自立”,字裡行間,看得出正史也認為趙匡義取得帝位並不是正常的繼承。明代張燧說過:“藝祖舍子立弟,亙古未有,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此皇帝兩次伐遼,野史說他得位不正,毛主席評價其總不省,無能

毛澤東對他評價不高,說他“總不省”、“不知兵”、“無能”。

宋代文瑩的野史筆記《續湘山野錄》,描述了趙匡義弒兄的整個過程:“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女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寂然,無所聞,帝已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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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史書上所稱“燭影斧聲”的千古疑案。

據《續湘山野錄》:“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

如此看來,這是一個醞釀已久的陰謀,一切顯然都按照早就擬定的腳本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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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興國四年(979),太祖之子德昭被迫自殺;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僅二十三歲的德芳突然夭亡;雍熙元年(984),太祖幼弟廷美在憂悸成疾中死去;還有一個廷俊,太宗根本不承認是兄弟,說是來歷不明的帶犢子,自然也就不知所終。由於他把所有可能危及統治權力的親屬分別用各種殘忍手段一一加以屠滅,趙氏皇族中的白色恐怖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致他自己的親生兒子元佐也受不了頻繁出現的驚嚇,害了一場大病,最後成了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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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位權力狂人,箭傷復發,五內俱焚,死於非命,似乎也有一點罪有應得的意思。

強烈的權欲,驅使人墮落,驅使人無惡不作,這對趙匡義來說,是絕對應驗了。

我想,歷史所以成為一面鏡子,就是因為它能夠給我們一點清醒。

若是權力加上清醒,足夠大的權力,有足夠多的清醒,趙氏兄弟的悲劇大概是不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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