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固原密須山石窟
絲綢之路上著名石窟須彌山，是絲綢之路文化的重要遺存。
須彌山石窟為全國十大石窟之一，坐落在固原市原州區西北。這裡仍是六盤山的餘脈，屬黃土高原上獨特的景觀——丹霞地貌。出固原古城，沿清水河谷道北行55公里，即抵達頗負盛名的須彌山石窟。石窟造像開鑿在整個須彌山東麓，地當絲綢之路必經之地石門關（古稱石門水）北側。通往這裡的絲綢之路，孕育了須彌山石窟。
須彌山石窟初創於十六國時期的後秦和北魏，興盛於北周和唐代，其藝術成就可與山西雲岡、河南龍門大型石窟造像媲美。作為絲綢之路沿線的古文化景觀，須彌山石窟已延續了1 500多年，歲月的風雨剝蝕了石窟的外表，卻增加了石窟文化藝術的年輪。遺憾的是明代以後，尤其是近代以來，絲綢之路的衰落逐漸使這裡與外界因交通中斷而閉塞，再加上歷代文獻記載較少，幾近被淹沒。在經歷了冷清與長時間的寂靜之後，1982年，這座瑰麗的藝術寶庫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政府撥出鉅款進行大規模修復。現在，這裡不但是學者研究、考察石窟文化藝術的寶庫資料，也成為一處吸引中外遊人觀覽的旅遊勝地。
須彌山稱謂的來歷。須彌，是佛教典籍中的專用術語，通常認為是寶山的意思。佛教經典中所說的須彌山高大無比，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歷史上把石門關之側的山稱為須彌山，自然增加了須彌山的神秘性和濃郁的佛教色彩。據史料看，唐朝，是須彌山開鑿的最後時期，也是規模最大的時期，其最具代表性者就是須彌山大佛，而且是石窟與寺院香火併行。景去寺，就是當時著名的寺院。宋夏時期已有須彌寨的稱謂，須彌寨是因了須彌山而來的。須彌寨的得名應在宋代以前。據西夏官制看，各級地方管理機構以“司”來劃分等級，司分為上、次、中、下、末五品，須彌寨屬於末等司。因此，須彌山之名最晚當始於唐代，相對確鑿年代，應在須彌山大佛開鑿之後。到了唐代末年，須彌山之稱謂已約定俗成。明代《萬曆固原州志》在記《重修圓光寺大佛樓記》碑文裡，已直呼“須彌山”之名了。
須彌山石窟的開鑿，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一是途經固原的絲綢之路的暢通以及中西文化的融會；二是源於北魏時期統治階層的信仰及其崇佛政治環境；三是北周政權奠基人宇文泰對原州（固原）的著意經營；四是唐代原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須彌山石窟稱謂的演變過程。十六國前秦、北朝時期，是須彌山石窟的開創期，唐代是須彌山石窟的鼎盛期。唐代在大佛前已建有規模宏大的景雲寺，唐朝睿宗皇帝有個年號叫景雲（710-711），景雲寺是景雲年間睿宗皇帝敕賜名而來的。宋代須彌山曾有過短暫的繁榮，是在宋徽宗統治的20多年間；宋夏戰爭起來後，固原成為兩軍對峙的前沿，須彌山自然是蕭條了。金代雖然統治短暫，卻對景雲寺有過大規模的修建，而且管理也非常規範。明代正統八年（1443），景雲寺僧綽吉汪速在舊寺基上重建佛殿廊廡，之後上奏英宗皇帝，乞望敕賜寺匾。英宗允應，遂題“圓光寺”匾。據《須彌山石窟碑刻題記》記載，明正統十四年（1445）的《敕命之寶碑》碑文部分文字雖漫漶不清，但大致意思還是能銜接起來的。當時朝廷刻印大藏經頒賜予天下名山，陝西平涼府開城縣所在的須彌山石窟也在賜經之列。“皇帝聖旨，圓光寺……永允供養，以與民祈福。”136-137之後，有明成化四年（1468）敕賜圓光寺碑、敕賜禪林寺碑等（碑現藏於須彌山石窟文物管理所），都記載著明代須彌山石窟寺院文化的變遷。明代，是須彌山石窟再度興盛的時期，但主要是寺院建築的修繕，而不是續開石窟。由於寺院殿閣的修葺，須彌山已隨著人們的審美時尚發展成為一處風景名勝。明清時期的文化人，在遊覽須彌山石窟、景緻之後也留下了流傳後世的詩文，明、清地方誌書裡都有載記，如《登臨須彌山閣》《須彌松濤》等。清代初年，西北用兵，須彌山殿閣得不到修繕和管理，直到康熙年間，才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修復。康熙三十七年《重修須彌山禪院碑記》記載這次修復過程，仍是寺院建築，與石窟開鑿已無緣。
