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器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重要載體，同時又有亮麗的天然色澤,且不易氧化變色,是製作工藝品的優良材料。自從人類發現認識了金銀之後,就將其加工成各種金銀製品。金銀製品在商代就已出現,春秋戰國時期已有金銀鑲嵌工藝。金銀器皿出現得較晚,漢代以前很少見,至唐代才開始有較多發現。從此以後,金銀器便作為尊貴典雅的象徵,為部分人所擁有。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精品,代表了一個時代金銀器藝術的水平。劉家河出土的金耳環、金臂釧、金笄三件飾品,是我國最早的自成系列的金飾品。而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盞,造型精緻,設計合理,是我國最早的大型金質器皿,也是迄今出土最重的一件金質器皿,代表了先秦時期金銀器製作工藝的成就。再如北京明定陵發現的萬曆皇帝的金絲冠、皇后的鳳冠,工藝精湛,薈萃了掐絲、編織、填絲、累絲、鏨雕、焊接、鑲嵌等技巧,充分反映了明代金銀器工藝的高超水平。龍鳳冠以實物的形式再現了明代皇帝、皇后冠冕的精巧豪華,可與文獻典籍記載相印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金銀器,往往是這個時代金銀器藝術的代表作。
反映了重大典章制度、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如考古出土的王、侯級的金銀印,反映了典章制度中規定的不同等級使用不同規格的印章。其中“文帝行璽”金印是第二代南越王趙昧生前用印,反映了漢初南越王割據一方的局勢。而“廣陵王璽”的出土為日本收藏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認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成為中日友誼的佳話。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鎏金銀茶碾子和鎏金飛鴻紋銀匙,上面鏨刻有“五哥”,五哥是唐倍宗李儇的小名,可知這兩件器物是唐僖宗所供奉的。另幾件器m上的銘文則反映了唐代金銀器宮廷手工業作坊制度。
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載體。如山西大同出土的刻花銀碗,腹壁以樹葉分成四等份,每一等份中有一圓杯,圓杯內雕出一位高鼻大眼、捲髮戴冠的半身像。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銀碗是公元4世紀的安息王朝的作品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廣東遂溪窖藏出土的蓮花紋銀碗,上面刻的波斯文與波斯薩珊王朝銀幣上的銘文字母一致,對研究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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