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層出不窮。但是其中堪稱翹楚的就要數明末清初顧祖禹所編纂的《讀史方輿紀要》。與以往追求考據的地理著作不同的是，《讀史方輿紀要》最大的特點是經世致用。當然，這也與顧祖禹生活的年代以及出身有關。
顧祖禹
作者顧祖禹生活在明末清初，曾親眼目睹了明朝滅亡。顧祖禹的高祖和曾祖分別是明朝嘉靖、萬曆年間的進士，深受明朝恩典。所以，顧祖禹自小就懷揣著忠君報國的思想。明亡後，顧祖禹秉承亡父遺志，雖然清貧卻仍堅持“反清復明”，並於1674年三藩起兵後隻身投奔耿精忠。即使一切塵埃落定，顧祖禹卻還未死心，為給後來者留下“民族光復之用”的工具，顧祖禹便拿起筆來繼續編寫並完成了《讀史方輿紀要》。
關於此書為何起名為《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如是說：
“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故曰《讀史方輿紀要》。”
意思是：大地靜而不變，故稱為方；大地廣博而象車輛一樣，裝載萬物，故稱為輿，此書以古今的地理來論述歷史，又以古今的歷史來說明地理。歷史是理解地理的嚮導，地理同時也是解釋歷史的圖集。對於那些與歷史不符，或史書所載與地理不合的，都不敢隨便寫進書裡。因為此書將歷史和地理結合起來，故叫做《讀史方輿紀要》
前文已述，《讀史方輿紀要》乃是經世致用的史地作品，對於此書與其他史地作品有哪些不同？顧祖禹的好友魏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
大體來說，《讀史方輿紀要》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共九卷，主要是按照歷史順序，敘述歷代的州域形勢。
第二部分共114卷，分別以明朝兩京（北直—直隸和南直—江南），十三省布政使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為敘述對象，分別敘述各京省所屬的府、州、縣的情況。但凡敘述每京或每省，當先一卷必定先講清該京、省的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屬府、州、縣的名稱、以及各個府、州、縣境內的山川、河流、地形險要；然後再自第二捲開始介紹各個府州的情況。先表述清楚此府、州的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屬縣名；然後再一一介紹各縣情況。至於各縣都的介紹，主要是其境內的城鎮、山川、關隘、橋樑。同時，顧祖禹還在書中對地名等做了詳細的註解，使人讀時趣味無窮。毋庸置疑，第二部分是《讀史方輿紀要》的核心。
第三部分6卷，主要採錄以往歷史地理書中對山川、河流、漕河、海運的記載。
第四部分則是最少，僅有一卷，主要是採錄歷代關於各地星宿分野的說法。即：我國古代占星術認為，地上各周郡邦國和天上一定的區域相對應，在該天區發生的天象預兆著各對應地方的吉凶。例如，秦王李世民發動政變前，秦地出現了太白金星。
對於共130卷，約280萬字的《讀史方輿紀要》為何著重論述當時中國的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並引證了大量史事，推論歷代王朝的成敗得失，顧祖禹解釋為：鑑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汲取古今用兵成敗而慘遭亡國。
另外，對於此書為何如此偏好記錄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顧祖禹也做了解釋：地理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以食為天，行者需靠舟車一樣。只有明晰地利，才可行軍，若再加上"鄉導"的幫助，則可無往而不勝！
但是顧祖禹在強調了地理重要的同時，也強調了“在德不在險”！既：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決定性的因素是人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
例如：在論述歷代都城時，顧祖禹認為是王朝立都之地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地勢並非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
舉例：宋朝建都開封而不是關中長安，最大的一點就是考慮到八百里秦川難以生產足夠的糧食供給四方人口彙集的京師，解決的辦法更多的是依賴外界的輸送。對此可以想象隋朝為何修建大運河？隋文帝與隋煬帝為何頻繁就食洛陽？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為何常在洛陽？而且外界向關中輸送糧食必須經過三門峽，但三門峽之地卻因黃河暴躁常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故。於是，趙匡胤想借關中的地理優勢以達到去除冗兵的目的，卻因涉及的許多實際問題而作罷！併發出一聲長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憚矣！”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可以肯定的說，《讀史方輿紀要》的確是一本綱目分明，論述清晰老道的一代奇書。清末張之洞有言："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啟超也認為："景範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譬如：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討論了明朝的國防以及明都北京的防衛問題。顧祖禹先說歷代王朝但凡立國都比較注重都城外圍的軍事設置，“漢都長安，則置朔方（今靈武）之郡，列障戍於河南（河套鄂爾多斯一帶）。又開河西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以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唐人築三受降城（內蒙巴彥淖爾五原縣、包頭、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則守在河北（黃河以北）。又置安西、北庭都護（新疆庫車、烏魯木齊），則西域盡為臣屬，故關中可以無患。”
接著顧祖禹又說明朝如果想要保證北京城安穩就必須效法漢唐，拿下北京外圍的關山險要之地，如開平（今多倫，如今天的內蒙古對北京的屏蔽）、大寧（今內蒙赤峰市寧城縣，如今天燕山山脈對華北平原的屏護）、東勝（內蒙古托克托，控制陰山山脈以及河套囊括的巴彥淖爾、包頭、呼和浩特）、遼陽（今東北平原與長白山區的臨界點）。但是顧祖禹卻認為明朝對此卻視而不見，將國防政策佈置的十分糟糕，竟然把外圍險要的地區全部丟棄！“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其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哉？（直隸方輿紀要序）”
當然，因為此書經世致用，《讀史方輿紀要》不僅對歷代歷史地理記載的十分詳細，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也很重視。他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
雖然想法很美好，但是現實卻很殘酷！《讀史方輿紀要》是在顧祖禹死後100多年才真正問世的，其間因為各種原因，顧祖禹的原稿多有丟失。另外，加上當時顧祖禹自身多病，也顧不上補綴，故多有不詳細之處。雖然身後之事無法預料，但是顧祖禹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還是儘量做到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
例如：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書中記載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鑑。因為他十分賞識明朝潘季馴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河方針，所以在《讀史方輿紀要》卷126裡，顧祖禹對潘季馴的主張多有引證。
歷代黃河決口、掃蕩區域（均在平原肆虐）
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實在是涉及天下安定的命脈。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來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了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讀史方輿紀要》不僅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如此龐大規模的構思，無疑讓顧祖禹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因為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顧祖禹不辭勞苦地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且十分注重實地考察。可以說，每凡顧祖禹外出，他必然會做一件事：觀覽城廓、山川、關隘、河流。若外出時遇到過往的各地百姓，顧祖禹便駐足與其談論，以求對書中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證。
但是，無論他所做的實地考察如何詳細，困於當時交通條件和政治因素，顧祖禹都只能“偶有涉獵”而已。實際上，他寫書的主要材料還是來源於對圖書資料的探索。所以，儘管全書考證嚴謹、論證可靠，但顧祖禹本人卻不滿意，尤其抱憾於自己難以在實地考察中獲得第一手資料。
最後，《讀史方輿紀要》由於內容豐富、地名齊全、考訂精詳、結構嚴密，不但完勝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記》、明代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統志》，即使與清代的歷史地理鉅著、官修的《大清一統志》相比也毫不遜色。所以，但凡骨灰級的歷史愛好者，他們的書案上必定會擺著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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