須彌山石窟的開鑿年代。通常說法，須彌山開鑿年代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477-499）。另一說法是在北朝，是一種籠統說法。筆者曾作過資料對比和研究，提出須彌山石窟的開鑿應比通常說477-499年的說法早半個世紀，即須彌山石窟開鑿的早期當在後秦（384-417）末年。
須彌山石窟造像。須彌山石窟，是我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北周和唐代都在這裡進行過大規模的鑿窟造像活動。唐代已是一座規模很大的佛教石窟寺院，建有規模宏大的景雲寺。至今保存有歷代石窟132個，其中70個洞窟有雕造的佛像，較完整的洞窟20多個。這些石窟分佈在山勢迂迴的八座山峰的崖面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大佛樓、子孫宮、圓光寺、相國寺、桃花洞、松樹窪、三個窯、黑石溝。遠遠望去，石窟層層疊架，狀如蜂房一般。
須彌山最著名的造像，就是通常稱為第5窟的大佛樓大佛造像。這是一尊高20.6米的露天彌勒佛坐像，大佛議態端莊而安詳，為唐代武則天時期開鑿；佛像佔整座山頭的上半部分，光一隻耳朵就有兩人高，一隻眼睛足有一人長。這尊高聳的大佛造像雖是砂崖雕鑿，但造型和雕鑿的刀法卻給人以泥塑一樣的溫柔。大佛造型比山西雲岡第19窟大坐佛還高7米多，比河南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大佛也高，是全國大型石窟造像之一。
須彌山大佛開鑿於唐代。唐代的原州，經濟發達，文化繁榮，顯示了盛唐的文明程度。唐代的須彌山，地理位置正當關中北出塞外、西出隴右的要道，隋唐以來著名的七關之一的石門關就在這裡。它不但是都城長安通往西域的要道，也是西域文化傳人中原的必經之地。當唐代佛教與石窟開鑿處在最為興盛的年代，在須彌山開鑿如此高大的佛造像，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目前，權威性的學術觀點認為：須彌山大佛是武則天時期開鑿的，完工於唐玄宗時期。
就其造像的藝術特點看，須彌山大佛造像特徵與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大佛極為相似，有著女性溫柔的共同特徵，這自然與武則天有關，體現了當時造像藝術的背景和審美時尚。唐代禪宗理論的興起，將人性與佛性融在了一起。表現在佛教造像特點上，就是體態健康豐滿，鼻低臉圓耳大，表情溫和。須彌山大佛頭部螺髻，雙耳垂肩，濃眉大眼，嘴角含笑，神態端莊而慈祥。在造型藝術表現方面，大佛是當時審美時尚的體現。
大佛造像前原有大型樓閣建築，建有規模宏大的景雲寺，後世還修建過三層樓閣，故有大佛樓之稱。這裡是須彌山石窟的代表。遺憾的是，大佛樓閣毀於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
關於須彌山大佛造像，還有十分精彩的民間傳說。段寶林、江溶先生主編的《中國山水文化大觀》裡，記載了這些傳說故事，精彩絕倫，讓人們神往。
北魏以前開鑿的石窟，集中分佈在子孫宮區，以第14、24、32、33為代表。石窟形制，多是平面方形覆鬥式或穹隆頂，中心塔柱直接窟頂，柱身為上小下大的梯形式形狀，塔柱四面分層開龕造像，少者三層，多的七層，如第32窟塔柱。窟室四壁，有的也開龕造像。這種石窟形制，是從印度“支提”式石窟演化來的。早期造像，主要有單獨坐佛或立佛，交腳彌勒，大多數是一佛二菩薩，還有乘象菩薩、騎馬菩薩、思維菩薩等。第24窟塔柱上層龕內刻有佛傳故事。佛造像身材高大，盤腿中坐；菩薩造像矮小，侍立佛像兩旁。造像特點是：佛像面目清瘦，身材修長，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裙帶覆蓋於龕下；雙肩稍窄，透視出秀骨清相之美。菩薩也是面目清瘦，身著對襟大袖襦，以寬袍大袖的漢族服裝取代了圓領窄袖的胡服。這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在佛教文化方面的影響和反映。孝文帝改制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服飾改制，不準人們穿“夾領小袖”的胡服，一律改穿漢服。同時，給群臣也頒賜“冠服”讓他們穿戴。須彌山北魏石窟造像的造型和衣服穿戴，就是孝文帝政治改制的一種折射，也是南朝漢式“秀骨清相”藝術風格流傳到北朝之後在須彌山石窟造像過程中的反映。
北周時期，須彌山石窟開鑿數量多，規模大，造像精，在整個須彌山石窟造像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一時期開鑿的窟室主要分佈在圓光寺、相國寺區域，現存主要洞窟有第45、46、51、67窟等。其中第5l窟規模最大，雖因地震破壞嚴重，但石窟是由前室、主室和左右耳室構成的格局是清晰的。這就是通常說的四室組成的中心塔柱式窟，在我國的石窟造像中，這種窟形是較少的。如主室寬達26米，進深約18米，高12米多，主要造像高達7米，是須彌山石窟造像規模最大的石窟。主室高大的方形式塔柱左、右、後三面各開一龕，每龕中雕鑿一佛二菩薩。尤其有觀賞價值的是窟後壁長方形的寶壇上，並列雕鑿有3尊6米高的盤腿大坐佛，造型精美，氣勢雄偉，栩栩如生，是須彌山石窟造像中的精品之一，也是我國石窟藝術的傑作。
北周的石窟樣式，仍為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但已經發生了變化，先前多層中心塔柱上的小佛龕已經無有，每面由一個大龕或與人一樣高的大型造像組成。造像仍以一佛二菩薩為主，主尊佛除結跏趺坐佛外，還有善跏趺坐式彌勒佛。最具代表性的是第45、46兩窟，它們是須彌山石窟造像最多，裝飾雕造最豐富、最華麗的石窟。這裡存有比真人還高的造像40餘尊，龕內有的是立佛，但大多都是一佛二菩薩。佛造像多作低平肉髻，造像由先前的瘦削變得圓潤豐滿，雙肩寬厚，體態健壯，衣服寬鬆；菩薩頭戴矮花冠，兩則寶繒垂肩，面相圓潤，頸上有桃尖形或圓形項圈裝飾，上身纏衣巾，腰裙外翻，顯得很有生氣。在造像內容上，這一時期主要是一佛二菩薩、單身立佛、三世佛、四方佛、交腳彌勒、七世佛等。
與北魏不同的是，北周時期石窟的裝飾有了新的發展，即洞窟的裝飾已按照殿堂廟宇中佛帳的形式雕刻佛龕，富麗華美。這些雕有幔帳式的佛龕，有龕邊龍嘴銜流蘇的畫面等；壁畫多為伎樂飛天、伎樂人等，他們有的吹著橫笛，有的彈著琵琶，有的擊羯鼓，有的奏箜篌。窟頂圍繞塔柱還有翱翔的飛天。佛像底座上的蓮瓣，葉寬瓣厚，古樸典雅。這種裝飾性的圖案和各種各樣的造型壁畫，琳琅滿目，為欣賞者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的藝術視角和多角度的藝術審美空間。同時，也再現了北朝、北周以來須彌山佛教與佛教文化的興盛和繁榮景象。
隋代須彌山石窟也有開鑿。據文物專家考察研究表明，隋代須彌山僅有3個洞窟，且雕鑿較為簡陋。窟的樣式有方形窟和中心柱窟兩種，中心柱窟與佛龕的開鑿在前代的基礎上也有細微變化，即簡化的帳形龕、尖拱龕和圓拱龕三種，尤其是圓拱龕的出現也是值得研究的。
唐代是須彌山石窟開鑿最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鑿窟數量多，雕鑿藝術精湛，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唐代須彌山石窟開鑿主要分佈在大佛樓、相國寺和桃花洞三個區域。第5窟（原編第2窟），原稱景雲寺，是在一座山壁上鑿出的一尊高20.6米高的彌勒坐像。因此，景雲寺是以須彌山大佛為中樞、以大佛樓為代表的石窟區。
唐代石窟開鑿的樣式，在北周的基礎上又發生了新變化，即除個別石窟仍保留了方形塔柱外，方形的佛殿樣式已經取代了北周的塔柱式。窟龕的開鑿大致有：平面橫長方形平頂敞口窟，平面馬蹄形穹隆頂敞口窟，平面方形平頂大窟，平面方形覆鬥頂窟等。主要以方形或長方形平頂或覆鬥頂的中型洞窟為主，不少洞窟內不另開龕，而是將佛像雕置於馬蹄形壇基上，五尊或七尊，多至九尊，以利於觀佛或禮佛。
唐代須彌山石窟，規模最大的是第5窟、第105窟。在佛像的佈局上，佛壇沿著鑿壁設置，或在正面壁上設臺基，闢佛龕，窟室中央空間明顯增大。造像題材也發生了變化，除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外，天王、力士、魔鬼等題材的造型，也出現在石窟中，第62窟最具代表性，也是須彌山石窟造像中最為完整的一個窟。這一窟室為方形，穹隆頂，三壁開龕，中龕為一佛二菩薩，主尊為彌勒佛，旁邊兩龕各雕一菩薩造像。南北兩壁對稱，南龕主尊為地藏菩薩，北龕主尊為彌勒菩薩。兩壁外側，又是手執長矛、身著鎧甲、腳踏魔鬼的天王，造像極為精彩。這一時期造像的主要內容有釋迦牟尼、彌勒佛、接引佛、藥師佛、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等。第105窟俗稱桃花洞，是一座大窟，主室內有近6米高的中心柱，柱四面和壁面開鑿大龕，很有氣勢。 唐代須彌山造像風格，已明顯地表現出世俗化的特點，即以豐滿為美，以雍榮華貴為美。無論佛還是菩薩，是弟子、天王還是力士，都雕鑿得豐滿圓潤，栩栩如生，內著僧衣，衣薄透體，自然流暢。菩薩上身袒露，斜披絡纓，下著貼腿裙，腰間繫帶並折出大裙一角，顯得體透輕紗，多姿多彩。力士袒露上身，下著短裙，採取束紮帶，光腳，攢拳怒目，表現了男子的健康之美。天王身著鎧甲，下著戰袍，手執兵器，腳踩夜叉，顯得十分威武。
元代盛行藏傳佛教。元朝建國後，忽必烈分封其子忙哥剌為安西王，建王府於固原開城。王府信仰藏傳佛教，王府有藏傳佛教高僧。緣此，對於須彌山石窟造像應該也有影響。筆者曾數對須彌山第46、48窟做過考察與辨識，認為須彌山石窟藏傳佛教文化對石窟造像有明顯影響者就是這兩個洞窟：第46窟有改造後的藏傳佛教造像，第48窟的藏傳佛教彩繪造像。從時間看應該是在元代，最晚，也應該是明代初年。明代，是須彌山石窟夕陽返照時期。明英宗賜名“圓光寺”，對須彌山大興土木，整飭修繕，是與明朝政府在固原設置的政治軍事機構和控制西北的軍事政權有直接關係。明代須彌山的再度興盛，已不是前代大規模地開窟造像，而是寺院文化興盛的再現。
須彌山石窟除造像外，還有唐、宋、西夏、元、明各朝代的題記30餘則，壁畫近10處，有明代的壁刻3通。這些題記和碑刻，有助於研究者研究絲綢之路文化與石窟文化在固原的表現，也是文化旅遊觀賞的絕好去處。
須彌山石窟藝術對龍門、雲岡石窟的影響。中國的石窟造像，有雕塑和開鑿兩種形式和類型。由最初的泥塑彩繪過渡到造像開鑿，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由塑像到彩塑與雕鑿共存，再到純石刻雕鑿，這種藝術表現形式是由西向東逐漸發展的。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造像為泥塑，敦煌莫高窟為泥塑彩繪，炳靈寺造像大多為彩塑，或者石胎泥塑，麥積山石窟仍是以石胎彩繪為主；而山西雲岡、河南龍門石窟造像均變成石刻雕鑿。而須彌山石窟造像也是石雕開鑿的。須彌山正好處在西方泥塑與東方石刻的形成與過渡帶上。換句話說，須彌山石窟開鑿早，佛造像是採用石刻手法雕造。這種石窟造像藝術手法的更替和定型，是在須彌山完成的；它為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造像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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